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達贏得了戰爭，而原子彈結束了戰爭。”這是西方科學界對于科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扮演角色的一句簡要概括。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的原子彈與日本投降之間的因果關系是不言自明的。劉怡先生在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8月1日發表的《“一億玉碎”：日本法西斯的自殺式“本土決戰”》（http://www.kxwhcb.com/newsDetail_forward_1349353）一文之結束語中亦提到那兩顆原子彈的殘酷性和威懾性大大縮短了戰爭，避免了無謂的“玉碎”。

那么，是不是美國著意使用原子彈這一殺手锏給困獸猶斗中的日本致命一擊，且兩顆原子彈的投放最終導致日本投降這種說法可以蓋棺定論了呢？如果仔細探究歷史的細節，我們會發現事情沒有這么簡單。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者邁克爾·哥頓（Michael Gordin）在其著作《八月的五天：二戰如何演變成了核戰爭》（Five Days in August: How World War II Became a Nuclear War, 2007）以及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的美籍日裔學者長谷川毅在其專著《與敵決逐：斯大林、杜魯門與日本投降》（Racing the Enemy: Stalin, Truman, and the Surrender of Japan, 2006）中分別從科學史和冷戰史的角度對向日本使用原子彈和日本投降的問題作出了新的解讀。

他們認為，美國使用原子彈后日本的迅速投降并不是戰爭的最后階段美國科學界、軍界以及政治決策者們所能準確預料的結果；從日本的角度講，原子彈的打擊也不是促使其做出迅速投降決策的主要因素。

原子彈與常規炸彈是“量”而非“質”的區別

通過對美國軍方、政府以及科研檔案的分析研究，哥頓認為在原子彈研發、投放決策過程中以及投放兩顆原子彈后的幾天當中，美國軍方、政府和原子的研發團隊對原子彈的實際效用并沒有清晰、一致、準確的認識。

1945年7月16日美國成功引爆钚彈，也就是后來投放在長崎的那類原子彈，專家們對試爆的钚彈效果的認識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它的即時破壞性，比如當時的觀測記錄強調在爆炸區域內60英尺高的鐵塔在瞬間灰飛煙滅，而對核爆后的放射性破壞卻估計不足。

而鈾彈，即后來投放在廣島的原子彈“小男孩”，卻根本沒有來得及經過試驗，對于此類核彈的認識僅限于理論層面，也就是說，就原子彈單顆爆炸的瞬間破壞力而言，原子彈與常規炸彈相比，它們的效用是“量”而非“質”的區別。

從原子彈研發成功到在廣島和長崎的投放直至日本投降的數日內，使用原子彈的長期社會、政治和道德后果在當時的條件下是難以考慮周全的，當時美國的軍方、政府和科學家們因此無法確定對日使用原子彈后是否可以有效迫使日本投降。

這里我們可以將1945年3月9日的東京大轟炸與8月6日和9日的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作一比較：1945年3月9日夜至10日凌晨，美軍出動B-29轟炸機群用凝固汽油彈對東京進行地毯式轟炸，造成約88,000～97,000人死亡，41,000～125,000人受傷，以及一百多萬人無家可歸，其死傷者中大多數是平民。這次東京大轟炸是人類歷史上造成傷亡最多的單次非核軍事行動。

相比之下，廣島原子彈造成約70,000人瞬時死亡，截止到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年底約14萬人死于燒傷和輻射，到1950年年底約有20萬人死亡；長崎原子彈的后果略小，總共造成約39,000～80,000人死亡。

可見，從實戰角度講，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襲擊可被視作東京大轟炸式常規襲擊的一種延續，原子彈襲擊后短期的傷亡并沒有大大超出常規襲擊。那么如果造成巨大傷亡的春季東京轟炸激起的是日軍決策者們全民“玉碎”抗美的決心，恐怕傷亡人數相當和略少的廣島和長崎原子彈襲擊難以僅在8月9日到14日五天之內就讓日本做出投降的決定。

換句話說，美國杜魯門總統和他的幕僚們從邏輯上難以推斷原子彈可以迫使日本迅速投降。而8月15日日本的突然投降甚至使美國高層感到措手不及和出乎意料，因為美國政府和軍方預料美日對抗至少還會延續數月之久。在長崎遭到钚彈“胖子”毀滅性攻擊后的數日仍有1000多架次美軍轟炸機繼續對日本本土目標進行密集的常規燃燒彈轟炸。

同時，為了應對日軍中頑固分子會不顧日本高層的停戰決定而負隅頑抗，原子彈的制造任務在投下兩顆原子彈后也并沒有停歇，美國軍方甚至認為有必要盡快造出第三顆，甚至更多的原子彈對日本進行進一步核打擊。事實上曼哈頓計劃一直到1945年12月日本投降塵埃落定后才下馬。

因此，哥頓指出，使用原子彈的決策過程與將其它新式武器應用于實戰的決策過程沒有本質的區別。1945年7月中旬，根據截獲的日本密電，美國已經知曉日本想通過蘇聯調停進行談判有條件投降的意愿。此時原子彈成功試爆，美國高層要考慮的問題不是是否要對日本使用原子彈而迫使日本投降，而是在日本尚未無條件投降的情況下何時以及如何對日使用原子彈。

美國軍方早在1945年春原子彈成功試爆前就已經選擇好了轟炸目標，廣島和長崎沒有受到常規轟炸（相比之下，東京早在1945年3月9日就受到美軍的大規模常規轟炸），是早就預留給原子彈的實戰試驗場。杜魯門總統簽署的使用原子彈的命令是早已由美國戰爭部（1949年后改組為美國國防部）制定好的軍事計劃，該計劃明確指出原子彈研制出來后將會被使用于日本，而具體的使用數量隨生產能力和數量而定。

如果說日本投降前的那五天里原子彈的效用并無特別之處，那么投放原子彈導致日本投降的說法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原來，這個后來為人們認為理所應當的因果論斷主要來自于日本投降后美國政府的刻意宣傳和美國媒體的渲染。原子彈作為一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特殊性是在日本投降、其后續的放射破壞力以及使用核武器會引發的社會、政治以及道德問題逐漸明了后，才在國際社會上取得共識的。

美國政府強調原子彈導致日本投降是一石二鳥：一來，單顆原子彈的巨大威力意味著一旦使用必然會導致對大量平民的無差別殺傷，會將美國置于道義上的不利地位，但如果強調原子彈的使用是大大縮短戰爭進程的決定性因素，避免了交戰雙方更大的傷亡，那么美國對日使用原子彈所造成的巨大平民傷亡則變得可以理解；再者，如果人們相信是美國使用了原子彈而直接導致的日本投降，那么蘇聯對日作戰則對二戰最終落下帷幕就沒有那么重要，這樣就可以為美國戰后獨自占領日本，并在亞太地區削弱蘇聯影響，壯大本國勢力鋪平道路。

蘇聯對日宣戰直接導致日本迅速做出投降決定

原子彈襲擊若不是導致日本投降的直接因素，日本為什么會在長崎受到原子彈襲擊后短短的五天之內就做出投降決定呢？美國蘇聯史和冷戰史學者長谷川毅在研究蘇聯、美國、日本的相關檔案后得出結論－－蘇聯的參戰使日本走投無路，做出投降決定。

早在德國投降之前的1945年初，日本戰敗投降已沒有懸念，問題在于什么時候，以什么樣的方式投降。在二戰期間，蘇聯一直與日本保持外交關系，且《蘇日中立條約》尚處于有效期內，日本希望避免蘇聯參戰，并通過蘇聯調停與盟國談判盡可能以有利于己的條件結束戰爭。

1945年6月，已退休的日本前首相廣田弘毅與蘇聯駐日本大使雅科夫·馬利克就此進行了談判，表面上暫時避免了蘇聯參戰，事實上蘇聯利用了廣田－馬利克談判使日本繼續寄希望于蘇聯調停，從而為蘇聯參戰贏得準備時間，拖延日本投降。

對于結束與日本的戰爭而言，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的波茨坦會議是重要的轉折點。波茨坦會議之后斯大林與杜魯門展開了激烈的決逐，雙方都試圖以最有利于本國的條件結束戰爭。波茨坦會議時戰爭形勢的變化已使美國不再像雅爾塔會議時那樣希望蘇聯加入對日作戰來結束戰爭了。

杜魯門明白蘇聯參戰將意味著蘇聯以很小的成本坐收巨利，所以他希望日本可以在蘇聯參戰前投降。而在波茨坦會議上斯大林的目標是獲得西方盟國對蘇聯在戰爭中取得利益的認可，以及以對蘇聯最有利的條件實施戰后盟軍對德國的占領，如何最大化蘇聯戰后在亞洲的利益當然也是斯大林所關心的主要問題。

但要實現后一目的蘇聯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方面是蘇聯如何向日本開戰，斯大林不希望像希特勒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一樣單方面主動撕毀《蘇－日中立條約》，而希望美國能邀請蘇聯參戰。另一方面是何時開戰，如果蘇聯要與日本開戰，就必須確保對日作戰的絕對優勢，這樣才可以確保戰后利益。且此時斯大林也清楚美國的原子彈研發已幾近完成并很快將用于實戰。另外，斯大林也知道，因為蘇聯軍隊已經開始向遠東邊境集結，日本方面可能很快會識破蘇聯的真實用意，斯大林最不想看到的情況就是在蘇聯參戰前日本就已經向美國投降。

斯大林在波茨坦會議期間與杜魯門會談時，表示希望美國邀請蘇聯參戰并告訴杜魯門蘇聯軍隊會于8月中下旬準備好對日開戰，但杜魯門的反應卻比較冷淡。為了表示對美國的誠意，斯大林向杜魯門透露了日本希望蘇聯調停一事，并表示蘇聯沒有幫助日本的意向。他提議蘇聯向日本傳達錯誤信息讓日本誤認為蘇聯會保持中立協助日本與美國談判。

杜魯門接受了斯大林的這一提議，但二人的考慮卻很不相同：斯大林希望能拖住日本以便在日本投降前對日開戰；而杜魯門盤算的則是在蘇聯參戰前向日本投放原子彈，在與斯大林和丘吉爾的幾次會面中，杜魯門數次提及日本偷襲珍珠港，他和他的幕僚們希望只要日本不接受無條件投降，就要通過使用原子彈來報復日本。

波茨坦公告簽署前夕，正緊鑼密鼓地部署對日本進行原子彈襲擊的美國幾乎沒有跟蘇聯交流過公告的簽署事宜。而斯大林的計劃則是蘇聯與英、美、中一起簽署公告，并將公告的發布推遲到8月中旬蘇聯在遠東完成備戰之后。

這一方面杜魯門趕在了斯大林的前面，在未經與蘇聯磋商的情況下，美、英、中三國于7月26日聯合發表波茨坦公告，蘇聯被排除在外。杜魯門拒絕斯大林在波茨坦公告上添上蘇聯的簽字時，斯大林進一步感到美國要趕在蘇聯參戰前結束戰爭，于是他任命遠東蘇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將原來計劃在8月20日至25日間的開戰日期提前10至15天。同時，密切關注波茨坦會議的日本高層決策者們注意到蘇聯沒有簽署公告，這一情況無意中更使他們錯誤地相信通過蘇聯調停投降的可能性，并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

波茨坦公告發布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后，日本內閣舉行會議討論應該如何應對。鑒于波茨坦公告中缺乏蘇聯簽字所傳達的錯誤信號，包括外務大臣東鄉茂德、內大臣木戶幸一甚至昭和天皇在內的日本高層都認為應該等待進一步與蘇聯接觸磋商后再做決定。

于是，7月28日日本報紙《讀賣報知》（即《讀賣新聞》）發表了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作出的關于日本政府“忽視”（日文漢字作“黙殺”）波茨坦公告的聲明，這一聲明后被認為是日本“拒絕”波茨坦公告，但細究起來日本政府當時的態度含糊，沒有明確“拒絕”波茨坦公告。

就在波茨坦公告簽署的7月26日，日軍情報部門向參謀本部報告蘇聯已經向遠東地區集結了150萬軍隊，5,400架飛機以及3,400輛坦克，并且蘇聯坦克和偵查部隊也頻繁出現在蘇聯－偽滿邊界，因為情報顯示蘇軍并沒有準備任何冬季裝備，所以日本情報部門預計蘇聯會于8月開戰。

7月27日，日本駐蘇大使佐藤尚武發密電給外相東鄉茂德，指出蘇聯正在使用兩面派手法，必會與英美合謀打擊日本。在接下來的幾天里，日本駐莫斯科使館與東京的密電通訊顯示，佐藤數次試圖勸誡日本高層不要無謂地寄希望于蘇聯，應該盡快結束戰爭。但此時日本高層仍把怎樣對付美國視為首要任務，因為波茨坦公告未提及日本“國體（即天皇制度）”問題，他們一方面表現出愿意在保持“國體”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條款作為基礎投降，另一方面仍寄希望于蘇聯能夠出面調停以爭取有利局面。

而這些信息無一遺漏地被美國情報部門截獲，杜魯門和他的幕僚們清楚蘇聯很快會向日本攤牌參戰，并導致日本走投無路而投降。他們不愿與日本對話而敦促其投降，因為政治上的考慮是美國民眾會認為與日本對話是美國政府的懦弱，所以盡管美國有關方面當時難以確定原子彈是否能有效促成日本投降，他們也不會考慮用武力逼迫以外的方式促使日本投降，而日本雖有投降意愿卻未通過正式渠道接受波茨坦公告就為美國繼續計劃已然進入倒計時的原子彈襲擊提供了合理性。

當地時間8月6日早8:15美國向廣島投下原子彈“小男孩”。由于原子彈爆炸破壞了通訊聯系，東京于當日晚間才獲得消息。次日下午，首相鈴木貫太郎召開內閣會議，但閣員們并沒有深入討論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問題。當日，東鄉茂德發給電報日本駐蘇大使佐藤尚武緊急要求后者盡快搞清蘇聯態度。顯然，廣島原子彈沒有導致日本做出投降決定，至多是讓日本高層感覺到盡快結束戰爭的緊迫性，而加緊尋求蘇聯調停。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同意于8月8日下午5點會見日本大使。

8月7日蘇聯《真理報》沒有任何關于廣島原子彈的報道，8月8日也只是刊登杜魯門有關原子彈的聲明而沒有任何評論。這表明斯大林必然對美國投下廣島原子彈感到憤怒，這明顯是美國要把蘇聯拋開，獨自享受戰爭勝利果實并遏制蘇聯作為盟國的話語權。于是，斯大林在政治局緊急會議后，命令華西列夫斯基在外貝加爾時間8月9日凌晨發動進攻。

8月8日下午5點，莫洛托夫如約會見佐藤尚武。進入莫洛托夫辦公室后，佐藤剛開始對莫洛托夫進行問候就被莫洛托夫揮手打斷，莫洛托夫告訴佐藤蘇聯政府要向日本政府宣讀重要聲明，于是莫洛托夫向佐藤宣讀了蘇聯政府對日本于8月9日零點進入戰爭狀態的宣戰聲明。

但是聲明上對以何地時間為準語焉不詳，由于蘇聯外貝加爾時間早于莫斯科時間六個小時，事實上在蘇聯向日本宣戰后不足一小時就正式開戰了，而此時蘇聯切斷了日本駐蘇使館與日本國內的一切聯系，而日本對蘇聯的突然開戰完全沒有準備。

就在蘇聯向日本宣戰后兩小時，莫洛托夫向英、美駐蘇大使通報蘇聯已對日開戰。杜魯門總統在得到消息后兩小時于美國東部時間8月8日下午4點在白宮舉行記者會宣布蘇聯已經加入戰爭，此前的十幾分鐘，載有“胖子”原子彈的B-29轟炸機已于當地時間早上3:47從美軍位于馬里亞納群島的天寧島起飛。原子彈“胖子”于當地時間11:02在長崎上空爆炸。盡管技術上可行，美國決策層沒有考慮取消早已于7月25日做好的轟炸長崎的計劃。

蘇聯對日本開戰后，蘇聯紅軍分四路進攻中國東北地區的日軍，其中一路蘇軍甚至沒有受到抵抗。8月9日清晨5:30，日本關東軍報知東京的帝國大本營蘇聯已開始全面進攻，日本外務省很快得出結論，日本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外已經沒有別的選擇。

在上午11:00召開的軍事參議官會議（日本最高級別軍事會議）上，日本的最高決策者們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懸而未決的就剩下以什么條件投降。在8月9日夜至8月10日凌晨的御前會議上經過幾個小時的討論，昭和天皇決定日本以保留“國體”為唯一前提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國投降。

8月10日清晨日本政府通過中立國瑞士通知同盟國投降意愿。之后的幾天，經過數次與美、蘇就投降條件進行談判，并在日軍主戰派政變未遂后，8月15日正午昭和天皇的《終戰詔書》錄音通過廣播向日本民眾發表，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此結束。

如果日本早些投降

二戰行將結束之時，戰后美蘇的對峙已成定局，但這種定局當中卻存在著許多不定的因素。根據兩位美國學者哥頓和長谷川的研究，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的原子彈對戰爭結束的方式和時機都缺乏決定性的影響，也就是說日本完全有可能在投原子彈前投降。如果德國投降后美國能秘密與日本談判迫使其在蘇聯參戰前投降，而不是把使用原子彈本身作為試驗新武器和報復日本的戰略目的，歷史有會怎么樣呢？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日本早些投降，她首先可以避免被原子彈襲擊，整個遠東的地緣政治會被結構性改寫：偽滿、偽蒙很可能會向國民政府以及美國直接投降，蘇聯僅會在中國東北取得有限權益，比如中東鐵路和旅順軍港，而非直接占領，這樣中國共產黨就很難獲得在北方迅速壯大的足夠物質條件（蘇聯占領偽滿后出于地緣政治的考慮沒有一貫支持中共，但不可否認的是蘇聯占領東北客觀上迅速壯大了中共力量，削弱了國民政府的力量）；其次，朝鮮半島可能會作為一個整體直接向美國投降，從而避免直至今天的分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