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年當中，我在外的日子占多半，特別是最近十幾年，天南地北，熱海冰山……如果是平凡女子的話，不免會悔不該嫁個讀書郎，更悔不該嫁個革命者。”

這是1939年9月8日，在“日本強盜飛機轟炸之下”的延安，“延安五老”之一的謝覺哉寫給發妻何敦秀的家信中所發出的感嘆。

同時，戎馬倥傯一生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謝覺哉這段紀錄私人家書中的文字，在76年后成為公共歷史一部分時，也打動了《謝覺哉家書》一書的責任編輯郝建良。

2015年8月8日下午，“讀懂父輩——《謝覺哉家書》新書發布會”在北京三聯韜奮書店舉辦。2015年7月，謝覺哉之子、著名導演謝飛編選的《謝覺哉家書》一書由三聯書店出版發行。

在8月8日的新書發布會上，身兼發布會主持人的郝建良在推介時直言自己的感受：“我當時看到這封信的時候很感觸，因為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而我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也能體會到那個時代革命先烈的不容易。”

謝覺哉（1884—1971）是湖南寧鄉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之前曾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秘書、中央蘇區內務部長、陜甘寧邊區內務部長等職，1949年后又歷任內務部長、最高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

從晚清秀才到民國教師，從同盟會骨干到“延安五老”，謝覺哉的一生見證了中國近現代史的苦難與輝煌。而《謝覺哉家書》則涵蓋謝覺哉從20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所寫的115封家書，從一個革命家庭的變遷折射出中國歷史近半個世紀的大變局。謝覺哉在日本戰機轟炸之下所寫家書就是其中的一個案例。

另外的案例譬如1959年的廬山會議、北戴河中央暑期辦公制度等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或制度也都在謝覺哉所寫的家書當中留下了印跡。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負責人等。

1959年4月當選為最高法院院長的謝覺哉也參加了這次會議。1959年7月29日，謝覺哉在給第二任妻子王定國的信中寫道，“中央會議在廬山開，明天上午坐火車去，到會完了，可以多住幾天，不打算再來北戴河了。”

事實上，在當時中國政治版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北戴河也多次出現在《謝覺哉家書》當中。

除上述1959年7月29日給王定國的信之外，其他的案例譬如謝覺哉1961年7月11日致謝瑗的信中提及，“亞旭回了，要跟我去北戴河，但我還沒有走。”6天之后，1961年7月17日，謝覺哉在給其子謝飄的信中說，“我們還沒有去北戴河，等七七、亞霞等放假才去。”

自1953年到1965年，夏季的中央重要會議幾乎都在渤海之濱、燕山之南的北戴河召開。“新華社北戴河電”這樣的字眼頻頻出現在報端，黨和國家的一些重大決策也不斷從這里誕生。這也成就了北戴河的“夏都”之名。

另外，《謝覺哉家書》還紀錄了謝覺哉的對干部選任制度等方面的觀點。

譬如，在1961年5月23日致吳豈凡的信中，謝覺哉談及了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謝覺哉在書信中寫道：“聽說沙田公社也撤換小分隊，不稱職的干部現要撤換。為什么不發動社員選舉？好的，總會選上的。上面派來的人和自己選的人，在社員看了，味道是兩樣。管理委員會也要實行民主集中制，不能領導說了算。要全體和多數同意，這叫做集體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