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教育部在官方網站上發布《2014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人數為1.38億，其中農村留守兒童和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數已分別達2075.42萬和1294.73萬。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總數已占到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人數的四分之一。

注定成為未來中國脊梁的底層孩子今天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樣的？筆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中國城鎮化進程中西部底層孩子們階層再生產發生的日常機制及策略干預研究》，深入到中國西部一個偏遠村落——四川芥縣雍村所在的云鄉九年一貫制學校中展開了為期兩個半月的田野工作，微觀揭秘鄉村底層孩子們所不為外知的日?！敖?。

寄宿制學校如何成為誕生少年幫派的土壤

云鄉九年一貫制學校是一所寄宿制學校，全校200名學生來自云鄉不同的村落。4年前，德育主任鄧老師兼任生活教師，負責分配宿舍。第一次，他按照同班同學關系來統一編宿。鄧老師認為，這種基于同班同學正式組織關系上的編宿，有利于舍友間形成群體內更為牢固的信任關系，并防止宿舍內打架、盜竊等惡性校園事件的發生。

事實上，被編于同一宿舍或相鄰宿舍中的學生們確實能夠因為同班同學關系而顯著降低在學校內住宿的陌生感和不安全感，也能夠減少宿舍內群體間發生暴力沖突與財物丟失等事件。但鄧老師將這種“同班同學型”的編宿方式效果想象得過于完美。

很快鄧老師就發現不良后果：該編宿方式更容易發生團伙內部的共同違紀行為，例如熄燈后不同宿舍同班同學相互間可能有更多的共同話題，可以長時間聊天、打牌、喝酒、翻圍墻出校游泳或打游戲等等；也更容易發生團隊之間的相互違紀行為，例如高年級學生經常欺負低年級的學生，如強迫低年級學生給自己打水、洗衣、倒水；強迫低年級學生夏天在生活老師沒在身邊時到自己宿舍給自己扇風，冬天則將低年級學生的被子強行搶來自己蓋，而低年級學生只能兩人甚至三人擠到一個床上彼此取暖睡覺等。

為了抵御高年級學生的欺負，低年級學生則施展各種“弱者的武器”以示對抗。其中一項就是建立所謂的“小幫派”，在小范圍內集體抗拒個體化的高年級學生，但“小幫派”很快也進一步刺激高年級學生組成“大幫派”來予以集體鎮壓。鎮壓的結果是進一步固化了“小幫派”內部緊密型的共同體關系，從而使“小幫派”逐漸突破宿舍和班級的組織邊界而匯合為反高年級學生欺負的“巨型幫派”。

在“同班同學型”的編宿方式實施半年之后，鄧老師明顯察覺到宿舍中灰色“幫派文化”形成的雛形，于是試圖通過用“再編宿”的辦法予以瓦解。

第二次鄧老師采取了“局部混合型”編宿的方式，即，將八九年級那些愛違紀的學生分散到一到七年級學生的宿舍內，越調皮的學生編到越低年級的宿舍中，以此削弱這些學生在宿舍內的共同語言，進而減少違紀行為的發生。

可是不久后鄧老師又發現，這些調皮的學生漸分化為兩種極端：一種是高年級學生群體性惡性違紀行為確實有所減少，對同宿舍的低年級學生也沒有欺負，反而在宿舍外成為這批低年級學生的保護者；但低年級的學生卻在這種保護中形成對高年級學生的榜樣崇拜，高年級學生的所有日常行為都被他們有意識地模仿，比如不再群體惡性違紀的高年級學生會不斷私下個體化違紀，比如高年級學生晚上會偷偷抽煙、喝酒，而低年級的學生們也在榜樣模仿中學會了此類惡習。這對于生活老師緊缺的云鄉學校而言極難被發現。

另一種則是高年級學生更合法且便利地成為所在宿舍里的“國王”，低年級的學生們無疑成為高年級學生實施各種違紀行為的具體執行者。當老師發現這些違紀行為時，總是用面帶戲謔的表情回應老師：“這與本人無關?！?/p>

在實施“局部混合型”編宿方式一學期以后，鄧老師又堅決將宿舍編排回歸到“同班同學型”的方式之中，僅有極個別具有正能量效應的高年級學生依然留在了低年級宿舍。

在回歸“同班同學型”的編宿方式之后，清晰化的宿舍年級布局和更豐富的低年級宿舍經驗使云鄉學校內部同輩群體間有關欺負與抗爭之間的廝殺更為激烈，“兄弟幫”就是在這種同輩群體間的相互斗爭中組建和壯大起來的。

“兄弟幫”：從被人欺負到欺負別人

“兄弟幫”的創始人之一、九年級男生李元元說，“兄弟幫”是他在讀七年級時成立的，起因是當時班上同學經常被高年級同學欺負：和九年級的“霸王團”因為搶熱水打過群架，和八年級的“流氓會”因為晚上打呼嚕和講話也打過群架。

打完群架后，七年級的同學模仿高年級的同學，建了一個“兄弟幫”。最開始是一個比較封閉松散的群體，成員都是自己班的同學，主要是防止同學被欺負。之后宿舍重新編排，“兄弟幫”就又陸續加入一些經常被高年級同學欺負的低年級同學。

李元元介紹，現在“兄弟幫”的規模大約維持在35人，其中九年級全班38個同學中就有24人，其他11人則分別來自八年級（7人）和六年級（4人），再低年級的就全部被清除了。主要由李元元和他所在高年級同學所控制的“兄弟幫”事實上已經成為新的“欺負者”和“鎮壓者”。

李元元和同學們建立了一個QQ群，群名就叫做“行俠仗義——兄弟幫”，人數最多的時候達到50多人，其他低年級的占到了20多人。

“兄弟幫”沒有明確的入幫或者退幫規則。李元元說，最開始大家都經常在一起玩鬧，慢慢的熟了就跟低年級同學說，我們有個“兄弟幫”，你加進來吧，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平時誰要是挨欺負，“兄弟幫”其他成員都是要幫忙的，如果誰見死不救，就會被清出QQ群，就算退幫了。

另一位九年級“兄弟幫”骨干成員楊柳說，幫里的成員都要服從幫里的“大計”安排——必須每天都要有幫員出來違規與犯錯，以此不斷挑戰班主任老師。比如，今天我們就準備把垃圾桶直接丟到學校外邊去不拿回來了，昨天我們是故意打壞了后門上邊的那塊玻璃，前天是把粉筆全部折斷丟垃圾筒了……因為班主任老師對我們管的實在太苛刻了，把我們當“機器”一樣，我們要反抗！

這學期開學時選班長，在“兄弟幫”的推舉下，老大齊磊當選。班主任老師雖然很不爽，但是沒有辦法。楊柳為此很自豪：這就是我們“兄弟幫”的力量，齊磊就敢和老師對著干！

在與這些孩子的深聊中，筆者總結出作為非正式群體的“兄弟幫”的幾個特征：

第一，它是在與高年級同輩群體的日常抗爭中為保護弱者的個體權利而建立的，在沒有變成高年級時希冀通過共同體的力量來抑制和平衡底層學校內部不講任何邏輯和秩序的“弱肉強食”，在變成高年級后則逐漸變成了屬于強者的封閉化“利益集團”。

第二，它的組織形式總體上依附于諸如班級、宿舍這樣的組織載體來建構和發展，且無論其最初是松散型還是后來的緊密型。

第三，網絡工具QQ群所呈現出來的“加入—退出”狀態，承載了其在現實生活中無法施展的“入幫”與“退幫”儀式功能，正是通過這種虛擬化的儀式手段才實現了群體身份實體意義上的彼此相互認同，進而使松散型的學生灰色組織變得更為緊密和更為形式合法。

第四，它的組織功能在不斷地擴張，從最初僅僅對抗同輩群體，到后來逐漸對抗班主任老師，甚至于后來對抗學校制度。他們始終在強者與弱者的角色扮演中相互轉換，而這種相互轉換使他們悄悄地完成了個體的社會化，并逐步在反學校文化自我認同過程中加速了底層再生產。

抵抗“兄弟幫”的非正式群體如春筍般不斷創生

更多需要抵抗“兄弟幫”欺負的其他“兄弟幫”則在隱匿中如春筍般不斷創生，他們大多數為學校管理者所不可見，但卻真實存在于像云鄉學校這樣的底層寄宿制學校中。在日常學習生活中運轉更為常規的非正式群體是：師徒制、親戚制和情侶制。

“師徒制”是在學生內部所生發的一種群體關系，這種關系遠遠不同于傳統意義上嚴格等級化的師徒關系，而是一種基于學校官方所反對的“灰色經驗”共享層面上的同輩關系。例如，電腦游戲經驗、打牌經驗、翻學校圍墻經驗、作弊經驗、設計惡作劇經驗等等。

“師徒制”這種非正式群體內部關系具有明顯的四大特性：一是不穩定性，作為“徒弟”的學生和作為“師傅”的學生之間不具有正式化和嚴苛性的師徒禮儀與規范；二是短時性，當“徒弟”感興趣的經驗從“師傅”那習得以后，師徒關系便很快宣告破滅；三是單向性，“師徒”之間的關系僅僅維系于學生兩者之間，與其他學生沒有關系，不存在所謂的同門師兄弟的關系網絡；四是可交換性，“師徒”之間關系并不固化，只要一方擁有對方感興趣的新經驗，師徒關系隨時都可以相互變更。

“灰色經驗”正是在這種非正式的“師徒制”關系結構中被不斷復制、擴散和發展，從而不斷累積和沉淀起學校一屆又一屆群體性與規模性的反學校文化。

“親戚制”是學生內部所生發的另外一種群體關系，這是通過彼此互認“姐弟”“兄妹”等親戚關系來建構緊密型學生社會互惠群體網絡的方式。在云鄉學校內部，“親戚制”似乎較為普遍，不僅在八九年級等高年級中廣泛存在，在三四年級等低年級中也偶有所見。

八年級的男生張秋即是班內4個女生的“哥哥”，這源于張秋為人耿直、爽朗、好打抱不平的個性，同時還具有不錯的領導才華和個人魅力，因此很多女生愿意認他當哥哥，一方面覺得“有面子”，另一方面則可以不被其他同學欺負，并在遇到什么困難時可求助于他而獲得保護和享受安全。但作為“妹妹”的義務則是不定期地給“哥哥”買零食、幫做作業等等。張秋直言挺享受這種被她們認做“哥哥”的感受，感覺到這才夠“英雄”、夠“爺們”，由此他必須時刻在“妹妹”們面前展示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氣概。于是，挑戰老師權威、對抗學校規矩、與高年級和校外同學打架、抽煙、喝酒、打牌、翻圍墻等等，幾乎成為和張秋一樣的“哥哥”們必須定期循環展現在“妹妹”們面前的男性氣概與英雄本色。

“情侶制”是學生們內部一種最容易被理解的群體關系。在云鄉這樣的底層學校，因為全校高達75％的學生都屬于留守少年或兒童，且在這種封閉式的寄宿制學校內部實施準軍事化的嚴苛規訓和管理，因此學生們不得不隱匿性地從內部生發出一種情侶之“愛”去解構枯燥與乏味的無聊日子。

在九年級38個學生中，早戀的“情侶”居然高達6對，這還不包括與校外其他孩子發生早戀的。而更為嚴重的是早戀發生的年齡愈來愈下移，在云鄉學校中，最早的“情侶”居然發生在三年級，六年級的孩子居然可以毫不膽怯地向筆者公然談起自己的“女朋友”，而周圍的孩子則在一旁起哄：他都算OUT了，有的都已經失戀好幾次了。

云鄉學校德育老師劉倩說，學校歷來堅決禁止早戀，處罰也是相當嚴格的，以前如果發生早戀且情況惡劣，一般是必須要開除的。但現在因為義務教育階段不能開除學生，甚至都不能實施稍微重一點的懲罰，因此，以前學校即便有早戀的，“情侶們”也都相當低調，但現在幾乎都徹底公開了，甚至有時候大搖大擺地在操場手拉手，在教室里接吻，甚至有男生被發現留宿女生宿舍。班主任和科任老師知道了，又能怎么樣呢？何況現在很多班主任老師都是80后，他們都相當“開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不出大亂子。

確實正如劉倩老師所言，“情侶制”一方面越來越公開化的背后是義務教育階段懲戒能力的被削弱；另一方面則是社會變遷中的新問題與新挑戰：當80后的老師遇到90后和00后的學生，究竟應該如何策略性地應對和處理學生那些敏感的同輩關系呢？

非正式群體真正讓底層孩子們感覺到溫暖

以“兄弟幫”為代表的各類非正式群體在底層鄉校中的流行，事實上絕不能僅僅簡單歸因為底層孩子們青春叛逆期的普通社會行為，而是與以下三個方面直接相關：

第一，與來自上層權威的對抗，進而使鄉間的底層孩子們在日常學習夾縫中尋找到微弱的主體性。

中國西部鄉村社會成熟勞動力的大量外流，使曾經散點式普遍鑲嵌于傳統村落空間中的鄉校和教學點不斷被撤并從而重心上移，鄉間學齡人口向中心鄉鎮所在的較大規模鄉校聚集成為現實，重心上移后規模擴大的鄉校面對不斷被調整而來的農村學生，一方面要預控風險以保證個體安全，另一方面要降低管理難度以適應編制實際。因此，規訓式和粗暴式的日常學校管理成為普遍的教育教學行為。

底層孩子在被規訓和被監控的環境中，一方面被外出務工的父母反復要求必須聽從老師和學校的話，另一方面因遠離家庭教育，諸多不好的日常行為與習慣更多只能從老師和學校處獲得標準化的規訓與流水線式的禁止。因此，他們更多容易通過同輩群體的相互抱團建構“非正式群體”的方式以抵抗來自成人世界自上而下的權威威懾。

第二，與來自同輩群體的對抗，進而使鄉間的底層孩子們在日常生活夾縫中尋找到真實的意義感。只有通過同輩中非正式群體的建構才能消解來自成人世界的日常權威，同時也抵御那些應付檢查般的“形式化”和“象征性”關愛，同輩群體中的幫派必須要有封閉性的邊界，這樣才能讓不同的孩子在不同的幫派圈中通過與其他幫派的對抗感受到真正的意義感，感受到組織性的相互關愛，進而達成身份認同。

這種灰色而隱匿化的自籌式關愛體系往往才是真正讓底層孩子們感覺到溫暖的系統，這個系統又導向兩個行為極端：一是集體化全面拒斥來自成人世界的關愛；二是通過各種對抗成人世界的常態行為希冀獲得成人世界的更多關注。前者往往發生于后者的數度失望之后。

第三，與來自其他個體的交互，進而使鄉間的底層孩子們在日常情感夾縫中尋找到深處的歸宿感。

“師徒制”“親戚制”“情侶制”相對于“兄弟幫”等幫派小組織而言，是一種較為柔性的非正式群體關系，更多凸顯出個體與個體之間互動。以“情侶制”為例，早戀和性行為在底層孩子們中愈來愈頻繁發生的根源絕不僅僅是生理期提前這一生物性因素所能解釋的，事實上，密集發生的早戀和性行為或許蘊含了更多底層孩子們用“同輩”之愛去對抗和彌補成人世界真正關愛體系缺失的社會性因素。（文中所提市縣以下地名及人名均為化名，作者李濤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