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倉庫建于1931年，位于閘北區南部、蘇州河北岸，原是民國時期重要金融機構大陸銀行和四行儲蓄會的倉庫。淞滬抗戰爆發后，這里因為謝晉元帶領“八百壯士”奮戰殺敵的事跡而廣為人知，四行孤軍的故事也因此流傳起來。抗戰時期膾炙人口的《歌八百壯士》唱的就是這一歷史事件。

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整修之后的四行倉庫于8月13日正式對外開放，成為上海重要的抗戰紀念地。然而，這個抗戰故事的細節至今仍撲朔迷離。

近期，蘇智良與胡皓磊在2015年第7、8期《檔案春秋》發表《四行孤軍光與影》（一、二），該文對四行孤軍故事的諸多細節進行了考證、分析。在此，私家歷史摘編文章部分內容，以期對歷史真相有更清晰的認識。

四行倉庫是大陸銀行和“北四行”的聯合堆棧，位于蘇州河北岸新垃圾橋（今西藏路橋）北堍的西側，東面緊靠西藏路，與公共租界隔街相鄰；南面大門正對北蘇州路（今光復路）；北面倚靠國慶路。倉庫分為兩部分，東面為大陸銀行倉庫，西面為四行儲蓄會倉庫，但一般統稱為四行倉庫。因為要存放銀行客戶資產，四行倉庫非常牢固，是一棟五層鋼筋混凝土建筑，高度超過周邊建筑。

1937年10月下旬，中國軍隊在薀藻浜反攻失敗后，日軍全線攻擊，我軍防御核心大場陣地的形勢急轉直下。大場位于閘北邊緣，是通往南翔、真如的要道，同時是中央集團軍和左翼集團軍的交界處，日軍若占領大場，中央集團軍即有被夾擊殲滅的危險。所以，蔣介石不得不命令全線后撤。但為了配合外交策略，營造中國軍隊仍在蘇州河北岸堅持抗戰的印象，蔣介石要求88師孫元良部在閘北繼續作戰，盡量爭取時間。

88師司令部原本在中山大道（今中山北路）31號橋附近的觀音堂，中山大道從滬西貫穿到虹口，是閘北戰場的大動脈。閘北戰事開始后，司令部位置暴露，后來就轉移到了四行倉庫，這里地處華界、租界的交界處，日軍不便發動襲擊。在閘北撤退之前，四行倉庫就是88師的司令部。閘北撤退后，10月26日，謝晉元率524團1營進駐四行倉庫，孫元良在回憶錄中稱給他們下達了“死守上海最后陣地”的命令，這就是四行孤軍的由來。

在孫元良回憶錄及其他一些書中，提到四行孤軍是“配備了特種部隊”的加強營，但在當時的文獻中并未發現有如迫擊炮排的出現，從1營營長楊瑞符對部隊的描述看，四行孤軍是由三個步兵連和一個機槍連組成，并沒有其他特殊兵種入列。

民族英雄謝團長，真的是團長嗎？

四行倉庫保衛戰確實是由謝晉元指揮作戰的，但他并不是524團的團長。524團團長是韓憲元，也是一員猛將，他是廣東文昌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畢業。四行倉庫保衛戰時，韓憲元帶著除1營外的大部分部隊在蘇州河南岸繼續戰斗。所以，一些資料和新聞報道中稱此時的謝晉元為“謝團長”是不正確的。謝晉元實際職務是少校團附。

謝晉元是廣東人，出生于貧苦農民家庭。17歲，他考入廣州國立高等師范，完成三年預科和一年本科后，棄筆從戎，轉入黃埔軍校第四期，1926年畢業后即參加北伐戰爭。在北伐時期龍潭作戰后，謝晉元任第1軍第21師連長，當時部隊駐扎在閘北較久，他對地形比較熟悉。

“八一三”前，張治中領導、駐扎在蘇州留園的“中央軍校野營辦事處”為了上海地區的抗日備戰，分批派遣各部隊營長以上的干部，前往上海偵察地形。時任第88師262旅參謀主任的謝晉元即被分在了第二批前往偵察的小組，由87師的旅長劉安祺率領，負責偵查閘北虹口的寶山路、八字橋、江灣路一帶，特別是對北四川路盡頭、天通庵附近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周圍進行偵察。淞滬抗戰爆發后，第88師最先進入戰場迎擊日軍，謝晉元受命在一線指揮作戰。1937年9月中旬，524團團附黃永淮在前線作戰指揮時負重傷，被轉往后方醫院救治，謝晉元才接替成為524團團附。

孤軍真的有八百人嗎？

在四天四夜的戰斗中，四行孤軍究竟有多少人始終是個謎。據當時的報道及事后宣傳，四行孤軍多是以“八百壯士”的名號出現，孫元良回憶錄的書名、抗戰時期的《歌八百壯士》歌曲都是這么說的。那么，四行孤軍究竟有多少人？八百壯士的說法從哪里來？

實際上，10月26日進駐四行倉庫后，10月28日晚還有傷員被運出，到10月31日進入孤軍營的只有355人。楊瑞符在《孤軍奮斗四日記》中對28日晚運出傷員的情形有過這樣的描述：

“我當囑咐出外就醫的士兵說：你們出去，有人問四行倉庫究竟有多少人，你們就說有八百人，決不可說只有一營人，以免敵人知道我們的人數少而更加兇橫，后來轟傳世界的八百孤軍的數目，就是這樣來的。我團五二四的團長本來是韓憲元，而今天一般人誤稱為謝團長，也就是在折八百的數目字而推測出來的。”

按照楊瑞符的說法，八百壯士的說法是在28日晚傷員送出后，外界才得知的。但事實是，早在當晚傷員運出倉庫前，報紙上就稱四行孤軍為八百壯士或八百孤軍了。

10月28日，四行孤軍的事跡在多份報紙上同時出現，《申報》、《新聞報》、《大公報》、《中央日報》都采用了中央社的報道：

“閘北我軍雖已于昨晨拂曉前大部安全撤退，但此非謂閘北已全無我軍蹤跡，蓋我八十八師一營以上之忠勇將士八百余人，由團長謝晉元營長楊瑞符率領，尚在烈焰籠罩敵軍四圍中，以其最后一滴血，與最后一顆彈，向敵軍索取應付之代價，正演出一幕驚天地泣鬼神可永垂青史而不朽之壯烈劇戲也。”

稍后的《立報》、《民報》在孤軍人數上也是上述說法。而在滬的外國報紙則提供了不一樣的數據。《大美晚報》、《字林西報》、《上海泰晤士報》等先后有150人、800人、200-250人的不同說法。可以確定的是，到27日時不斷有英軍來勸孤軍放棄防守，盡早退入租界，但都遭到了謝晉元的婉言謝絕。因此可能在交涉過程中，孤軍為了起到震懾日軍的效果，向來訪英軍透露了八百人的數目，而之后楊瑞符在囑咐出送治療的戰士時也沿用了這個數字。另外，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是中央社記者馮有真在發稿時將人數改為八百人，所以報紙采用了八百壯士一說。

這兩種說法都有很大可信度。從中外報紙的對比中可以發現，中文報紙報道的口徑相對統一，大多是采用中央社27日電文中的800人這個數字，而外文報紙中從最少的40人到最多的500人，大多是報社記者現場估算得出。因此“八百壯士”的說法可能是兩者互相作用的結果。

從四行倉庫退出后，孤軍人數逐漸清晰。其間，報紙對孤軍人數、傷亡人數也有披露，但各家說法不一。11月2日，謝晉元在孤軍營接受中外記者采訪時，證實“四行堆棧內，除有若干沙袋外，并無如許尸體，我在內士軍，共為四百二十名，撤退時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難外，余者受傷入醫院治療中”。根據公共租界工部局檔案記載，并比較《新加坡路中國士兵拘禁營拘禁兵力實況清單》，10月31日進入孤軍營中的實際人數為355人，謝晉元之后與工部局的書信中再次證實了這個數字。

可以得出結論的是，孤軍在四行倉庫保衛戰伊始總人數為420人，在戰斗中犧牲或送出治療的有43人。10月30日12點在布置好各連撤退情況后，清點人數為377人。在撤退過程中有一定人員傷亡，這些受傷的士兵都被送入租界指定的醫院，如國際紅十字醫院、宏恩醫院等接受治療，未受傷而直接進入孤軍營的人數為355人。

四行獻旗，童子軍游過蘇州河？

在四行倉庫的諸多傳說中，女童子軍獻旗最為傳奇、也最振奮人心。

女童子軍楊惠敏泅水過了蘇州河，將國旗送往四行倉庫，于是青天白日滿地紅在四行倉庫頂層飄揚，向世界證明了中國軍隊仍在閘北作戰。在媒體的渲染下，楊惠敏與四行孤軍一樣成了上海家喻戶曉的抗日英雄。四行獻旗的傳說中，相關的當事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說法，然而，關于獻旗的經過和細節一直眾說紛紜，那么，事實究竟如何？

作者綜合各方面材料認為，四行倉庫獻旗真相基本是這樣的：

10月27日晚，楊惠敏從尼姑庵難民服務營走出，至新垃圾橋北堍向孤軍喊話，在得到孤軍要求一面國旗的回復后，楊惠敏于當晚將一面尺寸較小的國旗送至倉庫。28日上午，市商會接到謝晉元來電，要求提供一面大幅國旗。中午時分，楊惠敏帶領一名四行倉庫的便衣人員在市商會領取了一面新國旗和部分物資，并在晚些時候渡返北岸。28日晚十點至十一點，載有用麻袋包裝的物資和一面大國旗的卡車從北市商會會址開出，運往四行倉庫， 29日四行倉庫即升起兩名大國旗，并將楊惠敏所獻的小國旗懸掛于窗口。

當時的報紙對此事多有報道，但內容略有差異——“四行倉庫朝南窗口有兩幅國旗懸于左右，崇樓屋頂則高揭長約六尺闊約四尺之國旗一面”，或是“市商會派女童軍送贈青天白日國旗一面，他們已把它掛在窗口，半夜又有人送去巨大國旗二面，今晨將飄揚于四行倉庫頂上”，或是“四行倉庫屋頂，原有我國旗飄揚，昨晨我壯士又在毗連的大陸銀行倉庫屋頂懸掛一國旗，臨風招展，互相輝映”。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在四行倉庫中至少有三面國旗懸掛出來，其中一面就是由楊惠敏所獻。

至于渡河獻旗的傳言，作者認為這與其他傳說一樣，屬于歷史的層累現象，雖然楊惠敏在回憶錄中稱自己是渡河返回的，但基本可以認定，楊惠敏獻旗是事實，但渡河恐怕是夸張的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