日本人的“季節感覺”比較敏銳，這個跟四季分明的氣候有關，同時，在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里，對于另一種“人文季節”也很敏感，比如到了8月，“戰爭、和平、歷史認識”等似乎成了日本人腦子里的關鍵詞，人們在這個季節重溫“敗戰”的心理軌跡。尤其今年對日本來說是“戰后70年”，今年“8月”之人文季節的特征顯得格外突出。8月的書店里，從各種角度解讀戰爭的書琳瑯滿目，堪稱各種歷史觀在交匯，左翼、右翼從各自的立場來分析戰爭。

近日筆者觀察了東京豐島區一家書店的“戰后70年”專柜所展示的書籍內容，很難把這樣的書籍展示歸結為“左”或者“右”的立場左右，應該說左右的力量對比是旗鼓相當的。

分析一番“戰后70年”的書架的成分，或許可以窺見日本社會的歷史觀動向。著名歷史作家半藤一利被稱為日本“昭和史著作第一人”。眼下，根據他的紀實性小說《日本最漫長的一天：決定命運的八月十五日》改編的同名電影正在日本熱映，同時這本書也在書店熱賣。這本書講的是二戰末期驚心動魄的“宮城事件”，日本少壯派軍人因拒絕投降發起的軍事政變。半藤一利雖然被看成是保守派，但是他對二戰時期的日本軍部持批判態度，不否定天皇的戰爭責任。同時把反對把甲級戰犯供奉在靖國神社里。近年來他還主張維護和平憲法。

半藤一利在8月的書架上占了比較大的分量，他的“歷史有多個側面”的觀點較能為讀者所接受，為大家提供了解讀戰爭的一個歷史側面。

其他一些書籍則體現了對過去的戰爭的一種茫然情緒，比如年輕社會學者古市憲壽所著的《誰也無法告訴我們戰爭》，現在的日本年輕人是典型的不知道戰爭歷史的一代人，他們無法正確認識過去的戰爭。作者為此走訪了日本軍曾經作戰過的地方，尋找戰爭的記憶。這樣的書籍會讓人感嘆，日本人的歷史教育實在太少、起步太晚了。

還有一些書籍則有美化侵略戰爭的嫌疑，渲染戰時士兵的英勇、將領的愛情故事。另一些書籍從技術的層面分析戰爭中日軍的戰艦、戰斗機。比如《零戰99個謎》、《戰艦大和99個謎》、《技術者們的敗戰》等，單單從軍事的角度解讀戰爭，贊美日本的技術。侵略戰爭的道具——“大和”被稱為具有世界最強的攻擊力、防御能力的戰艦，它的技術能力被贊美。

讓人欣慰的是，在書架上發現兩部反省戰爭的作品，一是《赤足小子》，以原子彈爆炸為題材的自傳性漫畫，日本漫畫家中澤啟治的代表作。描寫了廣島原子彈爆炸后的荒涼景象，同時展現了日本軍人在亞洲的暴行，對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進行強烈譴責。另一部作品是小說家妹尾河童的《少年H》，該書以戰爭中的兵庫縣神戶市為舞臺，講述了人稱“H”的充滿好奇心與正義感的少年妹尾肇，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上演充滿歡樂、淚水、勇氣的故事，對侵略戰爭提出了質疑。

8月的書店里各種歷史觀在交匯，給我們什么樣的啟示呢?日本紀念戰爭，往往采取夸大自身悲情成分的模式，紀念自身的災難不遺余力，從各個角度把災難驗證得淋漓盡致，檢驗得很透徹，但是對于反省給他國造成的災難卻有些茫然。日本就是這樣一個“自私”的民族，固執地維持著所謂“獨善”的孤獨民族。

日本評論家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化的時間和空間》一書中闡述了日本文化的本質，從時間上來說是“活在現在”，從空間上來說是——“活在這里”。“活在現在”的思維方式決定了日本人的行動樣式，甚至國家的命運。1945年日本敗戰后，為了解決自身“現在”的生存問題，連外交權都放棄了，日本實行徹底的追隨美國的政策，外交上很窩囊，自己的小日子卻紅紅火火，實現了經濟奇跡。

曾經有傳聞說近年日本右翼人士占領了輿論陣地，左翼或者對華親近的人士都不敢發聲了。實際上，日本社會的輿論空間里，左右兩派一直在進行理論拉鋸戰，比如日本的報紙，從立場上來說，既有左，也有右。可以說輿論的明顯對峙狀態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日本社會思潮的力量平衡。窺視一些日本人的心理，他們不愿意相信日本犯下戰爭罪行，就算心里承認那是“侵略”，也覺得那是遙遠的事了，因為崇尚“活在現在”，他們覺得現實問題比起歷史問題要重要得多。即便如此，我們無法把那些歷史認識模糊的人都定性為“右翼”。

自安倍政權的安保法案出籠之后，日本的左翼勢力明顯地加強了宣傳的力度，逐漸走向前臺，日本各地民眾堅持不懈地進行反戰游行示威，包括高中生和大學生也加入其中，呼吁日本繼續走和平發展之路。安倍政權雖然極力在外交上推行對中國形成包圍圈的政策，但是我們不能簡單歸結為日本已經遠離中國、日本社會在走向右傾化。今天日本經濟對中國的依存度以及日益密切的兩國人員流動亦是顯而易見的，這是中國需要把握主動權的所在。就像8月的書店所展示的書籍那般，日本社會存在多元歷史認識和現實認識思潮，需要我們正確認識，必須記住，日本社會一直存在的和平力量是彌足珍貴的。 

（作者系旅日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