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謀殺了睡眠

在王家衛的《阿飛正傳》里，張國榮說：“世界上有一種鳥是沒有腳的，它只能夠一直飛啊飛，飛累了就在風里面睡覺，這種鳥一輩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時候”。在喬納森·克拉里的新書《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的開篇就提到這種鳥——白鸛雀。但與這句臺詞勾起的青春期小資情懷所不同的是，克拉里筆下的白鸛雀更像科幻小說里的情節：美國軍方希望仿造這種不需要睡眠的鳥，制造出不需要睡眠的戰士。繼而克拉里又舉出一個頗具科幻色彩的例子：俄羅斯和歐洲宇航部門計劃發射一種可以把太陽光反射到地球的衛星，使這個世界徹夜通明，據說這樣可以節省能源。第三個例子最具現實感，美國關塔那摩監獄里，虐待囚犯的一種方法是剝奪他們的睡眠。無獨有偶，這樣的例子也發生在中國電視劇《甄嬛傳》里，慎刑司虐待犯人的手段是讓他們一天只睡兩個時辰。當然，不睡覺這件事本身沒有任何科幻和戲說的色彩，因為它真真實實地發生在“北上廣加班最晚的10幢樓”這樣的新聞里，構成普遍意義上的人類境況和未來。

一個什么樣的世界使不睡覺成為常態？什么樣的制度結構使不睡覺成為當下的人類境況？ 克拉里在書中將之命名為“24/7式的資本主義”。在英文中，24/7就是全天候、全年無休的意思。按照《帝國》作者麥克爾·哈特的說法：資本主義謀殺了睡眠！

關于當前的資本主義批判，我們已經聽過太多沿著馬克思主義傳統而來的命名，如晚期資本主義、景觀社會、控制社會等，24/7又說出了什么新東西？可以說，克拉里對于當前資本主義的批判建立在馬克思、詹明信、德勒茲、德波、大衛·哈維等人的基礎之上，他也絲毫不避諱在書中援引他們的論述。但作為藝術史學、視覺文化研究出身的學者，克拉里更關注24/7式的資本主義給人的主觀體驗、日常生活帶來的影響，并分析這種主觀影響對于人類主體性的塑造這樣的政治問題。

一個不睡覺的世界是怎樣的？沿著大衛·哈維“時空壓縮”的論述，克拉里的批判更深入到我們的日常經驗——時間感的毀滅。365/24、一年四季與24/7有什么不同？在他看來，24/7意味著一切有節奏韻律的、綿延的時間感被消滅了，隨之而來白天與黑夜、工作與休閑、公共與私人間的界限被抹除，朝向未來的紐帶也被切斷，一切都是當下。“這個星球被重新想象成為一個永不停歇的工作場所或一個永不打烊的商場?！?/p>

這種24/7式的沒有褶皺和間隙的時間感的論述，讓人想起早期的美國藍調歌曲和公路電影。這些作品往往是這么開始的：我在路口站著，然后有人來搭順風車，然后有了故事。在路口站著，可能幾個小時什么都不做，但這是對于日常生活的反思。但據說今天美國的路口沒人站了，今天人們永遠在忙，在發朋友圈?？死镒⒁獾绞謾C的“睡眠模式”這樣一個日常生活細節蘊含的政治意義：它超越了關機/開機的邏輯，所以沒有什么能夠徹底關機，但也不存在真正的休息狀態。

在這樣的時間感里，一切都是24/7式的即時性，等待這樣的行為變得沒有意義。在批判論者看來，等待是感知未來的方式。譬如俄羅斯作家索羅金的小說《排隊》里，寫一大堆人在排隊，在這些“嗯、呃、啊、喂”的簡單臺詞里，有一種共同體的生命經驗。貝克特的《等待戈多》說的也是等待，存在論意義上的等待。因為等待，所以有對未來的想象。自古希臘以來的政治思想中，等待還關乎直接民主的可能性：有耐心傾聽他人。等待的終結，意味著政治的終結。但克拉里注意到，在階級社會里，富人從來不需要等待。他們手握VIP卡，擁有一切服務的優先權。即便在《2012》里，富人、政客們也早早買好了末日船票，只有窮人才等待。

對于一個長期從事視覺文化研究的學者來說，克拉里敏感地意識到，一個徹夜通明的世界在摧毀時間感的同時，也在摧毀人類的視覺經驗。在一個隨處可見的世界里，陰影被消滅。在這里，克拉里富有創造性地提出這是一個沒有幽靈的世界，他賦予幽靈以政治意義：“幽靈是某些不合時宜的東西和現代性未能祛除的魅影對于此刻的入侵與擾亂。它們是不會被忘卻的受害者和沒有被解放的人的魂魄。24/7的程序可以抵消或吸納很多回返的幽靈，后者可能會破壞當下的實質性與同一性以及它表面上的自足性?！?/p>

當然，對24/7式的時間感的批判，總是容易被一種“從前慢”式的懷舊主義情緒所捕獲。但克拉里對此心存警惕，他深知我們深陷于24/7式的資本主義，再也不可能回到田園牧歌式的前現代。我們必須立足于手頭擁有的有限資源，在敵人最脆弱的地方迎頭痛擊。而克拉里找到這個資本主義的痛點就是睡眠。資本主義試圖摧毀睡眠是因為它與當前的資本主義徹底的不相容。

作為一種革命詩學的睡眠

當然，克拉里不是第一個注意到睡眠這一問題的學者，有評論指出當前西方有一撥人在做“批判性的睡眠研究”。自從福柯之后，一切都有了歷史，而睡眠是這個學術大party中較為晚近的一個。當然，克拉里的目的并不在于要從人類學或新文化史的角度為睡眠樹碑立傳。它的方法論和視角始終是文化研究式的。他不是為了研究睡眠而研究睡眠，睡眠只是他的進路，目的是要通過睡眠來想象一種對抗當前資本主義的可能性。所以，24/7與其被看成關于睡眠的社會歷史考察，倒不如讀作一種革命詩學。

在克拉里的分析中，睡眠具有政治實踐的意義，因為睡眠與24/7式的資本主義根本地不兼容：所有人類本能、欲望都可以轉化為商品，但睡眠意味著生產需要停滯，從中榨不出一絲油水。誠然，如《帝國》這樣的著作所論述的，今天的資本主義沒有外部，睡眠當然無法無虞地安處于資本主義之外。但克拉里要強調的是，正因為睡眠作為一種人類不可剝奪的本能，作為馬克思意義上最后一道資本主義需要克服的“自然障礙”，它無法完全被資本主義所吸納。秉持著左翼樂觀主義的他不相信，開篇中美國軍方所設想的不需要睡眠的戰士有朝一日會成為人類的未來。

但克拉里如此看重睡眠的抵抗潛能，最重要的地方在于睡眠具有公共性，睡眠預示著建構一個共同體的可能。這是他在本書中最核心也是最有啟發性的觀點。我們今天普遍認為睡眠是純粹私人領域的事。但克拉里認為，睡眠恰恰是有某種公共性的可能。譬如，在前資本主義時代的政治思想中，君主需要為平民百姓提供睡眠的保護，因為睡眠時人是脆弱的。但正如幾乎所有今天被視為天經地義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私有化、私人化了一樣，睡眠當然也難逃這樣的命運。譬如，當前的失眠問題之所以無法通過安眠藥得到徹底解決，因為失眠本身是資本主義的產物。當然不是說前資本主義的人不失眠，而是說失眠的意義發生了變化，它作為資本主義體制的一部分加入到了資本主義的再生產之中，它服務于一個龐大的制藥生產鏈，并進而服務于一種不眠不休的生產體制。在這樣的狀況下，與睡眠相關的問題完全被建構成了一件私人的事件，不復有公共性的意義。事實上，克拉里沒有提到，在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中，睡眠的私人化是伴隨著民族國家的產生，資產階級作為政治主體的崛起而產生的，睡眠需要私密的空間被視為更“文明”的生活方式。而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時期，也存在公共化的睡眠，這與建構一種共同體的邏輯是一致的。而當睡眠被私人化之后，連帶著夢也被私人化了，一種超越個人、指向人類共同體的未來的夢不復存在。

當今天越來越多的城市白領徹夜加班成為常態，“加班狗”成為自嘲的自我指涉，以至于這種對于充足睡眠的要求以“睡你麻痹，快起來high”這種后現代式的自嘲所解構，我們更能深切體會睡眠的問題如何是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的一個問題。僅從睡眠匱乏這一點，我們就能體會為什么今天的情況更接近于19世紀，也更能體會何為“知識分子的無產階級化”。睡眠的匱乏早已超出生理健康的范圍，而變成一個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問題。

克拉里的思路延續的是列斐伏爾、居伊·德波、德塞都等人的“日常生活革命”的脈絡，這構成他論述中重要的思想資源。但在這一串最時髦的法國1960年代理論家也被當成時尚的當下，按照伊格爾頓所調侃的，“理論之后”，身體就成了后現代、后殖民等理論萬花筒里的關鍵詞，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月經的政治、懶惰的政治等等看似酷炫的政治可能性我們已經看得太多太多，睡眠的政治是不是也是這個“身體”大party中的一個遲來的明星？空有其表然并卵？

這樣的質疑自然有其道理。但正如居伊·德波當年在墻上寫下那句振聾發聵的話“永不工作”一樣，克拉里希望恢復我們對日常生活的想象力。他希望讓我們回歸人的身體本身，激發蘊藏在每個人身體上的潛能。如奈格里、哈特等人已經一再確證資本主義進化到“帝國”階段的無所不能，資本主義沒有外部，而最終的抵抗力量只能來自于資本主義自身所發展出來的武器庫，那克拉里的觀點則與之相反，他認為最終的抵抗力量來自睡眠這樣一種與資本主義內在不相容的不可削減的需求。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24/7》不應該被讀成一本對抗資本主義的戰斗指南，而應該被讀成一種朝向未來的革命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