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日本哲學家、思想家鶴見俊輔辭世。作為戰后日本思想界并駕齊驅的巨人，繼竹內好（1910-1977）、丸山真男（1914-1996）、吉本隆明（1924-2012）之后，鶴見的離去首先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執戰后日本思想與言論牛耳的“戰前派”與“戰中派”（分別指在戰爭前與戰爭期間形成人格的兩代人）知識分子就此謝幕。由于獨特的戰爭體驗，這些知識分子對近代日本的國家主義展開了透徹的分析與批判，在日本邁向現代文明的進程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梢哉f，這些知識分子所展現的思想與行動，已然決定了他們作為巨人不朽的一面；他們自身就是戰爭留給日本以及世界的遺產。

然而，如何看待這份遺產，包括日本國民在內的人們仍在摸索，甚至在苦斗中。在現代日本的思想與言論空間中，如何認識此前的戰爭一直是當然的主題。不過，這一主題因必然關涉歷史、國家、政治、人性、文明，并非為日本所獨有。那么，作為世界大戰主要當事者與責任者的日本，給這個世界留下了怎樣無可替代的經驗、認識與教訓？鶴見的逝去或許將再次激發包括日本國民在內的世人思考這些問題。鶴見獨特的思想與人生軌跡，正是引領人們進入問題的一把鑰匙。

鶴見俊輔戰前、戰時的人生肖像

鶴見俊輔出生于1922年，家族背景顯赫：父親鶴見祐輔曾任日本政府高級官員，并出任過眾議院議員、厚生大臣等，在戰前有著親英美派自由主義政治家與作家的名聲；外祖父為大名鼎鼎的后藤新平（1857-1929），曾出任過臺灣都督府民政長官和滿鐵初代總裁，其后相繼擔任過內務大臣、外務大臣、東京市長等要職，于1928年獲封伯爵。因這種貴族出身，鶴見的母親對他極為嚴格，導致了他過早的叛逆——偷書、考試故意交白卷、逃課、出入花街柳巷、多次自殺未遂，并最終不得不在精神病醫院接受治療。小學勉強畢業后，他進入初中，但第一學期即被開除；隨后，母親安排他轉學，但兩個學期后又被開除。見此情形，父親將他送至美國。另一方面，鶴見又是一位智力異常早熟的少年：他在小學畢業前讀的書即超過了一萬冊（小熊英二：《“民主”與“愛國”》，新曜社，2002年， 717-718頁）；據說，他還有著超凡的記憶能力。

1938年9月，他來到美國，進入馬薩諸塞州的一所中學。環境的變化讓他洗心革面，開始異常專注學習。翌年，他考入哈佛大學哲學系，學習實用主義；在其授業老師中，有卡爾納普、蒯因等當時第一流的哲學家。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日兩國進入戰爭狀態。翌年2月，他被懷疑為間諜，遭到美國聯邦警察逮捕，被關進收容所。在隨后的審問公聽會上，哈佛大學的教授出任特別辯護人為其進行了辯護。由于無法繼續學習，他趴在收容所內的馬桶上完成了畢業論文《論威廉·詹姆斯的實用主義哲學》。盡管修學年限不足，哈佛大學的教授會還是同意授予他畢業文憑。

從日美開戰時起，鶴見就認為正義在美國一側，日本必敗。盡管如此，他還是選擇回國，理由僅僅是“想在日本人當中迎接戰敗”。1942年8月，他乘坐日美交換船返回日本，并隨即接受了征兵體檢。因患有肺結核，他每天長跑，希望通過咯血來免除兵役，但未成功。迫不得已，他主動選擇從事海軍文職工作。1943年2月，鶴見被送到南方戰線，進入爪哇雅加達的海軍武官府，負責監聽盟軍的英語短波電臺。他的上司是一個叫前田精的大佐，他認為前田是個“即使戰敗也相信大東亞解放理念的人”（《戰爭留下了什么》， 25頁）。1944年12月，因胸部骨瘍惡化，他被遣返回國內修養，最終迎來了日本的戰敗。

在近兩年的軍隊生活中，鶴見對日本軍國主義有了透徹的觀察。在爪哇前線，他看到的是日軍從事毒品交易、吸食鴉片、出入慰安所、殘殺俘虜等罪惡、墮落、殘酷的行為。由于確信日本必然戰敗，他一方面緊張地掩飾這種內心的真實想法，另一方面因“不想跟敵人戰斗、不想殺人”，他一點一點地偷取鴉片私藏起來，準備隨時自殺。

盡管如此，他所知的一起殺害平民俘虜的事件，還是讓他恐懼不已。當時“第二十水雷戰隊”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澳大利亞貨船，并說船上的人看到了他們的秘密，不能留有活口。被扣押的平民俘虜中，有一個來自果阿的黑人患病。軍方于是命令一位文職人員攜帶毒藥和手槍，將其帶到指定地點殺害。那位俘虜以為是去看病，很感謝地跟隨而去，并被騙吃下了毒藥?！暗麤]有死。于是就把人活著扔到坑里填上土，他還是沒有死，嗚嗚地呻吟著，說是后來就用手槍亂打，直到土里的呻吟聲停止了才回去?！保ㄍ希?1頁）執行殺人命令的那位文職人員，就住在鶴見的隔壁。

文職人員的另外一項工作是負責組建爪哇的慰安所，并“上街去找能滿足要求的女性”。鶴見回憶說，日本軍官喜歡白人女性，但因荷蘭人都被關進了收容所，他就到街上找白人和當地人的混血兒。被帶入慰安所的女性“主要是當地良家女性”，但那些混血兒中“也有平時就做這一行的”。慰安所里也有從臺灣及朝鮮被強制拉來的女性。另外，日本的慰安婦則主要住在為士兵服務的慰安所。從佐官到高級別軍官，再到文職人員，都是慰安所的?？?。鶴見出于“不良少年的驕傲”，并未同流合污，為此而屢遭嘲笑。因自認比殺人好，他對從事慰安所的各種諸如“拿套子”、“準備早飯”等雜事逆來順受（同上，28-39頁）。由于這些獨特的經歷，1990年代初慰安婦問題開始得到關注后，鶴見積極推動了日本的相關賠償措施，盡管以失敗告終。

海軍文職人員的薪水頗豐。鶴見將每月薪水的三分之二寄回家，余下的三分之一用于購書。據他說，德語的康德全集、叔本華全集等，都購于當地。另外，爪哇有很好的圖書館，這成了一種救贖。他回憶說，他在圖書館里借閱并讀完了靄理士（H. H. Ellis）的六卷本《性心理學》，因為他關注的問題正是“國家-性”關系：他“要用自己性的欲望跟國家準備的慰安所對立”（同上，126頁）。這種戰時體驗，導致了其后他對大眾欲望的重視。

鶴見對自己的上述戰時體驗，有過多次重現。顯然，這種口述史自身就構成了戰爭留給日本的遺產。對于鶴見自身而言，這種戰時經驗一方面讓他“對日本人很絕望”，另一方面加深了他對國家、人性、政治的理解。思考這些根本性的戰時體驗，誠實地面對自己與他人的人生，這成為鶴見此后人生的主題。   

《思想的科學》與“轉向”研究

1946年5月，鶴見與其姐姐和子（1918-2006）、丸山真男等七人組成“思想的科學研究會”，并創辦同人刊物《思想的科學》。創辦刊物最直接的動機，源于和子的提議，即為治療俊輔的抑郁癥；最初的資金是他們自掏腰包。當然，刊物有正式的宗旨，即探索戰敗的含義、吸取教訓。不管怎樣，到1996年3月?？癁橹梗@個刊物正好持續了半個世紀，共發行五百三十六期，成為戰后日本最負盛名的思想雜志。在這一過程中，鶴見等人還以雜志為中心組建了各種研究小組和讀書會。在卓有成效的小組活動中，涌現出一批后來活躍在日本學術、思想與評論等領域的知識分子；鶴見的這個團隊因此也獲得了“鶴見學?！币徽f。就人才培養與社會影響力等方面而言，戰后日本社會尚無出其右者。

關于刊名，有日本思想史學者推測說，《思想的科學》源于在戰后日本思想界發揮了巨大作用的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恩格斯“從空想到科學”等說法。但事實上，“科學”二字源于一位研究托馬斯·阿奎那經濟思想的日本學者，亦即源于中世紀神學。鶴見回憶說，刊名寓意是，知識分子要用“根本性的思考的方式”，應對戰敗問題。戰前日本知識分子無力進行根本性思考，鶴見認為這是致命的缺陷。在最初發表的論文《日本為何沖進了太平洋戰爭？》中，鶴見從語言學的角度提出了“護身符語言”的說法，揭示了問題的一種生成機制。在他看來，彌漫社會的“鬼畜美英”、“國體”、“大東亞共榮圈”等說法，一方面給人們提供了護身符，避免觸犯當局設定的禁區；但另一方面，這些說法最終將日本國民悉數繞了進去，人們信以為真，最終完全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

在思想界嶄露頭角后，1948年11月，鶴見受聘為京都大學的非正式講師；翌年4月，正式出任該校人文研究院的副教授。1951年，斯坦福大學聘任他為副教授，但因他參與反核運動，美國領事館拒發簽證。1954年，他轉任東京工業大學的副教授，直至1960年。這一期間（1954-1962），鶴見組織了三十余人的研究會，完成了主題為“轉向”的研究，最終出版了三卷本研究成果《轉向》。鶴見是一位極其高產的思想家，終其一生，出版有七十余冊的單行本，另有編著、合著近百本，但他自認為這部共同編輯的《轉向》是其代表作，會留名歷史，可見其志向所在。

“轉向”一詞最初源于1920年代的日本共產黨，是“方向轉換”（即路線變更）的縮略語；在1930年代，這個詞逐漸用于指稱被捕的日本共產黨員的“變節”，成為一種輕蔑的說法。不過，鶴見認為“轉向”是一個普遍現象：戰前那些為自由、和平搖旗吶喊的大量自由主義者與左翼知識分子，在戰爭爆發后幾乎都搖身一變為狂熱的軍國主義者；戰敗后，這些知識分子，甚至是右翼知識分子又迅速轉向擁抱“民主主義”。因此，鶴見認為“轉向”的本質是指“在國家的強制下所產生的思想變化”（鶴見俊輔：《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年，21頁）。

這種普遍的“轉向”除了國家權力的強制之外，還與近代日本知識分子的獨特作用有關——他們扮演了性命攸關的角色。鶴見認為，在以“文明開化”為口號的急速現代化進程中，明治政府高度依賴知識分子，從而造成了他們的特權地位，這一點與同時代的英、美、德、俄等國家不同。國家政策與知識分子自身使命感高度重合，進一步造就了他們獨特的精英意識；鶴見稱之為“優等生意識”。他進一步分析道：“基于這種認同而著意大量培養的人才，就形成了這樣的結果：通過考試進入那些學校、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把歐美知識講得頭頭是道、然后登堂入室掌控權力?！边@樣一來，能否成為國家領導者就以能否寫出“標準答案”為條件；包括自由主義、共產主義、軍國主義、民主主義在內的所有“主義”，一時都成了日本知識分子的標準答案。

鶴見認為，這種體制最終完成于日俄戰爭（1904-1905）時期。這一期間，日本知識分子從此前明治時期“自己造就自己的知識分子”，轉變為服從權威的“被造就的知識分子”，這是成敗的轉換點（《戰爭留下了什么》，135頁）。這些“被造出來的人”，沒有獨立思考能力，但擅長學習；他們適于和平時期的建設，卻無法應對變局。因此，鶴見要求日本知識分子不能放棄自己的責任。他坦言道：“我自己是享受了各種特權的。所以對那些跟我一樣享受著特權的人們，我就覺得他們應該多負起點責任來，但對于沒有特權的人們我就不會去說同樣的話?！保ㄍ?，102頁）作為真正的知識分子，鶴見時刻進行的是自我批判。

不同于其他戰后思想家，鶴見并未對大眾展開批評。他認為自己不是那種進行居高臨下教導式的啟蒙者；除了在承擔責任這一點外，鶴見認為知識分子與大眾沒有本質區別。這也是《思想的科學》并不關注作者的身份，并大量刊登關于大眾小說、電影、漫畫、流行歌曲的分析與評論的原因。鶴見主導的這種對大眾的關注與分析，開創了日本此后的大眾文化研究。

 “60年安保斗爭”與“越平聯”

日本戰敗后，各種社會運動風起云涌。1950年代末，圍繞《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修訂問題，日本各界發起反對運動。1960年5月9日，國會預定強行表決通過改定的條約。當時的文化團體參加請愿活動，面見首相岸信介，其中有竹內好。當岸信介在當日夜里強行通過條約后，竹內好立即辭去他在東京都立大學的教職進行抗議，表明無法在岸信介的政府中做公務員。其后，反對運動達到高峰，數萬人連日包圍國會，成為日本史上最大規模的大眾運動。

鶴見在電視上看到竹內辭職后，隨即宣布辭去他在東京工業大學的教職。他回憶說，他當時沒有時間思考什么“大義”問題，但覺得“如果是跟竹內在一起，就算最后吃虧倒霉也沒問題”（同上，243頁）。他自嘲說，支撐他這種行為的準則就是“黑社會道義”——他在訪談中多次提及的這個說法，一方面反映了他豪爽的性格，不拘泥于各種意識形態立場與框架，另一方面也展現了他富有行動能力的特征。翌年，他受聘于同志社大學，這是一所位于京都的著名私立大學。

日美新安保條約通過后，抗議運動繼續發酵。6月15日，抗議運動達到巔峰，鶴見、竹內好等人都加入了沖擊國會的游行活動，但遭到了警察的鎮壓。面對鎮壓，竹內好發表了題為《四個提案》的演講，其中有“與其糟糕地勝利，不如漂亮地失敗”一句。鶴見對此極為贊同，在他看來，“敗得漂亮的失敗是為下一次的浪潮做準備的”（同上，197頁）。如何做到光榮失敗以保存并積蓄勢能，這對于任何反體制運動而言皆至關重要。

安保斗爭停歇不久，隨著越南戰爭的逐步升級，日本國內掀起了反戰運動。組建“越平聯”（即“還越南和平！市民聯合”的簡稱），正是鶴見為迎接新浪潮的行動。1965年4月，他與當時年輕的暢銷書作家小田實（1932-2007）發起了這一組織，直至1974年解散。該組織在這一時期的社會運動中發揮了巨大影響，小田也一躍成為“戰后派”知識分子的代表。在“越平聯”展開的諸多活動中，有一項是策動美國士兵叛逃，并提供保護。1967年秋，“越平聯”迎來了首批來自美軍航母無畏號上的四名逃兵。鶴見等人隨即展開了緊張的救援與宣傳活動。鶴見先將逃兵藏匿在父親家里，隨后又藏到自己家中，并最終通過蘇聯，將逃兵送到了瑞典。此后，“越平聯”成為美國的眼中釘，鶴見等人遭受了巨大的壓力。

從1968年5月起，日本大學生與學校管理當局矛盾激化，再次引發了學生運動的高潮。上百所大學組建了以新左翼、無黨派學生為主體的“全學共斗會議”（簡稱“全共斗”），主張以暴力方式與學校對抗，日本社會運動由此進入武斗時期；其中，尤以日本大學和東京大學的“全共斗”聞名。比如在1969年1月，日本政府出動八千五百人的警察機動隊，試圖奪回學生占據的東京大學禮堂，雙方為此展開了數日激烈的攻防戰。

由于“全共斗”的對象是大學，大學教授自然被學生視為敵人。不過，當學校討論引入警察機動隊驅散學生時，鶴見站到了學生一側。鶴見回憶說，當時“全共斗”占領了同志社大學的校園，并損毀了教授們的研究室，但只有他自己的研究室完好無損，因為學生知道鶴見支持他們。這件事發生后，他覺得無法與其他教授保持從前的關系，便提出了辭呈。1970年3月，鶴見徹底告別了大學體制。當然，進入體制或“在野”活動，對鶴見而言無可無不可。當代日本著名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在悼文中說“自由主義者這個詞就是為他準備的”，可謂恰如其分。

護憲運動：給鶴見的挽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2004年，面對日本政治家一再推動的修改憲法潮流，鶴見挺身而出，與大江健三郎、小田實等牽頭組織“九條會”，維護現行憲法。這一運動很快得到響應。據統計，2011年各種自稱“九條會”的團體達到了七千五百多個。這是戰爭留給日本的另外一種形式的遺產。不過，鶴見并不認為開展護憲運動就能維護憲法；在他看來，只有不斷回歸到憲法的根本精神，才能真正維護憲法。

在修改憲法的呼聲中，認為該憲法不是日本自主制定的理由一再被提及。鶴見對此有另外的看法。在1955年發表的一篇題為《弄假成真》的文章中，鶴見寫道：“戰后日本公布了新的和平憲法，但這是一個謊言。這部憲法由美國強加給日本，卻佯裝是基于日本人自由意志制定的，因此是個不折不扣的謊言。發布當時是謊言，現在依然是謊言。然而，試圖從這個謊言中引導出真實的運動，我卻是支持的?！?/p>

鶴見認為，既然憲法不是出自日本國民之手，那么就只能通過重讀的方式激活其精神。他對這種“精神”做了如下闡述：“日本憲法打破了國家主權與軍事力量難以分開的常識，禁止國家保持軍事力量。這意味著，日本以低于國家的準國家身份進入世界，強烈希望自己成為不具有強制力的國家。在努力實現這個憲法所規定的國家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展開全體國民規模的國家批判運動；這是一個由憲法保護的運動?！闭窃谶@個意義上，他認為“我們只能從現在開始制作這部憲法”（小熊英二：《“民主”與“愛國”》，739、751-752頁）。暮年再次出馬，發起“九條會”，正是他基于這一信念的行動，即維護和平憲法的行動正是日本國民的主體制憲意志的表達。

無須說，日本憲法第九條的設計，源于美國最初永久解除日本威脅的政治意圖。然而，由此被命名為“和平憲法”的這部憲法超乎當事者的預期，在日本的思想空間中正逐步被建構為通向人類永久和平的憲法。半個多世紀以來，這部憲法得以維持至今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2015年7月24日，鶴見歿后第四天，日本萬余名民眾到國會前抗議最近的修憲活動，手中高舉“維護憲法”、“不準殺任何人”等標語。這可以說是他們對鶴見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