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子24年后，郭剛堂終于與被拐賣的兒子郭新振團聚。此后，他們都要面臨更復雜的社會關系。

郭剛堂父子順利認親。

郭新振表示將留在養父母身邊。郭剛堂表示，他將選擇的權利交給兒子，“希望把兒子養父母當親戚走動。”

有網友認為，除了追究人販責任，也應追究郭新振養父母是否涉嫌犯罪。

對此，有律師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與收養不同的是，收買行為未經過法定程序，是發生拐賣的“源頭之惡”，應態度堅決地進行打擊，按照現行法律，前述行為涉嫌“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

關注人口拐賣領域的專家告訴澎湃新聞，對于公眾來說，親生父母找到孩子后，尋親的故事基本上結束了，但對被拐者的人生來說，其實是新的開始，他們面臨著新的困惑。

事實上，在很多被拐孩子與親生父母認親之后，他們仍不會對養父母進行追責，一方面是受到追訴時效的影響，另一方面，仍然有復雜的情感摻雜其中。

24年尋子，已過追訴時效，人販子不承擔法律責任？

1997年9月21日，郭剛堂兩歲的兒子郭新振被人販子拐賣。24年來，郭剛堂騎行50多萬公里，跑了數十個省份，報廢了10輛摩托車，終于找到兒子。7月11日，郭剛堂夫婦終與兒子郭新振相認。郭剛堂表示，將把孩子的養父母當親戚來往，今后也會把選擇的權利交給孩子。

但有網友表示，很心疼親生父母，時刻考慮著孩子的情感。也有人認為，應該追訴人販子，并向孩子的養父母追責。

7月15日，中國政法大學反對人口販運國際合作與保護中心主任、被稱為“打拐律師”的張志偉告訴澎湃新聞，對于郭剛堂兒子被拐一案中的人販子的法律責任，法學界仍有爭議。該案已過追訴時效，按實際慣例做法，追究的可能性不大。但他表示，如果拐賣行為帶來的危害是持續性的，可以理解為犯罪行為帶來的結果并未結束，訴訟時效也就不存在過期。

上海大邦律師事務所丁金坤告訴澎湃新聞，人販作案時間為1997年9月，案件偵破于2021年7月，近24年，已經超過20年的追訴時效。

丁金坤稱，遵循“從舊兼從輕”原則，本案適用1979年的刑法。按照最高法院《關于適用刑法時間效力規定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1997年9月30日以前的犯罪行為，在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立案偵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超過追訴期限等，是否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適用修訂前的刑法（1979年刑法）第77條的規定，不受追訴時效限制。

澎湃新聞此前報道，據公安部新聞發布會，1997年9月21日，郭剛堂兒子郭新振被拐走后，聊城公安機關成立專案組，開展了大量偵查調查、走訪摸排等工作。

丁金坤表示，所以本案追訴的可能性很大。

收買VS收養，一字之差，郭新振的養父母該被追責嗎？                 

澎湃新聞此前報道，1997年郭新振被拐后，被呼某吉和唐某帶到林州，被以6000元的價格，賣給一對已有兩個女兒的夫婦。

郭新振的大伯稱，聽說郭新振是別家養不起才送人的。如果知道郭新振是被拐來的，他都不會同意抱養。

湖南金州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律師邢鑫告訴澎湃新聞，按照現行法律，如果養父母的收買行為是與拐賣者合謀，則有可能成為《刑法》第二百四十條規定的“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共犯。但如果被拐兒童被解救后，因為無法找到親生父母而被當地民政部門收養，養父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下簡稱《收養法》），辦理相關手續收養該兒童，則不需要承擔法律責任。

邢鑫稱，如果養父母辦理了合法的收養手續，那么該收養關系受到法律保護，養子女成年后需要對養父母承擔贍養義務，對于親父母則無贍養“義務”；反之，如果是基于收買行為，形成了撫養關系，未辦理合法的收養手續，養子女無需對養父母承擔贍養義務，對親生父母仍需承擔贍養義務。

丁金坤也強調，“收養”和“收買”不同。收養是嚴肅的法律行為，一旦收養就解除原親生家庭的法律關系。所以《收養法》不厭其煩地規定，需要符合收養的條件以及需要經過登記等，以確保收養關系合法。而在拐賣兒童案件中，即便收買人對孩子很好，法律也不會承認這種收養關系，充其量是一種供養，雙方并無收養的權利與義務。

丁金坤稱，“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必須是主觀知情的前提下，依然故意收買，才構成犯罪。如果行為人不知情，則不構成犯罪。按照2015年刑法（九）修正案，將刑法第241條修改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從輕處罰。”此時才明確，對收買人必罰。但此前，1979年的刑法沒有對收買人入罪。因此，丁金坤認為，該案中養父母很難被追究刑事責任。

張志偉說，在同類案件中，有些養父母會承認自己知情，大部分人則會否認，稱只是收養，只是給了對方感謝費。再加上該行為還有人販子參與，人販子也可能會對拐賣行為進行隱瞞，謊稱孩子是撿來的，或是求領養等。這些邊界都需要公安機關去做具體推定。

團圓之后，面臨的是更復雜的社會關系

張志偉談到，在多重背景下，對于被拐賣的孩子來說，除了法律話題，還有一個更大的話題需要關注——如何重新融入社會。這些被拐賣的孩子該如何面對他過去的社會關系和家庭關系？如何融入新的社會關系？這些都值得探討。

“事實上，很多被拐孩子與親生父母認親之后，并不會對養父母進行追責。” 張志偉說，一方面是受到追訴時效的影響，另一方面，有復雜的情感和觀念摻雜其中。”

張志偉說，“養兒防老”“重男輕女”“兒女雙全”是買方的常見心理，也是過去部分地區長期存在的觀念：買方認為買個孩子養大了很不容易，公眾對其也存在同情心理。而孩子對于買方也可能存在感情。在一些拐賣案件中，孩子年齡較小，可能只因一顆糖、一個玩具就被人拐走，來到養父母家庭后也沒有受到虐待和傷害，很可能會把親生父母暫時忘卻，直到認親。

“但孩子的親生父母不一樣，他們痛苦是持續幾十年甚至一輩子的。”張志偉說，這種痛苦的始作俑者便是買方和人販子，這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不應該對他們存在同情心理。“沒有買方市場，哪里來大量拐賣犯罪？必須要從源頭打擊買方，態度堅決，更不能有同情心。只有徹底遏制了這種買方需求，拐賣犯罪的勢頭才能可能被打壓下去。”

 “在我們接觸的很多案例中，有孩子認親之后，仍然和養父母很親近，反而跟親生父母關系疏遠，甚至慢慢斷了聯系。”張志偉說，其中有“生恩沒有養恩大”的傳統觀念作祟，也有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壓力。很多孩子明知道自己被拐，但仍不愿意或不敢去公開尋找自己的親人，他會承擔著被家屬鄰里人罵“白眼狼”“沒良心”的壓力。壓力之下，有時候他們不得不向現實低頭，不得不表態會回養父母家或繼續贍養他們。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雙方徹底鬧翻，孩子堅持回親生父母家，養父母便要求起訴，讓孩子退還幾十年的撫養費甚至買房買車錢。很多時候可能買家的經濟條件會比原生家庭要經濟條件好，孩子也會考慮到實際情況。大部分被拐兒童屬于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等弱勢群體家庭。

 “不同于親生父母，養父母在這類案件中是沉默的。”張志偉說，尤其是輿情關注比較高的案件當中，他們首先站在道德和法治的一個對立面上，甚至還有被追責的法律風險，所以他們可能選擇沉默，不會自己跳出來找事，但也有比較強勢的。我們以前遇到過這樣的案例，在發現自己不會被追責后，態度很強硬，即使在認親之后，也不讓孩子回親生父母家。這種情況很為難，畢竟公安機關沒辦法強制被拐人做抉擇。

張志偉提到，現在，拐賣的情況已經越來越少了。隨著刑法修改讓收買方入刑、國家打拐DNA數據庫的建立和團圓系統的建設等，拐賣案發量大幅下降，破案率也大幅升高。在這背后，是人們觀念的轉變。我記得有個南京的案例，一對老夫婦帶著孩子出去玩，孩子身體不舒服哭了一路，路上便有群眾懷疑夫婦人販子，將其扭送到公安機關。群眾的警覺，讓過去拐賣兒童的公共交通路徑基本上被堵死。但孩童買賣仍沒有消失，而是可能更加隱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