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許紀霖攜修訂版《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做客上海新華書店，以“知識分子的家國天下情懷”為題開講何謂知識分子，以及他所欣賞的民國知識分子的“民國范兒”。

他以王元化為例，講到王先生晚年痛苦主要是精神痛苦。這種痛苦是憂患意識。“一般人不會有，但知識分子會為和他不相干的事情痛苦。這就是從孔子開始就有的憂患意識。” 許紀霖還聯想至當下人們常說的“情懷黨”：“不是情懷黨，不算知識分子。痛苦是知識分子的宿命。”

誰是知識分子？

“在座自認為是知識分子的舉手？”許紀霖開場提問，卻無一人舉手，“不知是因為‘知識分子’太偉大了，還是現在被污名化了？”

許紀霖介紹說，知識分子一詞其實最早出現在十九世紀的俄國。當時，俄國社會里有一批本屬于上流社會卻接受西方教育的人。他們對比西方，觀察俄國的專制制度時便深覺不滿。“這樣一批與主流社會有著疏離感、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特別是道德批判意識的群體，當時就被稱為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的第二個來源是法國。1894年法國發生了一起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上尉由于猶太人的關系遭受誣陷，這引起了包括左拉、雨果等文人的義憤，為德雷福斯辯護。后來，這些批判社會不正義的人士就被他們的敵對者蔑視地稱之為“知識分子”。

到了今天，許紀霖提及知識分子的標簽通常是從出身和職業這兩個角度進行考慮。出身是指，凡受到比較好的教育就叫做知識分子。“以前高中生就是知識分子，因為讀大學的人很少。現在（高中畢業）當然不能算，至少要大學。這也只能說是‘知識分子出身’。”

而從職業角度，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愛德華·希爾斯說知識分子就是一些“頻繁運用一些抽象符號的人”。 按照這個定義，許紀霖解釋大學里面大概只有從事文科和理科教研的人算知識分子。“工程師、醫生、律師這樣應用學科的，嚴格來說只能叫專家，不是知識分子。所以知識分子從事的職業，要回答一些大問題。宇宙是什么樣的，人類是怎么樣的？人生是怎么樣的？”

但許紀霖強調他并不是從出身和職業來談何為知識分子，而是從一種“理想類型”來談：“也就是既不需要是知識分子出身，也不必從事知識分子職業。今天只要具有知識分子精神的人，就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更代表一種精神。”

民國知識分子的民國范兒

許紀霖說，民國有很多傳奇和神話，它們的真假不重要，關鍵是它曾經是一段歷史。“這段歷史消失了，它寄托著我們的希望。民國知識分子代表了民國的精神。”

在一門名為“紀錄片中的知識分子”的課上，許紀霖常會和學生一起討論什么是民國范兒。“第一個精神是純真。”他講起自己的父親曾就讀的西南聯大，“今天沒有一個學校可以和西南聯大媲美。”為什么呢？許紀霖說，在戰爭年代，西南聯大里的人心態很安寧。當時有一句話叫“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所以在戰爭環境中，不少知識分子寫了很多學術著作，比如馮友蘭的《貞元六書》、金岳霖的《論道》等都是在戰爭時代完成的。

民國的第二個精神是德性。許紀霖舉例的是梁思成、林徽因和金岳霖的故事。三人雖有“情感糾葛”但卻是一生摯友的故事一直為人們津津樂道，“那個時候知識分子身上的境界，一般人做不到的。這種東西不是可以追求的，是很自然的。你說林徽因是傳奇，在今天這樣一個到處都是凡夫俗子的時代，都沒有這種故事。”

第三個精神則是趣味。“那個時候（民國時期）搞中國文學研究的懂西學，搞西學的懂中國文學。現在看我們外文系出來的學生，沒有文學，只有語言。很多學者只是專家，一離開他的專業基本無濟于事。我們今天看到了很多學者，沒文化，只有自己一點點很可憐的專業知識。”許紀霖還提及，有一些文人有文化但沒趣味，寫出來的文章很平庸或是低級趣味。“人看上去就沒趣味，講出來的話和常人差不多，穿出來的衣服，舉手投足整個一凡夫俗子，這是很要命的。”

他由此聯想至中外大學差在神圣性。“這兩天北大清華有很多夏令營，你進去看看有什么特別？沒有。再去哈佛看看，你一到那里，就給你一種神圣感。你在中國大學有神圣感嗎？沒有。神圣感一個是氛圍。”他強調另一個（因素）在于大學老師沒有。“我們很多大學教授自輕自賤，說出來都是凡夫俗子的東西，怎么讓你的學生敬畏？”

最后一個精神是尊嚴。許紀霖強調，一個文明的社會，要尊重人的生命，更重要是尊重人的尊嚴。他再一次舉例王元化一生沒說過假話，沒寫過檢討。“‘以天下為己任’，先守住自己，守得住就算，守不住就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