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延安五老”之一謝覺哉（1884—1971）的家書由生活書店出版。謝覺哉，字煥南，湖南寧鄉人，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法制奠基人。謝覺哉有兩位夫人，與前妻何敦秀的婚姻“完全是舊中國農村的典型的傳統婚姻”，育有四男三女；與王定國的婚姻則是“組織安排”的，屬于“先結婚，后戀愛”。《謝覺哉家書》收集了他寫給家人的九十余封信件，“最早的是1919年寄出，最晚的是他1963年中風后，用左手艱難書寫的”；另外收入了他給家鄉基層干部和友人的書信十八封。經出版方授權，澎湃新聞轉載謝覺哉1951年9月7日寫給前妻何敦秀的一封信。

冬秀：

你幾次來信，提到要求來北京的話，我都沒有回答。因為你的信很生氣，我怕一答復，你的氣更大。近來你的氣似乎平了些，所以我想和你說說。

我的意見，你不來北京為好。理由如下：

第一，我們離開了二十多年，我在外又有了家。你如來，很不好處置，要發生糾紛。現是新世界，和舊世界不一樣。你我都是上七十的人了，經不起煩惱，對我不好，對你也不好。

第二，經過了一年，家鄉當已知道我是在做“工”，而不是做“官”。共產黨是一種特別的人，他不能多拿一個錢，他的生活不能比一般人高。北方的生活，不是沒出過門的高年人所能忍受。

第三，你現在的眼睛，不要望著我，要望著孫子們，他們才是有前途的。一年來，家里的人已經起了變化。延仁、學安在廣西來信， 已有志氣，連字都寫得好了些，學初、芝初沒有信來，估計也不會太壞。廉伯、子谷年紀大了，但他們還有前途，只要他們肯學習，求進步。我不留子谷在我身邊，因我身邊的事，子谷做不了。現在是新社會，不是要地位高，而是能把事做好，如果子谷能把那中學辦好，他就會被人看得起。不要被目前的困難駭倒，只要看清前途。友仁上半年困難，但后來農會幫忙了，政府幫助糧食了，估計以后當更好。正行沒在我身邊做過事，他現在西北工作，總算不要父母操心。群兒困難一些，但兒子的一輩出來了。冰兒算是手工工人，年只三十，將來還有發展。只不出房門的淑英，辦法很少。

總之，后輩并不錯，我是比你樂觀些。應該培養幾個小的在家種地，農民是值錢的，將來的農民，比現在的農民要聰明。至于我和你，估計在世上不很久了，我們的希望，就是后代。

第四，我快七十了，我的祖父、祖母、父親、母親、兄弟姐妹，都沒有活上六十的。照例，我應該早死了，而且二十多年來，干革命的同伴不知倒下了多少。我鄉何先生、姜先生、南嶺、桂初，不都早不在了嗎？你如記及我，當作我早已死了就是。人死了，鬼是找不著的。

第五，我們不是再不能見面了嗎？不是的。我并非有下決心不回湖南。不過要有事才能回來，不能專為回來而回來。因為我們是以身許國的共產黨人。這個曾和廉伯說過。

第六，子谷、群英、冰茹、何光南親家都有信說到生活困難。這些事，我都不能給他們以滿意的答復。只能說清下面幾點：

第一，土地改革、減租減息是我們主張的，尤其是土地改革。土地的地主所有制，是中國反革命的根源，蔣介石是全國大地主階級的頭子，我縣大地主劉毓卿，不知他殺了多少人。土地的地主所有制，也是中國窮困的根源，它把農村的生產力束縛了。今年湖南大豐收，雖然是雨水調勻，但打擊了地主制度，也是原因之一。中小地主的罪惡雖然不大，但他們總是跟大地主走的。所以定要實行土地改革，種地的農民要抬起頭來管事。

第二，人民政府照顧到了各個方面。《土地改革法》是天公地道的，給地主人員以出路，尤其對富農及小土地所有者。近又頒布新解放區農業稅暫行條例，也是天公地道，負擔減輕。這都載在報上，定要實行的。

第三，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進到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即是由地主當權進到勞動人民當權。在某些人家，正如子谷說的：“我家是由有到無”，但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則是“由不對到對”。收租，是有，但不對；不收租，是無，但是對。何況我們家還有夠種的田，夠住的屋，能做事的有事做，小孩子念書還可以取得公費，有甚么不好。這是一關，不要看成由好關進到“難關”，而是由不對的關進到對的關，也即是由不好的關進到好的關。

應該看清楚些，體會著新世界的事物。

老阿婆有個信，請告他老人家，我接到了。所言的，區政府、鄉農會總會依照法令做好的。

愿全家好！

煥南

九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