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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鼓起勇氣面對工作

2021-07-20 07:46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chuàng) 梁捷看理想

根據(jù)馬克思的理論，真正重要的是勞動背后的生產(chǎn)關系。沒有哪份工作是“狗屁工作”，真正令人絕望的，是它背后的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

勞動是我們付出勞動力來交換收入的過程。我們對勞動不滿，應該直接挑戰(zhàn)作為整體的資產(chǎn)階級。單純罵一句“狗屁工作”，看似有所反抗，實質上反而掩蓋了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的根本矛盾。

這兩年，一個名為“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的概念流傳很廣，它由美國人類學家大衛(wèi)·格雷伯（David Graeber）提出，指的是功能上不必要的、無意義的工作。

封面

“狗屁工作”的概念似乎解釋了人們面對工作時的無力和痛苦，擊中了許多苦苦掙扎的“打工人”的心。

但在上海財經(jīng)大學經(jīng)濟學院教師、看理想App節(jié)目《生娃·養(yǎng)老·打工人：像經(jīng)濟學家一樣思考》主講人梁捷看來，盡管“狗屁工作”很容易引起共鳴，但這個概念缺乏邏輯和論證，有諸多禁不起推敲的地方。

今天的文章，梁捷從對“狗屁工作”的批評入手，進一步討論了工作的意義。不論你更認可誰的觀點，這樣的思考和討論都是有意義的。

講述 | 梁捷

來源｜《生娃·養(yǎng)老·打工人：像經(jīng)濟學家一樣思考》

“我們是99%”

大衛(wèi)·格雷伯（David Graeber）是近年來很受歡迎的一位人類學家。他一開始在耶魯大學任教，后來由于各種原因離開美國，去了倫敦大學金匠學院，后又轉到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任教。

2011年，美國爆發(fā)了一場很有名的社會運動——“占領華爾街”，這場運動后來席卷了全世界。格雷伯是這場運動的發(fā)起者之一，那句非常有影響力的口號“我們是99%”，據(jù)說就出自他之手。

來源：Medium

過去流傳著“二八定律”的說法，也就是20%的人掌握80%的財富，而80%的人只掌握20%的財富。但是格雷伯認為，這種“二八定律”過時了，他主張的是1%的人掌握了99%的財富，99%的人只掌握1%的財富，而我們就是那99%。

這種口號本質上非常激進，一下子就點燃了人們的熱情。

“占領華爾街”運動既是失敗的，又是成功的。它早就中止了，但引發(fā)了大量的討論。在運動結束后，涌現(xiàn)出諸如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這樣從左翼角度重新探討收入分配的重要著作。

可以說，“占領華爾街”運動直到今天仍然還有回響，它確實是這些年來非常重要的一次世界性的社會運動。

大衛(wèi)·格雷伯出版過多本著作，比如《債：500年債務史》《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以及下文要提到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a Theory）。

“狗屁工作”的概念存在哪些問題？

在《狗屁工作》一書中，格雷伯的核心觀點是：有人不斷發(fā)明毫無意義的工作，只為讓更多人一直有工作做。

比如給寵物洗澡、通宵送披薩之類的工作，之所以會存在，是因為他們所服務的人在其他崗位上工作的時間太長了。

一個人養(yǎng)寵物，卻因為太忙不能親自給它洗澡；因為有人會很不正常地工作到半夜兩點，才會需要送披薩的人。

這個社會系統(tǒng)會源源不斷地發(fā)明出一些看似需要的工作。就好像當年在蘇聯(lián)百貨商店里，賣一塊肉需要三位店員的協(xié)同合作。也許這三位店員真的可以告訴你他們的具體勞動分工，每個人各司其職，沒有一個人是多余的。但我們從常識和經(jīng)驗出發(fā)，會知道這種事情一個人就可以處理了。

所以，格雷伯建議把這種類型的工作稱為“狗屁工作”。

格雷伯還具體地給出了五類“狗屁工作”。第一類叫做“隨從”，這是為滿足上級或管理人員的虛榮心而存在的工作，例如前臺、行政助理、門衛(wèi)；

第二類叫做“受雇的打手”，是代表公司其他員工而存在的工作，通常他們的存在是因為其他公司也有相應的職位，比如說公司的公關、游說人員、法律顧問等等；

第三類是“修正人員”，他們的存在是為了修復一些本可以避免的錯誤和問題，比如專門修復代碼的程序員，專門安撫乘客的航空公司員工等；

第四類叫“打勾者”，負責宣傳展示公司做過什么事，通常是宣傳公司并沒有做過的事，例如公司內刊雜志的編輯、業(yè)績監(jiān)督員等；

第五類是“監(jiān)工”，主要是管理一些不需要管理的人，或為其他人創(chuàng)造更多狗屁工作的工作，比如公司中層，或者職業(yè)管理人員等。

據(jù)格雷伯調查，大約有四成的人在干著這類“狗屁工作”。這些人沒有辦法證明自己的工作不屬于“狗屁工作”，為了假裝工作有意義，不得不勤勤懇懇地干著這些工作，還試圖擴張，招募更多人來一起工作。

當然，由這些工作擴展出來的工作，必定也是“狗屁工作”。但是干的人多了，大家好像就找到了意義，覺得自己從事的不再是“狗屁工作”了。

但是，為什么前臺、門衛(wèi)是“為滿足上級或管理人員的虛榮心而存在的工作”。前臺是隨著公司規(guī)模增加、勞動分工變得復雜以后自然而然產(chǎn)生的一種職業(yè)，這跟虛榮心有什么關系呢？

為什么一個公司的法律顧問，就成了“受雇的打手”？當兩個人、兩個企業(yè)出現(xiàn)矛盾糾紛時，在完全不存在法律的叢林環(huán)境里，那只能依靠暴力了。有了法律，雙方就可以依照法律行事，極大地降低了交易費用。

為了保障法律系統(tǒng)的運行，我們就必須有法院、法官、律師這些系統(tǒng)。大企業(yè)每天要處理各種法律問題，在企業(yè)內部雇傭一個專職的法律顧問，怎么就成了“受雇的打手”呢？

修正人員的存在，是“為了修復一些本可以避免的錯誤和問題”。但什么錯誤、問題是本可以避免的？交通事故可以避免嗎？我們只能設法降低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卻永遠沒有辦法徹底消除交通事故。

只要是人的行為，就可能會出現(xiàn)錯誤和問題。那些目的是修正錯誤的工作，在實踐中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類工作是“宣傳展示公司做過什么事”，從行為經(jīng)濟學的角度來講，對于一家公司而言，對內的激勵和對外的宣傳都至關重要。

第五類則是我們俗稱的“管理工作”，也是所有商學院學者正在研究的內容，所有MBA學生正在學習的內容。

今天人們面對的勞動環(huán)境是否變壞了，

很難一概而論

在格雷伯眼中，有哪些工作不是“狗屁工作”，是真正有價值的工作？

他喜歡舉這樣一些例子：倫敦地鐵工人罷工，整個倫敦地鐵就癱瘓了，人們感到生活變得極不方便。金融資本家成功地煽動起人們的不滿，把怒火投向地鐵工人，而地鐵工人已經(jīng)用行動證明，他們的工作是必要的，不是“狗屁工作”。

我當然能夠理解格雷伯對于金融系統(tǒng)的仇恨，他們是所謂的1%。但是“地鐵工人的工作是必要的，而金融工作就是‘狗屁工作’”，這種論證邏輯實在經(jīng)不起推敲。

這次疫情期間，世界各國人民都減少出行，甚至在一些時候，地鐵等公共交通都停止運行了。金融系統(tǒng)主要在網(wǎng)上運行，受到的影響沒有那么大。我們是不是可以說這次疫情證明，地鐵工人、公交車司機這些工作都是“狗屁工作”，而金融工作才是必須的？當然不是。

公共交通暫時減少或者停止，整個社會雖沒崩潰，但是付出的代價十分巨大。對于整個社會而言，損失并不只是那些地鐵票，而是那些必須通過地鐵通勤來實現(xiàn)的工作。地鐵工人的工作只是對地鐵負責，而地鐵是整個社會經(jīng)濟得以正常運轉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罵自己的工作是“狗屁工作”，但作為一個嚴肅學者，不應該把這種情緒性的發(fā)泄當作議論的證據(jù)。

格雷伯還喜歡引用凱恩斯在1930年說的一句話，“隨著科技的發(fā)展和機械自動化，到世紀末，我們每周只需要工作十五個小時。”世紀末早就過了，可我們的勞動時間不僅沒有減少，好像還在不斷增加。格雷伯也把這種觀察到的現(xiàn)象歸結于狗屁工作。

但是格雷伯觀察到的現(xiàn)象又是錯的。根據(jù)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總體而言，在過去四十年里，各國的平均勞動時間確實有所下降，尤其在歐洲，平均勞動時間下降了非常多。

雖然我們的平均勞動時間還沒有降低到每周十五個小時，但是科技發(fā)展和機械自動化，確實幫助我們減少了勞動時間。

我們今天的工作與凱恩斯時代的工作已經(jīng)大不相同，很多當年流行的工作已經(jīng)消失了，比如打字機打字員，比如電話接線員。但有更多的工作被發(fā)明出來，比如軟件程序員，比如送快遞的送貨員。

今天人們面對的勞動環(huán)境，到底變得更好還是更壞，這很難一概而論。

在凱恩斯時代，即使是美國，成年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也不到25%，四分之三的女性不能工作，要在家里做全職主婦?，F(xiàn)在，美國成年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是58%，比凱恩斯時代翻了一倍還要多。到底哪一種工作環(huán)境對于女性更有利，大家可以自己去評判。

那么在未來，有哪些工作會更吃香，哪些工作更有可能被電腦或者機器人所取代？

著名經(jīng)濟學家弗雷在幾年前曾經(jīng)寫過一篇文章，分析不同職業(yè)所面臨的被取代的風險。他認為最有可能被取代的，也就是所謂的“高風險職業(yè)”，主要是低端服務業(yè)，包括銷售人員、出納人員、營業(yè)員、交通和物流服務人員、辦公室和行政支持人員還有建筑業(yè)服務人員。

而不太可能被取代的，所謂的“低風險職業(yè)”包括：職業(yè)經(jīng)理、商業(yè)和金融服務人員、與教育/醫(yī)療和藝術類相關的職業(yè)，還有工程師和科研人員。

格雷伯最為支持的那些低端服務業(yè)，風險是最大的，而被格雷伯欣賞的藝術家和鄙視的金融家，其實都很難被機器所取代。

讓人絕望的不是“狗屁工作”，

是它背后的生產(chǎn)方式

很多工作真的是沒有意義的“狗屁工作”嗎？

一些工作在外人眼里可能沒有意義，但是只要在發(fā)工資的老板眼里有意義，那就足夠了。比如，我不打游戲，那么游戲裝備的交易，或者游戲代練，對我而言沒有意義，但有人會為此付費，對于那些人來說，那就有意義。

這個世界很大，勞動分工的復雜程度超出我們的想象。

當你在網(wǎng)上隨便買個東西，從生產(chǎn)到銷售到快遞，可能要經(jīng)過數(shù)十個人的協(xié)同合作、沒有一個人認識你，沒有一個人能說清楚產(chǎn)品的最終目的，但每個人的工作都是有意義的，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指揮他們，最終完成了“買東西”這樣一件日常的、平淡無奇的事情。這就是經(jīng)濟學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