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19世紀的殺女嬰傳統

從西方兒童史的研究中可以發現，自古以來棄嬰、殺嬰的行為在歐洲就一直普遍存在，直到19世紀后期甚至20世紀才開始減少。而在中國，更加突出的是殺女嬰的問題。

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梁其姿于2015年初在《兒童史及青少年史研究》（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Youth）上發表了一篇書評，評論對象是一本關于中國19世紀殺女嬰的研究專著《生死之間：中國19世紀的殺女嬰現象》（Between Birth and Death: Female Infantici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兒童史及青少年史研究》（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Youth）是兒童史和青少年史方面的國際同行評論學術期刊，專注于不同歷史時期中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的歷史研究，也是兒童史和青少年史學會（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Children and Youth）的官方刊物。它創立于2008年，每年出三期，由約翰·霍普斯金大學出版社出版。

《生死之間：中國19世紀的殺女嬰現象》的作者米歇爾·金（Michelle T. King）是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歷史系副教授，她主要關注19世紀和20世紀的中國歷史文化和僑民研究。她的新書是以臺灣知名食譜作家和電視名人傅培梅的事業和人生作為切入點，來探討中國的性別、飲食文化等問題。

《生死之間》的大部分內容是根據曾經近距離接觸過中國社會的西方人士所寫的文獻而來，例如旅居中國的商人、外交官、修道士、旅行者等人的回憶錄和旅行游記等。這些西方人普遍都把目及的殺嬰現象描述成中國文明野蠻落后的表現。書中提到，為了追求“科學”的人口結構和國家的近代化，19世紀末期的中國逐漸提倡剔除殺女嬰的陋習。

米歇爾還將傳統的殺女嬰現象和中國1980年代的選擇性墮胎問題做比較。雖然他極力還原殺女嬰以及墮胎母親的情境和心理，但由于在特定的經濟社會環境下，涉及道德和建設現代中國的問題，殺女嬰的問題仍然無解。

殺女嬰問題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突出的問題，由于中國方面的數據缺乏，研究殺女嬰問題一直是個難題。19世紀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后，出于傳教的需要，搜集了一些殺嬰數據和死嬰資料，這些資料除了提供研究中國社會的新視角以外，還能挖掘出容易被中國學者忽視的翔實且有益的信息。

孤兒院里也有美好童年

2015年初《兒童史及青少年史研究》（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Youth）上發表了的一篇關于美國孤兒院的研究論文《溫暖的家：1920-1970年的美國孤兒院》（“Never A Better Home”: Growing Up in American Orphanages, 1920–1970）。作者比吉特·索拉諾（Birgitte Soland）是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在西方世界的公共話語中，孤兒院一直是備受詬病的機構。它一直是以缺乏人情味的設定、嚴格的制度和忽視孤兒基本需求的形象存在于輿論中。然而，論文卻揭示了一個事實：生長于孤兒院的孤兒們卻并不以為然。

作者采訪了約140位曾于1920年-1970年間在美國中西部地區的孤兒院生活過的人，論文基本是基于他們的童年記憶而來的口述歷史，旨在探討備受爭議的孤兒院的條件、設施以及孤兒對孤兒院的真實感情。

二戰前的大蕭條時期曾在大型孤兒院生活過的兩位受訪者說，當時孤兒院除了能保證基本的衣食住行之外，還有游泳池、籃球場這樣的特殊設施，每周六晚上會放電影，孤兒院里配備有專門的醫護人員，甚至還有牙醫，這樣的條件使得他們都感覺不到孤兒院外大蕭條的氣氛。雖然這并不能代表全部孤兒院的情況，但至少說明在他們的記憶里，孤兒院能給自己提供一個溫暖的家。

盡管20世紀大部分時期，孤兒院都是供不應求，條件欠佳，但是它仍然給孤兒提供了受到安全庇護和教育機會，培養了他們更加強烈的個人能力意識和社會意識。正如其中一位采訪者所說，盡管他們的童年異于常人，但仍然可以稱為美好的童年。無論大眾相信與否，他們僅僅是正常人而已，而不是貼著“受害者”標簽的怪人。

英國殖民地反天花運動中的兒童角色

《社會史雜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2015年48卷上發表了莉蒂亞·默多克（Lydia Murdoch）的一篇關于兒童在英帝國對抗天花過程中的作用的研究論文《攜帶疫苗：英帝國早期反天花運動中的兒童角色》（Carrying the Pox: The Use of Children and Ideals of Childhood in Early British and Imperial Campaigns Against Smallpox）。

作者莉蒂亞·默多克是紐約瓦薩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曾出版過研究倫敦兒童的《想象中的孤兒：貧困家庭、兒童福利與爭議公民在倫敦》（Imagined Orphans: Poor Families, Child Welfare, and Contested Citizenship in London）。

Imagined Orphans: Poor Families, Child Welfare, and Contested Citizenship in London

在早期英帝國的反天花措施中，兒童作為疫苗病毒的攜帶者，他們來到殖民地推廣接種疫苗，不僅為對抗天花病毒的醫療事業發展做出了貢獻，還突破了英帝國的政治和經濟界限。

與此同時，作者揭示了18世紀和19世紀初期人們對于兒童概念理解的轉變——出現了現代兒童觀念，即孩子是家庭的中心，而在此之前并沒有明確的兒童概念，兒童一旦到了能獨立行動的年齡時便被當作小大人看待，從屬于成人社會。

在印度，駐印英國殖民官員和醫生推行“自由帝國主義”，他們不僅強調接種疫苗能拯救生命，還提倡“幸福家庭”的價值觀，通過保護兒童的生命形象來標榜自己在殖民地實行的“仁政”。

兒童是天真清白的形象，因此在運用兒童推廣接種疫苗的過程中，也強化了在跨種族、跨階級、跨地區之間接種牛痘疫苗時的安全感。在新的醫療技術惠及更多天花患者的同時，似乎讓各種族、階級平等的人道主義的理想更進一步。在英國反天花的過程中，雖然人們強化了重視兒童生命的普世價值，但是在實際醫療過程中仍然有貴賤之分。

中緬邊境上為何會有童子軍？

2015年《當代東南亞》（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雜志37卷刊發了日本國際大學教授貌昂妙（Maung Aung Myoe）的一篇書評。貌昂妙（Maung Aung Myoe）對緬甸軍事和外交方面有較深的研究，出版過《以胞波之名——1948年以來的緬甸對華政策》（In the Name of Pauk-Phaw：Myanmar's China Policy Since 1948）和《建造國防軍：1948年以來的緬甸武裝部隊》（Building the Tatmadaw: Myanmar Armed Forces Since 1948）兩本著作。

貌昂妙評論的是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的助理教授陳鍇的著作《中緬邊境童子軍比較研究：革命，挑戰和對策》（Comparative Study of Child Soldiering on Myanmar-China Border: Evolutions,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從比較的角度來看，這本書介紹了中緬邊境（即緬甸克欽邦和撣邦）童子軍的情況，描述了緬甸武裝沖突的局勢和階段，以及在此局勢下招募、訓練、雇傭童子軍的組織。

書中著重探討童子軍形成的結構性原因，在混亂的武裝沖突和動蕩的社會環境下，滋生大量暴力和犯罪，很多家庭被摧毀，兒童流離失所，甚至淪為孤兒，因此他們便被一些武裝力量和組織利用，招募組織起來訓練成童子軍。除了混亂的社會環境之外，還有人力資源的不足、法律概念缺失、毒品走私、艾滋病橫行、長期貧困，以及報復性武裝等原因致使中緬邊境大量的童子軍存在。

緬甸政府在中緬邊境的童子軍問題上的破局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目前它還沒有減少童子軍的最優方案。而作者提出了一個“次優”的解決方案——“跨國公私合作”，并為所有利益相關者提出適當的對策。

“跨國公私合作”是作者研究中的一個核心概念，主張為公私參與者構建連續且制度化的合作聯系，“私”既可以是盈利集團，也可以是公民社會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