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隨隊《時代》（Time）攝影記者弗蘭克·菲施貝克留下一張個人照，身后是圍觀的中國人在現代漢語里，人們習慣將外國人稱為“洋鬼子”，在粵語中還有“番鬼”、“鬼佬”、“鬼妹”的說法。這些詞習用已久，早褪去了原本含有的貶義色彩（往往特指日本兵的“鬼子”一詞除外），有時歐美人也半開玩笑地以此自稱。但這個詞本身暗含著中國人在最初遭遇這些與自己不同的人類時所抱有的那種混合著畏懼、好奇、驚異、敵意、排斥的內在心理。

1971年，美國乒乓球隊訪華

會活動的奇觀

現在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中國人，對外國人早已熟視無睹，但在早些年那種相對封閉的文化環境下，“洋人”幾乎就是一個“會活動的奇觀”，很快就會引起人們圍觀。

曾任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負責人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在《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中回憶，當他1850年抵達廣州時，在碼頭上就被一大群人圍住：“番鬼，番鬼！殺頭，殺頭！”這是他與中國人的首次正式接觸。他說感覺那些圍觀的船民“看上去就如食人生番一般野蠻和兇狠”。

這不是孤立的個案，也并不只是廣州人或社會底層的船民才對外國佬具有如此強烈的反應。1816-1817年，英國阿美士德使團訪華，隨團醫官Clarke Abel在《中國旅行記》中記載，當他們抵達天津后，當地官員及其隨從“都顯示出強烈的好奇，希望能獲準看特使一眼，他們常常企圖打開特使船艙的門，在被阻止后顯得非常不滿”。進入天津城時，人們的反應似乎是夾雜著震驚和膽怯：“到處是人群，他們站在那里一動不動地看著我們走過，非常安靜，遵守秩序，盡管他們都顯現出好奇，渴望看一眼坐在轎子里的人，但沒有發生一件強求圍觀的麻煩事”，在郊外的村莊，他們也不時受到偷窺：“隔著院墻，我常常看到一排女人的頭，看上去就好像與她們的身體分開，安到墻上一樣；可是，當她們被看到時，她們總是馬上消失不見了。”

甚至北京城里也不例外。使團是在半夜抵達北京城外的，“即使這樣晚了，中國人的好奇心還是非常強。有數千人聚集在路上，舉著橢圓形的小燈籠，等著看使團的隊伍”。連清政府官員也是，入城后，“許多太監、官員和親王在房間里進進出出，使我們備覺煩惱，更大大增加了我們的憤怒之情。盡管馬禮遜先生強烈地要求他們注意行為得體和禮貌的分寸，他們依然不斷地擠近我們，很不禮貌地走到我們跟前上下打量。他們甚至想要斜依在凳子上的特使站起來，以便他們可以更仔細地看看他。”

這不僅針對人種特異的西方人，對于“東洋人”，中國人一樣滿懷好奇。1862年，高杉晉作等武士乘坐千歲丸來到上海，在這個已開埠二十年的都市遭到圍觀而大感不自在，“上海幾百個市民，偷偷地挨近門，蜂擁在我們前后，靜悄悄地圍觀著，連中國官員的呵斥也不怕，即使在道臺送我們回去時，他們也不讓路，這種景象真是無法想象。”（《尋訪東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1868-1945）》）曾根俊虎在《北中國紀行·清國漫游志》記載，1876年他在上海郊外的朱家角鎮被圍堵，“圍觀者大聲喊著‘東洋人’或‘高麗人’，我輩成了古今未曾有的奇觀，追尾圍堵者絡繹不絕，沒料到想看城中的人反而成了城中奇觀”。的確，當時的所有“相遇”幾乎都是“遭遇”，對雙方而言，彼此都是“奇觀”。

好奇心簡史：從自發反應到少見多怪

這樣的圍觀現在看來讓人啼笑皆非，但這并不是晚清時期的中國人特別大驚小怪，倒不如說是處于相對封閉環境中的人們遇見外國人時的正常反應，對他們來說這就是最直觀的文化沖突，一種特殊的文化體驗。一個外國人，幾乎是一種陌生的異文化的“全息載體”，他的一舉一動、神情姿態、服飾穿著，無不呈現出“與我們不同”的特殊意味。

日本學者岡千仞1884年在紹興游覽時，被人“簇擁，有投瓜皮瓦石者”，但他并未生氣，因為日本人以前也曾如此。無獨有偶，晚清洋務重臣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中也說到，意大利人“見華人皆相與驚異，兒童有嘩噪者，亦猶昔年中國初見歐洲人也”，兩人都把自己的遭遇聯想到了本國曾有的相似反應。

的確，那時的中國人在海外同樣受到圍觀。聶士成《東游紀程》說，他那時到朝鮮北境的鏡城府，“所過各城，民間均以中國官員罕至，每至一處，老幼接踵瞻謁”，只不過“婦女皆知回避”。歐洲人的反應并無多大區別。一生八次出國、在海外游歷27年之久的張德彝，在《航海述奇》中說，他到法國后，晚間閑游時街市男女發現他是中國人，“皆追隨恐后，左右圍觀，致難動履”。在英國、荷蘭、德國，莫不如此。

不止他有這樣的感受。1898年變法維新失敗后，康有為游歷世界，寫成《歐洲十一國游記》，其中談到在羅馬郊外，“窮鄉老屋，道路泥濘，污穢與華土荒村同。男女百數，皆奔走來聚觀，蓋未嘗見華人故也”。晚至1933年，蔣彝在英國還曾得到這樣的待遇：“無論什么時候我同一兩個中國朋友上街，尤其是去倫敦東端時，總會遇上一群群當地兒童，尾隨著我們，叫道：‘中—中—中國人……’我開始時對這種反應還感到新奇，但后來就逐漸厭煩了。”

德國學者Jürgen Osterhammel在《亞洲去魔化：十八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一書中，曾說到當時歐洲人來華被圍觀的事，他以一種持平的語氣說道：“被這種群眾盯著看，‘仿佛我們是某種奇怪的非洲怪物’，受到好奇的糾纏，甚至可能見到自己的假發被人拉扯，總是會令出使的旅者惱怒生氣。他們自然容易引起轟動，并在意自己的尊嚴。不過，大家較少承認的是，來自亞洲的外交代表團一樣也受到同樣的注目。”實際上，亞洲、非洲、澳洲的來客被當作怪物和奇觀而在歐洲被展示、羞辱的程度，遠超過歐美白人之在東方的遭遇，甚至發展成一門生意，而這是在東方所不曾有過的：1851年，中國人在倫敦還很罕見，一名中國婦女和她的兩名孩子可被拿來展示，每次收取兩先令門票。

這種“奇觀”的心態，也并不一定指向外國人。1902年，瑞典拉普蘭北部還是交通不便的偏遠地帶，由于一名高大的外鄉女人到來，人們大感驚奇，覺得“這種奇異感應該與別人分享，于是消息很快傳播開來，傳遍了村里大大小小的角落，每家每戶：無論父親、母親、還是仆人、孩子。每當農場里有新訪客，人們總是點起半截蠟燭，在角落的睡床旁，和他們興致勃勃地聊些奇聞異事。到半夜，女人們不得不大聲抗議，這才結束掉一天。”（《美好生活：中產階級的生活史》）

這原本是一種很自然的自發反應。設想一下，英文中的“stranger”一詞，本身就含有“陌生人”、“外地人”、“古怪之人”等多重含義，其詞根“strange”本身又有“異常的”、“奇怪的”、“不熟悉的”、“驚訝、吃驚”等意思。到了現代社會，不同文化之間的異質性減弱，彼此相遇時也不會那樣震驚，更主要的是人們習慣了一種世界性的開放氛圍。在這種情形下，那種對外國人/外鄉人表示出好奇和驚訝的感情，已顯得太過大驚小怪，被視為是無禮而令人不快的，或是窮鄉僻壤才具有的反應，帶上了負面的色彩。

有時，這甚至會引發外交風波。1949年后，中國一度引進大量蘇聯專家，“圍觀外國人”首度成了一個政治問題。Mikhail Klochko在《一位蘇聯科學家在中國》里回憶自己1958年在華的經歷：“蘇州居民一定很少看到外國人，因為我們的到來引起了極大的好奇與轟動。”這有時引起很大尷尬。當時洛陽有十個蘇聯援建的企業，“那里的人們以前很少見到藍眼睛、黃頭發的外國人，結果屢屢發生圍觀蘇聯專家的事情，使得保衛部門大傷腦筋。在這種情況下，自然要限制人們與專家的接觸。”（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

然而更好的處理方式顯然不是限制接觸，而是加大接觸——見多之后，人們也就不再覺得那么好奇。到后來，這種好奇心儼然成了判定一個社會是否足夠開放的標志。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回憶1983年在北京的經歷時說，“這里已經很開放，在大街上看見西方人不再像五年前那樣是個新鮮事。事實上，人們常常對我們視而不見。”但那也只是在北京，美國人何偉1996年來到長江上游的涪陵，發現無論在哪里都經常受到圍觀，以至于他說“涪陵之所以可怕，還源于這兒的人們很少看見外國人”（《江城》）。人們已普遍默認：現在只有不夠開放的小地方才會有這樣令人不快的圍觀。

尊重、隱私與社會距離

不管圍觀外國人這件事看起來多么可笑，這種心態本身是可以理解的。所有的交流，都是從這種強烈的好奇心開始的，那至少意味著了解對方的意愿。

真正完全封閉的文化，在遭遇外人時的反應往往更多是恐懼和敵意，而不是好奇。人類學上把這種現象稱作“第一次接觸”。1930年新幾內亞高地的土著第一次遇見兩個探求金礦的白人，他們驚恐萬分，認為這些白人是從陰間返回的鬼魂。此前，土著認為自己是世上唯一活著的人類。現代人無法體會他們的那種心理震撼，除非某日我們突然親眼目睹外星人。

漢語中說的“洋鬼子”，無疑潛藏著這一層意思，即“我們是唯一真正的人類”。在新西蘭的毛利語中，用來指稱歐洲白人的詞匯“帕基哈”（Pakeha）的本意是指“妖”或“鬼”，現在該詞已變成新西蘭當地白人和毛利人的日常用語。就像歐美人后來也常用“番鬼”、“洋鬼子”作為半嘲諷、半開玩笑的自稱，像William C. Hunter的《廣州番鬼錄》（The Fankwae at Canton，1882）、Carl Crow《洋鬼子在中國》（Foreign Devils in the Flowery Kingdom，1940）、Desmond Power的回憶錄《小洋鬼子》（Little Foreign Devil，1996）都以此自稱，而且無一例外，這三本書的作者都對中國和中國人懷有深厚的溫情。對他們而言，“番鬼”、“洋鬼子”之類的稱呼與其說是侮辱性的，倒不如說是無傷大雅的自嘲。

由于現代之前不同文化的相互隔絕，彼此視為“奇觀”，懷著既好奇又驚恐的心理互相打探，這也是人之常情。雖然被圍觀者常感到不舒服乃至惱火，但仔細分析圍觀者的行為，除了那些扔石塊的人或許表現出敵意（但更多也是戲謔）之外，通常并無惡意。民國初年，美國外交官芮恩施游歷曲阜時，也受到圍觀，但他發現，“他們的好奇心并沒有任何擾亂的意念”（《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1913-1919年美國駐華公使回憶錄》）。

有時候，人們甚至非常樂于幫助這些外鄉客人。英國阿美士德使團在天津郊外受到款待，“當村民們確信我的所作所為不會給他們帶來麻煩后，你就會發現，沒有什么人的舉止比他們更純樸、更熱心相助了”，孩子們熱心地幫著英國人搜集植物標本。（《中國旅行記（1816-1817）——阿美士德使團醫官筆下的清代中國》）

然而，使團的這些英國人又覺得，人們的表情顯示，他們是在“靠近一種性情不明的動物”。 1774年的《喬治·波格爾出訪西藏記事》也有相似的類比：“由于我是第一個到西藏的歐洲人，一群群西藏人來看我，猶如人們去觀看籠里的獅子一樣。從早到晚我的屋里總是擠滿了這樣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敏感而富有自尊心的歐洲人一下子就意識到自己被當作某種被展出的動物或怪物，但晚清中國人在歐洲受到圍觀時，并未有這樣的自我暗示。這或許因為當時的歐洲人習慣于將動物或其他人種作為“奇觀”來展出——不要忘了，面向公眾的那種現代動物園、水族館，以及將“野蠻人”在博覽會上展出，都是歐洲人的發明。概言之，對歐洲人來說，“觀看”之中包含著一種權力關系，通常都是他們在觀看別人，一旦他們成為“被觀看”的對象，自然感到特別敏感、惱怒和不舒服。

更重要的是，隨著現代化的推進，在西方城市的中產階級率先發展出一種幾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個人隱私”觀念。這讓人無形中在自己周圍劃出了一道社會距離的保護邊界，一旦有人窺視、接近乃至觸摸，他們就會覺得受到嚴重的侵犯。曾有這樣的故事：一個阿拉伯人在談話中試圖表現出友善，于是走近一點和美國人對話，美國人的反應卻是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因為他覺得保持一定距離才感到舒服，而在阿拉伯文化中，親友之間的距離要近得多，肢體接觸也更多。這樣，對一些人而言是友善的距離，對另一些人完全可能會不舒服；而在早期西方人所游歷的一些社會，當地可能就沒有“獨立個人空間”和“個人隱私”的觀念，每個人都是在其他人的眼皮底下生活，也就沒太意識到自己關注別人會讓對方渾身不自在。

《托馬斯·曼寧拉薩之行紀實》（1811-1812）中記載，他在西藏帕里時，“由于害羞，除了不公開地、偷偷地行動外，我不敢做些什么，因為每分鐘都有人同我在一起。離開帕里宗后，害羞更嚴重地妨礙了我——在路上，在我們住的房里，在好奇的陌生人面前，在男人、女人、小孩圍繞著我的時候。”也就是說，對一個注重隱私的人而言，這是一種巨大的干擾。

這里面的關鍵是：應該怎樣看待這些圍觀？這說到底涉及人們在受到如此對待時，將之歸結為什么原因。日本學者渡部忠世談到1971年在印度考察時，“在這里無論你到什么地方，都要被人群圍起來，他們對我們的工作似乎感到很稀奇，這種情形真令人畏縮”，不過他只是感慨，“印度人口眾多，真是名不虛傳啊”（《稻米之路》）。耐人尋味的是：西方人極為重視“身體”，東方人則未必如此，張德彝覺得是自己裝束不同，而岡千仞在慈溪、紹興被人簇擁時，兩次都說人們是“見余異服”。在這里，似乎東方人更傾向于把人們的好奇心歸結為服飾上的差異，就像中國文化一貫更在意“衣冠”而非身體本身。顯然，如果你把人們圍觀時的好奇歸結為對自己身體的侵犯，那內心的反應自然要強烈得多。

此外，這種注視和圍觀，既可以視為冒犯，也可以視為某種特殊待遇。按《游客凝視》一書的說法，1970年代初，“西方游客仍然很少，他們當時在中國走到哪兒都會受到圍觀，或是夾道歡迎享受高貴的待遇”。這倒是一種特殊尊寵，仿佛人群向他們行注目禮似的。何偉在《江城》中雖然抱怨，“身為一個外國人，在涪陵這種地方生活從沒容易過，壓力能讓人筋疲力盡——那些叫人緊張的過多的關注，持續不斷的嘲弄的叫喊，種種對外國人允許和不允許做的事情的斗爭”，但他也承認，“中國人對外國人有著無窮的好奇，一旦交談展開了，他們對我比對一般人要好得多。這點和美國非常不同”。這甚至能讓人“有一定的權力感，因為去吸引四十來個人的注意力，讓他們丟下手頭的事情，只是為了來看你，真是不尋常的”。

如今，隨著社會的變遷，這種圍觀已漸成往事，很難激起人們的好奇心。“要尊重他人隱私”或“這是不文明行為”的內在誡令也阻止了我們這么做。然而回顧這些看起來似乎既可惱又有幾分好笑的歷史片段，或能提醒我們：就在不久之前，這些事都并不像看起來那么理所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