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華書局總經理徐?。簝伞段宕贰沸抻喅脚f版

澎湃新聞記者錢冠宇

2015-08-16 17:12

來源：澎湃新聞

兩《五代史》的點校、修訂，與其他各史一樣，是一個學術接力的過程。修訂工程的定位，是在原點校本基礎上，基于新的學術條件，按照修訂工作總則規定的要求進行，以期形成一個標點準確、?？本珜彙㈤喿x方便的升級本。兩《五代史》的修訂達到了這一要求，實現了超越舊本的目標。

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

澎湃新聞：繼2013年《史記》修訂本出版之后，時隔兩年，“二十四史”修訂工程最新成果《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將在上海書展首發，請簡單介紹一下兩《五代史》修訂本的出版情況。

徐?。?/strong>《史記》修訂本的出版，標志著“二十四史”修訂工程進入編輯出版階段。在兩《五代史》修訂本出版之后，修訂本的出版進度會有所加快，目前有多部修訂本在編輯審稿加工中。兩《五代史》修訂工作由復旦大學陳尚君教授主持，《舊五代史》2007年10月通過修訂方案，《新五代史》2009年2月通過修訂方案。此后先后完成樣稿評審，分別于2011年6月、2012年10月完成并提交了修訂初稿。2013年11月起，編輯組用一年時間進行審讀加工，同時約請有關專家審稿。修訂組在接到初審稿之后，又用了近一年的時間進行補充完善。后期定稿階段，修訂組、編輯組往返磋商，并利用寒暑假集中辦公，協同解決復校和二三審問題，最終定稿。兩史修訂出版過程歷時七年。

澎湃新聞：兩《五代史》點校本，是所謂“上海五史”中的兩種，1970年代由上海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承擔點校，這次修訂仍由上海學者完成，并選擇上海書展首發，有什么特殊的考慮嗎？

徐?。?/strong>在修訂工程啟動之初，對于修訂承擔單位和主持人的遴選，我們有幾條原則，其中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是從延續性考慮，盡量選擇原點校單位；二是從學術力量考慮，盡量選擇于本史有積累的學科點。復旦大學是《舊唐書》和《舊五代史》的點校單位，陳尚君先生長期從事唐宋文獻整理研究，當時剛剛出版《舊五代史新輯會證》，是兩《五代史》修訂的不二人選。現在看，這個選擇是對的，復旦大學對修訂工作非常支持，先后留校兩位博士研究生——唐雯和仇鹿鳴。兩位年輕學者，專職修訂工作，完成修訂的同時，學有所進，現已成為所在學科出色的學者。選擇上海書展首發，一方面是因為上海書展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也的確包含了我們對四十年前“上海五史”點校的一次回望和一份敬意。

《舊五代史》工作本（卷一）
澎湃新聞：能談談1970年代“上海五史”點校的情況嗎？
徐?。?/strong>關于“上海五史”，不少當年參與其事的先生還健在，如復旦中文系的陳允吉先生，復旦歷史地理所的王文楚、鄒逸麟先生等。上海古籍出版社陸楓、華東師大古籍所裴汝誠、復旦中文系王運熙等先生，也離世不久。陸楓是全程參與“上海五史”的編輯，他也參加了我們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召開的修訂座談會和后來在復旦召開的《舊唐書》《舊五代史》方案評審會。修訂調研時，我還專程拜訪過王元化、王運熙、裴汝誠、陳允吉先生，他們所知所憶，更為真切，我這里主要根據檔案資料，做些介紹。
1971年恢復“二十四史”點校，將其中五史轉交上海承擔，有一種說法是張春橋、姚文元有意搶功，周總理知道后進行了干預，其中細節大家并不清楚。據檔案所存抄件，在全國出版工作會議期間（1971年3月15日至7月30日），4月2日，姚文元在請示并獲得毛主席批示同意后給總理寫了一封信，重提“二十四史”點校一事。周總理當天即批示“都請中華書局負責組織，請人標點，由顧頡剛先生總其成”。
關于1971年恢復點校，我所看到的最早一份文件，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發往湖北咸寧文化部直屬干校十六連（原中華書局）的公函，時間是1971年2月10日，在姚文元給總理寫信之前近兩個月，事由是“聯系標點廿四史事”。信中說：“最近接獲上級指示，關于廿四史的標點任務今后由上海地區承擔，根據分工，我社將負責組織、聯絡、出版等項工作。”列舉了急需了解的十個方面問題，希望中華在十天左右回復。信中還提到，準備在2月15日開辦為期兩周的標點學習班，希望中華派人來“作一次比書面詳盡生動的情況介紹”，并計劃派人到北京聯系借用資料，到十六連開座談會了解情況。由此看來，最終上海僅承擔其中五史，與起初的準備和計劃是有較大變化的。
澎湃新聞：那后來京滬兩地的分工與合作情況如何？
徐俊：在接到總理批示后，國務院出版口向在京參加出版工作會議的上海方面代表和中華書局做了傳達。4月7日，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吳慶彤、國務院出版口領導、學部留守組軍代表及中華書局負責人一行，親自到干面胡同顧頡剛先生家中，傳達總理批示。顧先生用一周多時間，寫出了一份《整理國史計劃書》。4月29日，吳慶彤主持，邀請顧頡剛、王冶秋、白壽彝、高亨、許大齡及中華書局汝曉鐘、上海方面軍代表繩樹山，召開座談會。5月3日，國務院出版口正式向周總理報呈《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請示報告》，經全體政治局常委傳閱后，毛主席5月13日批示“同意”。報告明確了“人員的組織和分工”，點校工作分別在北京、上海兩地展開，兩《唐書》、兩《五代史》和《宋史》轉由上海承擔，都用中華書局名義出版。此后，由京滬兩地參與點校工作的代表參加，在北京舉辦了半個月的學習班，學習領會報告精神，確定工作方法。從圖書資料、點校體例到版式字號等所有事關整體的方面，都與北京中華書局商量解決，檔案中留下了大量往還信件。
上海方面對五史和相關工作進行了分工，由復旦大學、華東師大、上海師院、上海市直屬干校新六連（原上海歷史研究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五家單位參加。點校工作分為三個點，復旦承擔《舊唐書》和《舊五代史》，華東師大承擔《新唐書》和《新五代史》，上海師院和直屬干校新六連承擔《宋史》，出版社負責組織聯絡。三個點、上海人民出版社，加上中華印刷廠，共五方面的負責同志組成校點工作領導小組，定期舉行會議，研究問題，布置任務。開始階段，上海人民出版社內部由政治讀物組負責，到后期《宋史》編輯出版，由恢復獨立建制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負責。
據當時的資料，1971年點校組組建之初，參加三個點工作的共有六十三人（次年達八十七人），絕大多數是中文、歷史兩系的教師，少數來自歷史所。六十三人中，五十六歲以上的老年人二十九人，三十五至五十五歲之間的中年人二十八人，三十五歲以下的青年六人，實行老中青三結合，發揮集體力量。除了少數體弱多病者在家工作外，都集中辦公，復旦和華東師大兩個組都有工宣隊參加。就兩《五代史》而言，參加者就包括復旦的朱東潤、陳守實、張世祿、胡裕樹、顧易生、徐鵬、陳允吉等先生，華東師大的徐震堮、周子美、林艾園、金祖孟、馬興榮等先生。此外，還在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室組織了二十多人參加的復校班子，譚其驤先生領銜。

兩五代史點校體例文件
澎湃新聞：當時點校組的工作情況如何，大家一定很感興趣，能簡單介紹一下嗎？
徐?。?/strong>有兩點是貫穿當時點校組日常工作的，一是政治，二是進度。政治上，首先是“文革”那個特定的政治環境，其次點校工作有毛主席批示，所以上海點校組受“市革會”和“一辦”的領導，點校工作不能脫離政治。比如，每天堅持一小時，每周安排兩個半天和兩個晚上的政治學習；堅持參加本單位大的政治活動；聯系社會上重大的階級斗爭、政治斗爭，聯系史書的具體內容，聯系點校人員自身的思想實際，舉行各種形式的批判會、討論會，出大批判專欄，展開革命大批判。
當時的“情況匯報”中舉了一些生動的例子，但大都沒有留下當事人姓名。匯報中說：由于堅持大學習大批判，點校組的面貌有了新的變化，雖然整天與故紙堆打交道，政治空氣卻比較地濃起來了。有一位七十歲的老教師，學習時積極準備發言，并熱情唱革命歌曲。師大一位老教師，血壓高到二百多，還堅持半天工作，許多同志晚上還把書稿帶回家看，星期天也不休息。有的同志國慶休假期間一直在加班校點。工作中有矛盾、有問題，能展開熱烈認真的討論，舊時代文人相輕的壞習氣受到了批判。也有反面典型。匯報中說師院有一個所謂“宋史專家”，名利思想嚴重，看不起校點工作，帶著“總比坐冷板凳好”的消極情緒，參加《宋史》點校，負責通讀，大翹尾巴，認為自己了不起，對別人改動他通讀的東西非常惱火。有的人對所謂“賢明”的封建帝王很欣賞，對失意的封建官僚深表“同情”，說明不反復開展大學習、大批判，有些人就可能走回頭路。從這些零星的記錄中，我們可以大致看到當時的政治環境和工作氛圍。
至于進度問題，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政治問題。上海于1971年9月初舉辦了學習班，討論各史樣稿，確定任務目標。到12月，《舊唐書》（共兩百卷）初點一百四十卷、通讀五十卷；《新唐書》（共兩百二十五卷），初點一百六十卷，通讀五十卷；《宋史》（共四百九十六卷）初點兩百四十卷，通讀一百卷；兩《五代史》計劃次年二三月開始，整體速度相當快，并樂觀估計“上海五史的校點工作，到明年國慶基本可以告一段落”。當然實際進度大大推后，《新五代史》1974年出版，《舊五代史》1976年出版，《宋史》出版已經是1978年。
澎湃新聞：您怎樣理解和評價兩《五代史》當時的點校工作？
徐?。?/strong>我覺得應該從兩個層面來理解當時的點校工作，一是要了解當時的點校原則，二是要了解實際所做的工作。要客觀評價最終呈現的點校結果，不能脫離當時的政治環境、學術條件和時間要求等因素。
1971年以后的點校工作，在方法上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轉變。趙守儼先生總結說：“主要有兩條：一條是對本校、他校作了限制，規定只在點不斷、讀不通的地方使用這兩種方法，這比第二階段顯然倒退了一步。另一條是版本異同擇善而從，不出校記?！边@兩種改變的目的，都是為了避免煩瑣。為此上海點校組通過學習討論，明確了指導思想：標點分段同校勘比較，標點分段是主要的，校勘是次要的；在?？敝?，版本互校是主要的，只有在“點不斷、讀不通”的情況下才進行本校、他校。復旦點校小組拿陳守實先生作對照舉了一個例子，說個別點校人員存在著煩瑣考證傾向，不能正確對待從中華書局借來的材料，在校勘上花的工夫過多，影響了工作進度?！斑B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陳守實都感到過了頭，認為這樣搞下去，要成為?？睂＜伊恕！?/p>
因此復旦提出了“三校、三不?！痹瓌t：錯脫衍倒校；點不斷、讀不通校；重要人名、地名、官名校；史實錯誤不校；本書矛盾不校；涉及修辭問題不校。但實際操作層面，“上海五史”并沒有嚴格遵守以上界限，各點校小組和不同時段的工作也有差別，《舊五代史》就沒有“擇善而從，不出校記”，沒有不主一本，而是以1921年南昌熊羅宿影庫本為底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致趙守儼信
總之，無論是從體例文件，還是現存原稿、長編看，“上海五史”的工作程序是符合規范的，后臺工作在當時條件下也是基本完備的。工作程序上包括初點、通讀、復校三個環節，分工合作。各史內部分為三四個小組，各承擔若干卷，負責初校、標點、分段，寫出校勘記和校點長編。通讀組由兩三位業務較熟悉者組成，通讀初點稿，統一體例，糾正錯誤，解決遺留問題。復校組在排出的校樣上進行全面復校，改正錯誤，完成定稿。
具體到兩《五代史》點校本的成績，因為兩史的文本特點不同，整理基礎不同，點校本呈現的工作深度有所不同。但客觀地說，在那樣的時代條件下，達到這樣的水平，很不容易。包括在版本和校勘資料的搜集利用上，現在檔案里保存了大量當時南北兩地借用善本圖書的記錄，可以說做了最大的努力，盡管現在看來有諸多欠缺。
1971年7月，中華書局和上海還一起商定了如何送交顧頡剛先生“總其成”的辦法，確定京滬擔任的各史，各自負責定稿，排出清樣后交顧先生審閱。實際似并未完全施行。1973年6月，北京和上海兩地的有關人員在京召開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匯報會，顧頡剛先生參加了會議，并對二十四史殿本等問題提出了一些意見。
澎湃新聞：大家都知道最早兩《五代史》是陳垣先生帶著劉乃和、柴德賡兩位做的，與后來上海完成的兩史點校本有多少承續關系？
徐?。?/strong>兩《五代史》由陳垣先生負責，劉乃和、柴德賡分擔二書整理。1963年秋冬之后，唐長孺、王仲犖、劉節、羅繼祖、鄭天挺等先生陸續進京入住翠微路中華書局大院，就是后來傳為佳話的“翠微校史”。協助陳垣先生點?！缎挛宕贰返牟竦沦s先生后來也借調到京，但為了便于向陳垣先生請教及與劉乃和先生研究工作，沒有住到翠微路?；蛟S是因為沒有集中辦公，檔案關于這個時期兩《五代史》的材料很少（所知如1963年12月，二十四史點校會議曾專門印發討論了陳垣《標點舊五代史問題》），我們只能從后來出版的陳垣先生年譜資料中知道大概。
陳垣先生《標點五代史問題》
1971年兩《五代史》轉由上海承擔，按要求中華書局將“文革”前五史的全部資料移交上海。根據1972年2月印發的《標點舊五代史的幾點意見》及所附?？庇涗洸莞灞恚覀兡軌虮容^清楚地知道上海點校組參考使用的范圍。“《舊五代史》已有劉乃和、北中華兩種標點本稿本，質量尚好”，“劉乃和以劉本為底本，而校以熊、殿本及《冊府》等書，北中華以熊本為底本而以劉本為工作本，校以殿本、《永樂大典》、《冊府》等”。“移交來材料殘缺很多，如劉乃和?？庇洸莞?，梁、唐、晉部分已有殘缺，漢、周以后幾乎全缺”，“劉乃和在工作本天頭上有關于?？钡呐ⅲ孰m無校勘記，也有些線索可尋”。另外，這份意見還指出，劉乃和、北中華原來的校勘范圍都比較寬，目的是打好基礎，供今后定稿時選擇，按照新的體例，初步估計可刪的約一半。
《新五代史》的情況也近似，1972年10月印發的《校點新五代史補充體例》（修改稿）所附《校點新五代史工作本、校本及主要參考資料》中，著錄有“柴德賡標點本”、柴德賡《新五代史校勘記》，后者并有說明：“以同文本為底本，用南監本、百衲本、鄂本、汲古閣本、貴池本及劉校本作校本的。”并提到“柴校勘記，可依我們今天的體例加以審定”，“柴已記于校勘記的，一般均入長編”等處理原則。
1971年10月起，上海方面就一再向中華書局催問《新五代史》初點稿，并向柴德賡先生生前所在的江蘇師范學院發函查詢而未果。這部同文本《新五代史》是1972年9月才發現的，在隨原書寄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信中，趙守儼先生說：“最近從陳垣同志藏書中發現了一部《新五代史》標點本，已全部點完，書眉還有些墨筆批注。我們研究后，認為不是出自陳老之手，也不是柴德賡、劉乃和的筆跡。究竟誰做的，現在還不清楚。我們翻閱了一部分，感到標點有些錯誤，只能作為參考。此書已從陳家借來（五洲同文本，共十本）?！边@很容易令人聯想到近年影印出版的《柴德賡點校新五代史》，二者版本一致，所描述的批點形式相似，雖不能確定為同一部書，但點校本《新五代史》比較多地參考了柴德賡初點本，應該是可信的。
澎湃新聞：剛才談《舊五代史》時，您提到“有劉乃和、北中華兩種標點稿本”，“北中華標點稿本”指的是什么本子？
徐?。?/strong>這個本子是1967年“文革”中二十四史點校短暫恢復時期的成果，是上海點?！杜f五代史》參考的另一個來源。
1966年“文革”爆發，二十四史點校被迫停頓。1967年5月，在運動搞得最“熱鬧”的時候，中華書局執行戚本禹的指示，二十四史點校曾曇花一現地恢復了不到一年時間。一部分外地學者借調到中華，又從學部系統和北京高校補充力量，加上中華的編輯，分編成七個點校組。另設秘書組總管業務工作，序言組負責撰寫批判性的出版說明。所有參與者每天都到中華書局，按時上下班。何茲全先生的自傳《愛國一書生》有一章，所記就是這個階段的點校工作。
兩《五代史》和《宋史》，當時編為第四組，《舊五代史》主要由局內的徐調孚、程毅中、周妙中等先生承擔，《宋史》由局外的鄧廣銘、陳樂素、王樹民先生，局內的傅璇琮、李思敬等先生承擔?！杜f五代史》以熊氏影庫本為底本，據1968年2月小組會議的記錄，當時已經點完，部分吸收了1966年前陳垣先生的點校成果，通校了劉本、殿本、孔本，核校了《冊府》《大典》，開始覆看并撰寫校記，是各史中進度最快的，而《新五代史》還一點都未動。移交上海的“北中華標點稿本”就是這個本子，但不全，缺約五十卷。另外同時移交的還有與《永樂大典》校對材料、注明《大典》卷數的出處記錄等，也是1967年的工作成果。

程毅中草擬舊五代史點校工作初步設計
澎湃新聞：兩《五代史》點校分別由復旦和華東師大承擔，兩者在版本和資料的獲取使用方面，有差別嗎？
徐俊：當時“上海五史”的版本和?？辟Y料一般是各點校組提出，統一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負責聯絡及借閱，統一管理。就兩《五代史》而言，向北京圖書館借調了《舊五代史考異》（面水層軒抄本）、《舊五代史》（抱經樓抄本）、《五代史》（成都書局本）、《五代史記補注》（述鄭齋抄本）等善本原書?！杜f五代史》組一直追尋章鈺過錄孔葒谷校本《舊五代史》，最終北圖因備戰需要將部分書運往三線，未能取用，所以只用了1967年北京中華的過錄資料?！缎挛宕贰方M參校的汪文盛本，也是上海圖書館剛剛從三線調回的。此外還向北圖、遼圖、浙圖去函查對了文津閣、文溯閣、文瀾閣四庫本《舊五代史》版本細節，向南圖查核了八千卷樓抄本《五代史考異》。中華書局除上列移交的點校成果外，先后借調到上海點校組的還有一些，如：宋本《冊府元龜》毛樣、新攝未印《永樂大典》照片，以及部分研究資料，如丘瓊蓀《歷代樂志律志校釋》稿本等。
檔案中記錄了一件小事，事主也是《舊五代史》組的一位老先生。老先生在使用北圖所藏《舊五代史考異》時，擅自用紅筆涂改了兩個字（卷一第77、86頁），被點校組領導發現后，又用白粉涂去。這個錯誤當然很嚴重，點校組開會對老先生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批評，并責成他做書面檢查。在1973年6月歸還《舊五代史考異》時，上海人民出版社專函報告“涂改《考異》兩個字的經過及處理情況”，并附交了老先生的書面檢查。
兩《五代史》是在各自基本完成兩《唐書》點校之后進行的，因此已經積累了相當的經驗，總體都很順利。《舊五代史》因為是一部輯佚書，清輯本形成年代雖近，但是傳本復雜，互有差異，寫定工作要大很多。如據北圖藏《五代史考異》，補足《舊五代史》底本未收的一千兩百多條，收錄《考異》所附《五代史補》《五代史闕文》共一百二十多條?！缎挛宕贰肥褂冒姹鞠抻诩彻砰w本、殿本等明清版本和劉本、百衲本等近代影印本。從現存檔案資料看，《舊五代史》組在版本及資料的搜尋上，頗費功夫。1975年底，《舊五代史》清樣通讀結束，當時復旦點校組還有朱東潤、蘇乾英、周斌武、徐鵬和胡裕樹五位。他們還同時完成了《五代會要》《舊五代史考異》《五代史補》《五代史闕文》單書的標點整理，《考異》等三書因為基本納入了點校本而未安排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致南京圖書館查詢五代史考異函
澎湃新聞：通過您的介紹，大家對點校本形成的過程有了一個總體印象，當年點校工作的時代局限、工作重點和存在的缺憾，也都有所體現。那么您覺得兩《五代史》修訂本是否實現了彌補缺憾、超越舊本的目標，體現在哪些方面？
徐?。?/strong>兩《五代史》的點校、修訂，與其他各史一樣，是一個學術接力的過程。修訂工程的定位，是在原點校本基礎上，基于新的學術條件，按照修訂工作總則規定的要求進行，以期形成一個標點準確、校勘精審、閱讀方便的升級本。我認為，兩《五代史》達到了這一要求，實現了超越舊本的目標。
大的方面說，修訂本的整理目標和要求，與點校本是不一樣的，前面介紹的點校本的種種局限，在修訂中都要以現代古籍整理規范標準來做，按照修訂工作總則來做，這個變化，帶來的是貫穿全過程各環節的根本改變。修訂本《舊五代史》仍以熊氏影庫本為底本，全書?？庇浖s為原點校本的三倍，標點修訂約兩千多處。修訂本《新五代史》以百衲本影印元覆宋慶元本為底本，原點校本出校較少，只有一百五十八條，修訂本增加一千一百多條，改動標點千余處。就兩《五代史》修訂本最突出的完善提升來說，我覺得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對海內外存世版本進行了系統調查，梳理版本源流，以最接近原書面貌的早期版本為底本，選擇具有?？眱r值的重要版本為通校本，版本?？奔氈鲁浞帧１敬涡抻唽伞段宕贰钒姹镜恼{查、復制和使用，不但大大超過點校本，也刷新了目前學術界的一般認知。
二是對兩《五代史》的源出文獻和相關文獻，進行系統排比互校，以揭示史文淵源，訂正流傳中的訛誤。特別是《舊五代史》，據《通歷》《冊府元龜》《太平御覽》《五代會要》等同源文獻做了大量的他校工作。
三是廣泛利用出土文獻，尤其是新出碑志，進行細致的比勘校證。近三十年來，新發表墓志數量眾多，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修訂組的三位成員對出土文獻都比較熟悉，也是修訂中用力較多的部分。對墓志等石刻資料的運用是修訂本的一個亮點。
四是對于學術界有關兩《五代史》的研究考訂成果，特別是點校本出版以來的各類補正考訂文章，作全面的調查和搜集，予以適當吸取。《舊五代史》雖然確定在清輯本范圍內，但從陳垣到陳尚君諸家新輯薛史的努力，尤其是陳尚君《舊五代史新輯會證》的先期成果，為修訂提供了豐厚的學術支撐。
概括起來說，兩《五代史》修訂本對存世版本進行了全面的搜集和系統比勘，對相關宋元文獻做了全面網羅，對出土文獻和碑志有充分的掌握和恰當利用，無論是對版本資料的占有使用，還是對文本的認識和處理，都有大幅進步。這幾個方面，在我們約請的專家審稿反饋中，是比較一致的評價。

修訂本兩五代史書影
澎湃新聞：這次修訂在版本尋訪和利用上，收獲特別大，請您舉幾個例子。
徐?。?/strong>較之原點校本，變化最大的是版本的搜尋和使用。當年點校是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下展開的，對于流散海外的善本基本未能利用，這也是整個“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一個遺憾。
本次《舊五代史》復制利用的孔葒谷舊藏鈔本、邵晉涵舊藏鈔本，分藏于臺灣和日本，兩個本子都是《舊五代史》輯佚過程中流出的鈔本，保留了較為原始的面貌。這兩個本子的獲取都值得一說。關于孔本，原先只知道北圖所藏章鈺過錄本，1960年代中華點校時，曾經將孔本中獨有的六十多條注文過錄下來，移交上海點校組后，他們一直追尋章鈺過錄本，最終也未能取用。這次在臺灣“中央圖書館”的支持下，復制了全本，用作修訂通校本。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邵晉涵舊藏鈔本，過去學界了解更少。邵本原為陸心源皕宋樓舊藏，清末流失日本。陸心源《重輯舊五代史原稿跋》稱為邵輯薛史底本，《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也有著錄，但一直未引起關注，最終頗費周折、費資甚大，全本復制，也用作修訂通校本。盡管如此，也還有遺憾。清末輯自《永樂大典》的重要史籍，保留清人諱改痕跡的初輯本近年陸續發現，如《三朝北盟會編》的初輯本在上海圖書館，《續資治通鑒長編》的初輯本在湖南省圖書館，我們也期望《舊五代史》初輯本能夠重現于世。
《新五代史》的主要通校本更是作了全面替換，原點校本通校本選用的基本是明清以來的通行版本，而且版本系統單一，對存世的宋元本基本沒有利用。修訂本除仍以百衲本為底本外，抽換了所有的通校本，在充分的文本比對基礎上，選擇以國家圖書館藏南宋初期刊本（存十四卷）、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南宋刊宋元遞修本（存六卷）、臺北所藏南宋刊本、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元宗文書院刊明修本等四個宋元本為通校本。
張世祿撰舊五代史校點長編
澎湃新聞：從2013年推出第一部修訂本《史記》，現在兩《五代史》即將面世，那么其余各史的修訂進展情況如何，主要困難在哪里？
徐?。?/strong>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啟動，從調研論證算起，已經十個年頭，從2007年第一次工作會議算起，已經八年，目前進度大大晚于最初的時間計劃。但總體而言，從《史記》修訂本出版開始，修訂工程已經進入后期交稿及編輯加工階段。今年繼《舊五代史》《新五代史》上海書展首發外，《宋書》《魏書》《遼史》也都在定稿階段，預計在今年年底出版。其中《遼史》因為主持人劉浦江教授英年早逝，修訂本進展深受大家關注。我們特別感動的是，《遼史》修訂組經過八年不懈的工作，尤其是劉浦江教授在病中所做的最后努力，基本完成了定稿?！哆|史》修訂本將在劉浦江教授逝世周年之際出版，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另外已經交來全稿或者部分來稿，經過審讀質量較好，預計2016年開始陸續出版的有《南齊書》《梁書》《陳書》《隋書》《金史》等，《周書》《北齊書》《北史》《南史》近期也將交稿。幾部篇幅較大的史書，也已進入修訂后期工作階段。中華書局從前年開始，為每一史配備了責任編輯，進入編輯審稿階段，會有初二三審參與，組成編輯組，協同工作。
目前階段，質量和進度之間的矛盾更加突顯，給主持人、修訂組都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編輯加工階段的工作難度，也大大超過我們的預期。兩《五代史》后期審讀加工定稿，修訂組和責任編輯投入了全部精力，底本、點校本復校，編輯組審稿，加上后期專家外審，往復討論，所費時力以及超負荷的工作，難以用時間來衡量。復旦修訂組，幾乎是我每次上海之行的第一站，修訂組長期不懈的工作狀態、對學術目標的深度追求，我有切身的感受和體會。
修訂組成員仇鹿鳴在接受《文匯學人》采訪時候的一番話，很讓我感動，他說：“任何一位從1980年代以后學習中國古代文史的人，都是從二十四史點校本入手的?！薄包c校本二十四史，使得任何一位中等以上學歷的國人，只要他愿意，就能比較方便地接觸、學習這些基本典籍。就保存中國文化而言，怎么估計點校本二十四史的貢獻，都是不為過的。”“我自己當然也是讀著點校本開始學術生涯的，所以當能有機會為完善這一版本做出貢獻，自覺也是一種使命的召喚。”我認為他說得非常好，是真情實感，說出了所有參與修訂者的所感所想，體現了學者的境界和情懷，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應該大力提倡的。就出版而言，產業化、市場化的挑戰越來越嚴峻，但文化的傳承和積累，是出版的要旨，這也是我們這一代出版人的責任，所以將“二十四史”修訂本打造成新時代古籍整理標志性成果的目標不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