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全球性議題，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不斷深入，為各國謀求低碳發展提供了新動力。中國在積極開展國內行動的同時，也在積極推進氣候變化南南合作。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2011年以來，中國政府累計安排2.7億元人民幣（約合4400萬美元）用于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通過贈送節能低碳產品、能力建設培訓等方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和支持。

在2014年9月的聯合國氣候峰會上，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宣布，從2015年開始在現有基礎上把每年的資金支持翻一番，建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中國還將提供600萬美元，支持聯合國秘書長推動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

8月4日，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了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國際合作部負責人張曉華，在他看來，應對氣候變化已經成為當前一個標志性的全球議題，低碳發展成為大勢所趨，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也正在不斷走向深入，為各個國家尋求合作發展提供新路徑，氣候變化南南合作也往更深層次，主流化的方向發展，中國在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赴中心任職前，張曉華曾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工作5年多，2003-2006年間，曾擔任中國政府參加聯合國氣候談判代表團的成員。近期即將赴任聯合國秘書長辦公室氣候變化支持小組，領導氣候變化南南合作的工作。

面對今年年底將要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1次締約方大會（COP21），張曉華認為，巴黎大會將會是應對氣候變化國際談判進程中一個關鍵的里程碑，即將達成的新協議將會成為繼《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之后指導未來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最為重要的法律文件。

對話張曉華

氣候變化關乎每個人的未來

澎湃新聞：國際上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探索經歷了怎樣的過程？

張曉華：首先氣候變化問題的科學認識，大概在100年前，19世紀末，科學家就已經意識到并提出了這一問題。經歷了一百年的發展，氣候變化才真正發展成為一門成熟的學科。在這一百年里，圍繞著氣候變化的科學性一直存在紛爭，至今還有很多不確定性存在。

但在科學上，現在懷疑的聲音已經越來越小。聯合國專門成立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會定期地評估氣候變化的科學進展，對應對氣候變化的政治進程提供最新的科學支持。

1994年生效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是應對氣候變化進程中最為重要的里程碑，標志著國際社會開始真正采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后來1997年達成的《京都議定書》進一步規定了發達國家量化的減排目標，一直到那時，國際社會對于解決氣候變化問題還都是抱著極為樂觀的態度。

隨著中國等一批發展中國家的快速發展，美國等一些國家意識到采取減排措施會影響到其經濟競爭力，在2001年的時候美國宣布拒絕核準《京都議定書》。整個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受到了很大的打擊，進入了一個低潮期。

2007-2009年經濟危機之后，一些發達國家發現，他們必須得尋找一些新的經濟增長點，美國的頁巖氣革命和歐盟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使用，使得大家覺得綠色經濟可以成為一種新的可行的經濟增長模式。一些新興發展中國家也開始面臨著資源和能源以及環境惡化的困境，也希望尋求低碳發展的道路。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突破，可再生能源技術的成熟，包括電動車，新材料的發展，人們已經意識到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經濟增長是不矛盾的，大家可以都在往一個好的方向發展，應該去謀求更多的合作，來應對全球的氣候變化的問題。 雖然現在應對氣候變化國際談判還面臨著很多問題和挑戰，但在根本的利益訴求上開始在發生變化，謀合作的意愿逐漸顯現和加強。

澎湃新聞：如何理解氣候變化、氣候外交的重要性？

張曉華：首先，氣候變化是得到科學證實的。我們應該相信科學，能夠采取預防行動，規避風險也是人類文明水平的基本體現。除了全球變暖，化石能源的過度消費確實帶來了很多環境和社會問題，從未來可持續發展的角度，我們應該重視氣候變化這個問題。

氣候變化是一個全球的問題，關乎全球道義。每個國家的行動不但影響到自己，還影響到別人的利益。在全球化不斷加強的形式下，大家對全球問題的關注度越來越大，我們自己也提出了全球命運共同體的概念，不積極主動地應對氣候變化怎么能體現大國的責任感，怎么能實現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應對氣候變化會成為全球治理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何去何從對中國未來的外交工作尤為重要。

澎湃新聞：中國對氣候變化問題有怎樣的定位？

張曉華：氣候變化問題在中國的定位有一個發展演化的過程，最早大家認為氣候變化問題有陰謀的成分，是發達國家要限制我們的發展，我們的利益訴求就是爭取排放空間。現在隨著發展觀的改變，應對氣候變化的壓力逐漸成為我們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實際上為我們發展轉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所以氣候變化問題對我們國家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問題，對外關系到我們更好地參與全球治理，對內關系到我們的發展轉型。

澎湃新聞：經濟下行，國內會放松對氣候變化的要求嗎？

張曉華：與經濟下行相比，應對氣候變化主要涉及的是長遠的利益。決策者在長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間一定是要掌握一個平衡的，不同的時期會有一些不同的優先考慮。經濟下行肯定是眼前決策者要優先考慮解決的，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是個長期問題，需要長期堅持。所以也不能講因為經濟下行就會放松氣候變化的要求。

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澎湃新聞：很多國家都希望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做出更多的表率、起到帶頭作用，是這樣的情況嗎？

張曉華：這些年我們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確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們逐漸從參與者成為積極的建設者，我們也開始有能力向引領者轉變，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

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他們希望中國發揮引領的作用，一方面，他們期待中國能夠維護整個發展中國家陣營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他們覺得與中國在政治上有更強的信任，能進行真誠的合作，從中國學到一些好的經驗和技術。這也是我們要加強氣候變化南南合作最重要的原因和基礎。

多數人希望中國要起到帶頭作用，是因為我們這些年取得成績，但也不排除有小部分人有可能是在給我們戴高帽，希望我們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的確，離開中國確實解決不了氣候變化的問題，因為我們的排放量太大了。另一方面，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能力、責任都和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距，不能用發達國家的標準來要求我們。

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我們是一個排放大國，是發展中國家，又是一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積極開展行動的國家。這就是我們的定位，這些年我們在碳交易、低碳城市試點、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方面開展了大量的工作，我們可以把這些經驗和全世界共享，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共享。我們要做，我們還要合作，這就是我們發揮引領作用最好的地方。

澎湃新聞：目前在氣候變化國際合作上有哪些挑戰？

張曉華：最大的挑戰還是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傳統分歧依然存在。對氣候變化的利益格局，我們一個經常提法叫“兩個陣營，三股力量”。兩個陣營就是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三股力量指的是七十七國集團加中國、以美國為首的傘形集團、歐盟。

發展中國家認為目前大氣中累積的溫室氣體主要來自于發達國家，發達國家應該承擔主要責任，率先行動，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發達國家則強調共同行動，只有發達國家減排解決不了氣候變化問題，強調發展中國家應該完善國內環境吸引來自發達國家私營部門的資金和技術。在發達國家內部中，美國和歐盟利益訴求不同，很多問題上體現出不同的立場，形成了兩股力量。歐盟目前有28個國家，它的氣候條件決定了極為重視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所以一直以來是一個積極的倡導者，愿意承擔更多的責任義務。而美國更關注的是它的經濟競爭力，同時其化石能源利益集團有很強的游說能力，所以一直要求發展中國家也必須共同采取行動。

第三股力量就是中國，它在發展中國家中能夠真正的產生較大的影響，是一種主導力量。

這些年，新興經濟體排放量增大和發展水平的提高是一個不得不承認的事實，發展中國家集團內部矛盾正慢慢顯現，現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大的發展中國家相對更有戰略眼光，一直在致力于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很多小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年開始意識到這些問題，如果沒有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利益最難得到保證的就是這些小的發展中國家。

澎湃新聞：今年年末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會達到一個什么效果？

張曉華：我個人對巴黎大會還是有一個很樂觀的預期。巴黎大會將會是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進程中一個至關重要的里程碑。即將達成的新協議將會成為繼《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之后指導未來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最為重要的法律文件。

很多人會把今年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和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會作比較。它們既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相同之處就是應對氣候變化又在政治上達到了一個頂峰。不同之處在于，巴黎大會的成功比哥本哈根大會有了更多基礎。

首先，在政治上大國之間的共識越來越多，在2014年達成的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已經向國際社會傳達了清晰的信號，中美兩國也一直把氣候變化作為兩國關系的一個亮點來打造。應對氣候變化全球領導力已經形成。其次，低碳發展、綠色增長已經成為大家追求的目標，內在訴求開始發生變化。大家都希望綠色發展能夠占據一個領先的位置。最后，哥本哈根大會實際上給了大家很多的經驗和教訓，沒有人愿意去重復哥本哈根，也沒有人有膽量去背負巴黎大會失敗的責任。

南南合作將成為氣候變化外交的重要手段

澎湃新聞：為什么要加強氣候變化南南合作？

張曉華：中國開展南南合作具有很長歷史，最早始于1960年代，當時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剛剛從殖民地成為獨立的國家，百廢待興，基礎生產生活設施的援助，尤其是在非洲，有很多中國援助的標志性項目，這是最早的合作。新形勢下，繼續開展南南合作，團結發展中國家，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

由于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新時期南南合作的開展面臨著新的挑戰。開展南南合作要兼顧政治、經濟和環境方面的多重考慮。應對氣候變化可以作為促進南南合作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發展，綜合國力的提高，以及中國開展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展現的成效，很多發展中國家對于學習中國經驗和獲得中國在資金技術支持上開始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預期。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技術和經驗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具有更強的適用性。因此，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具有重要的戰略和現實意義。

2012年6月召開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上，溫家寶總理宣布中國政府將安排2億元人民幣，開展為期3年的氣候變化南南合作（每年大約1000萬美元），支持和幫助非洲國家、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國家應對氣候變化。

在2014年9月的聯合國氣候峰會上，張高麗副總理宣布，從2015年開始在現有基礎上把每年的資金支持翻一番，建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中國還將提供600萬美元，支持聯合國秘書長推動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

當然，我們不但要提高南南合作的資金力度，還要不斷豐富和發展具體的合作模式。要更好地了解這些國家的需求，加強與他們的交流，既要能夠滿足一時之需，又要兼顧到可持續性。在這點上，很多發達國家的經驗對我們是有參考價值的，我們需要客觀的看待。除了利用雙邊途徑，我們也應該加強和現有多邊渠道的合作，包括聯合國、區域發展銀行，當然還有我們的亞投行，金磚銀行等等。

澎湃新聞：氣候變化南南合作有沒有一個預期的規劃？

張曉華：氣候變化南南合作現在還處于起步階段，目前還是以援助為主，從我個人的判斷，南南合作在未來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援助，而是逐漸向縱深發展，往主流化的方向發展。應對氣候變化作為一個全球問題，將來任何國際合作都會需要我們充分考慮氣候變化的因素，包括投資貿易等各個方面。這可能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氣候變化南南合作，但也是我們需要提前考慮的。

澎湃新聞：在經濟下行中國自身面臨減排壓力的情況下，如何給欠發達國家援助，如何保持經濟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兩方面的平衡？

張曉華：氣候變化南南合作不應該簡單地理解成為援助，用于氣候變化援助的資金是南南合作中很小的一部分，其目的之一是通過援助去開創進一步合作的環境和氛圍。正是由于我們面臨著經濟下行的壓力，所以我們才更需要加強合作，尋找新的能夠實現共贏的經濟增長點。雖然我們排放量居高不下，這是我們發展階段決定的。應該看到，我們這些年在節能減排上取得了很好地成績，技術和經驗上都是很有價值。如果我們能夠通過氣候變化南南合作找到新的機會，不但有助于我們應對經濟下行的壓力還有助于應對氣候變化，這不正是我們應該去追求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