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小學教科書是如何編寫和審定的？

二戰之后日本在美國占領軍的指導下，制定并頒布了新的憲法，徹底改變了戰前政府對于言論的管制政策，在教科書的編寫、審定和采用上，也進行了很大的改革。

根據日本1947年發布的《學校教育法》和《教育基本法》，民間人士（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師）可以自由組成編寫小組，根據文部省修訂過的《學習指導要領》（每10年頒發一次）來編寫各科的教科書，編寫好的教科書擬交由各個出版社出版。一般來說，日本教科書每隔4年就會重新編寫一次。不過，要成為學校采用的教科書，還必須經由文部省（大致相當于中國的文化部與教育部組合的部委機構，后改稱文部科學省）大臣的審定，在獲得通過后，才可以被列為各學校的教科書。

文部大臣的審定，并不是由大臣一個人來逐一審定，而是從大學教授和中小學教師中選拔若干人員，組成教科書審定調查會，與文部省調查官共同參與審定。被審定的教科書、作者和出版社信息都會被隱去，也可謂是匿名審查，最后經文部大臣咨詢審議后，決定是否可以作為教科書。審定通過后的教科書，就可以在出版物的左上角或右上角標明“中等學校（初中）或高等學校（高中）某某科目文部科學省審定通過教科書”的字樣。

不過教科書采用與否，文部省并不具有決定權，其決定權在每一個都道府（日本中央政府下轄47個都道府）或下一級的市教育委員會（都道府以及下一級的市町村都被稱為地方自治體，其行政首長均由當地居民選舉產生，因此有較大的自主裁量權），甚至是每一所學校，由他們來決定是采納A還是B或C。采取這種做法的目的是鼓勵民間編寫者和出版者的自由競爭，能夠拿出最受歡迎的教科書。

在內容上，其他科目的教科書相對而言爭議較小，只是涉及日本既往歷史的歷史教科書，因其敘述內容每每牽涉到中國和韓國，不僅在日本國內會引起激烈的爭論，還影響到國際關系，一直備受關注。

日本歷史教科書如何講述歷史？

日本右翼教科書事件曾引起熱議。至于日本一般歷史教科書如何敘述歷史，是否存在重大問題，因為我并沒有搜集到所有的教科書，不能簡單地做出結論，只能根據我目前所收集到的五種歷史教科書來進行一個粗略的論述，也許是管窺蠡測，但大致可以看出日本歷史教科書對相關歷史敘述的基本面貌。限于篇幅，我的敘述主要集中在近代中日關系領域。

我手頭現有的教科書是：由茨城大學教授佐佐木寬司等11名大學教授、高中教師和編輯撰寫的《高等學校日本史A》，2014年清水學院出版；由早稻田大學教授外園豐基等7名作者編寫《高等學校日本史A》，2014年第一學習社出版；由千葉大學教授三宅明正等18名作者撰寫的《高等學校日本史A》，2014年東京書籍出版，這三種均是日本近現代通史；由大阪大學名譽教授、大阪歷史博物館館長協田修等16人撰寫的《高等學校地理歷史科用日本史B》，2014年實教出版社出版；由立教大學教授老川慶喜等14人撰寫的《高等學校地理歷史科用詳說日本史B》，2014年山川出版社出版，這都是最新的日本歷史教科書。以我個人有限的近代史和中日關系史的知識而言，上述五種教科書在述及中日甲午戰爭、九一八事變、中日全面戰爭的部分，基本上還比較客觀，但對于比較敏感、尚存在爭議的內容，則多采取了回避的態度。

甲午戰爭：“文明與野蠻之戰”的說法被徹底否認

我們先來看看甲午戰爭的部分。

清水學院版教科書的敘述是這樣的：“日本在不平等條約《日朝修好條規》（即1876年日本逼迫朝鮮簽署的《江華島條約》——引述者注）的特權下，進入了朝鮮的經濟領域，在朝鮮的權益上，與原本是朝鮮宗主國的中國出現了對立。……1894年5月，在東學黨領導下的農民，以‘斥倭斥洋’為旗幟舉行了起義。應朝鮮政府的要求中國出兵進行鎮壓，作為與中國的對抗，日本也出兵朝鮮，7月，日中兩國終于進入交戰狀態，8月1日，日本向中國宣戰，于是日清戰爭爆發。……日軍在朝鮮半島和中國的遼東半島的戰斗取得了優勢地位，并在黃海海戰中擊破了中國的北洋艦隊，1895年，戰爭以日軍的壓倒性勝利結束。同年4月，日本全權代表伊藤博文首相和陸奧宗光外相與中國的全權代表李鴻章簽署了媾和條約《馬關條約》，據此條約，中國對日本允諾：1、承認朝鮮的獨立；2、割讓遼東半島、臺灣澎湖列島；3、支付賠償金2億銀兩（相當于當時的三億一千萬日元）；4、同意另辟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地對日本開放。”（第82-83頁）

這里沒有提及日本是借中國出兵之際，蓄意挑起事端，有計劃有預謀地發動這場戰爭的事實，更絲毫沒有觸及1894年12月日軍在旅順口登陸后對當地軍民的大肆殘殺。不過當年日本朝野大肆叫囂“這是文明日本對野蠻中國的戰爭”的說法，在如今的教科書中已被徹底否認。

第一學習社版的敘述是：“1894年，朝鮮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朝鮮政府請求中國派兵鎮壓。中國根據天津條約向日本通知了出兵的消息，接到此通知的伊藤博文內閣，向朝鮮派出了軍隊。在朝鮮政府和農民軍取得了和解之后，日本依然不撤兵，伺機與中國開戰。這年7月日本與英國簽署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后，從中獲得了力量，日軍占領了朝鮮王宮，逼迫朝鮮進行內政改革，日本艦隊在豐島海面向中國軍艦發起了進攻。8月，向中國宣戰，日清戰爭爆發。戰爭在日本占有優勢的情況下進行，1895年在馬關舉行了媾和會議，簽署了《馬關條約》。”（61頁）

這里提到了清水學院版沒有述及的兩點內容，第一是日軍武力占領了朝鮮王宮，這是一個嚴重侵犯朝鮮主權、恣意踐踏朝鮮王室的野蠻行徑，這與當時日本宣揚的要幫助朝鮮擺脫對中國附庸國地位、促進朝鮮的近代化改革的冠冕之詞是背道而馳的；第二是承認了日軍首先向中國發動進攻、是日本挑起了戰爭的事實，較之清水學院版，這更接近事實本身。不過，這里依然沒有絲毫提及旅順屠殺的事實。

再來看一下實教出版社版本的敘述：“1894年，以對抗西學（基督教）為主旨的朝鮮東學派人士為主體的農民們，譴責日本和歐美的侵略并對朝鮮王朝的封建統治表示不滿，于是舉行了起義（甲午農民戰爭）。朝鮮政府請求中國出兵鎮壓。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以保護公使館為名目也出兵朝鮮，并要求朝鮮政府進行內政改革。日本的這一強勢舉動引起了朝鮮政府和中國的不滿，彼此之間的關系日趨緊張。7月23日，日軍占領了朝鮮王宮，25日偷襲了中國的海軍，8月1日正式宣戰，日清戰爭爆發。”（254頁）

我個人覺得這一版本的敘述相對比較符合史實本身，所有進攻性的舉動，都是日方發起的，這要比戰爭時期日本朝野喧囂的輿論要冷靜客觀得多，這是二戰以后日本有良知的歷史學家努力的結果。

“ 九一八事變”：日方的說法仍是“滿州事變”

作為近代日本史的東京書籍版本，其第三章第三節的標題是“走向軍國的日本”，傾向性很明顯，在同一章的第一節中，日本趁一戰之際占領山東半島并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的舉動，也被定性為“對中國的侵略”。但是，我們所稱的“九一八事變”，日本所有的教科書還是延承了戰爭剛爆發時日本朝野普遍使用的“滿州事變”這一稱謂。

東京書籍版的敘述是這樣的：“在這樣的形勢下，日本陸軍尤其是關東軍，認為‘滿蒙’是‘日本的生命性’，日本正處于危機之中，計劃將滿洲（中國的東北部）從中國的主權中分離出來，將其置于日本的勢力之下。1931年9月18日夜晚，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等，炸壞了奉天郊外柳條湖的滿鐵鐵路，嫁禍于中國軍隊，借此發起了軍事行動（滿洲事變），十五年戰爭開始了。關東軍在滿鐵沿線發動了進攻，翌日占領了奉天。對于這一事態，若槻內閣采取了不擴大的方針，但關東軍無視這一決定，開戰后半年內占領了滿洲。”（124-125頁）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九一八事變”看上去似乎是關東軍的幾個參謀鼓搗起來的，實際上卻是對1927年田中義一內閣提出的“對華政策綱領”的具體實施，與日本政府對華、尤其是將中國東北完全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既定方針是完全一致的。關東軍在未得到中央、尤其是天皇許可的情況下發動的這次軍事行動，照理是很嚴重的越權行為，是所謂的“侵犯（天皇）統帥權”的犯上作亂的行為，論軍法當處以嚴刑，然而事實是，策動戰爭的所有責任人都未受到任何懲處，反而在國內贏得了英雄般的喝彩，核心人物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不僅未受到處罰，反而在1936年升任關東軍參謀長，1938年升任內閣陸軍大臣，1939年擔任侵華的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

上述教科書的敘述，是日本對“九一八事變”的主流解釋，受此影響，大部分日本人認為“九一八事變”只是幾個參謀的暴走而導致的局部行為，這一認識顯然還是很不充分的。

南京大屠殺：對事實有基本承認

對于“七七事變”導致的對華全面戰爭，東京書籍版的教科書如此敘述：“近衛內閣成立后的1937年7月7日，，北京郊外的盧溝橋附近日軍與中國軍隊發生了沖突（盧溝橋事變）。政府雖采取了戰爭不擴大的方針，但內閣不久決定向華北派兵。8月，日軍在上海與中國軍隊發生了沖突，日軍在沒有正式宣戰的情況下，將戰爭擴大了（日中戰爭）。……雖然受到了中國軍隊頑強的抵抗，但日軍在占領了中國東北和華中地區的主要城市之后，占領了首都南京，這時，發生了包括殺害了許多中國平民在內的南京事件。”（128-129頁）

對于南京大屠殺，沒有更詳盡的敘述。山川出版社的版本的敘述與上文大致相同，但在“日軍不斷投入大量兵力，于年末占領了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的句末加注如下：“南京陷落前后，日軍在市內外反復展開了掠奪和強暴行為，殺害了許多中國一般平民（包括婦女和兒童）以及俘虜（南京事件）。”（353頁）

第一學習社版本對于日軍占領南京的敘述是：“在日軍占領南京之際，殺害了許多中國人，發生了掠奪、放火、強暴行為。關于南京大屠殺（南京事件）犧牲者的人數，后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有20萬人以上，嚴厲追究了日本方面的責任。”在人數后加注說：“關于犧牲者的人數，有認為十幾萬人，有認為4萬人左右，說法不一，但正確的人數并不清楚。另，中國方面認為有30萬人。”（115頁）

歷史學家秦郁彥， 29歲時曾以頗為嚴謹的學風撰寫了頗受好評的《日中戰爭》一書，他在1986年初版、2007年增補版的《南京事件》中，經過對當年日本軍人戰地手記等第一手文獻的研究考證，認為被屠殺者的人數在4萬左右，但他覺得這并不改變屠殺的殘暴性，他在該書的《后記》中寫道：

“日本自滿洲事變以來對中國進行了十幾年的侵略，包括南京事件在內對中國國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損害，這是鐵定的歷史事實。盡管如此，中國在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后，對超過百萬以上的日本兵和在中國的僑民不僅沒有施行報復，反而允許他們回歸祖國。在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際，對日本方面原來有準備的戰爭賠償也未要求，對這兩點恩情，如果是知曉當時情形的日本人，是絕不能忘記的。也許是忘卻這段歷史了吧，有人竟然不惜做出篡改原始資料的行為，公然聲稱不存在南京‘大屠殺’，糾纏于中國政府堅持的‘三十萬’‘四十萬’這一具有象征意義的數字，缺乏良知良心。”

當然，日本確實有“缺乏良知良心”的歷史教科書問世，即由西尾干二等撰寫、2001由扶桑社出版的《新編歷史教科書》和由藤岡信勝等編撰、2009年由自由社出版的《新編歷史教科書》，我都仔細閱讀過，但手頭不存，暫時無法展開論述。問題是，這兩種書均獲得了文部省的審定，出版后也有一部分地區和學校采用，雖然采用率還不到2%，但這也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兩種教科書的編寫者認為日本大部分的歷史教科書（包括我上文引述的諸種教科書）是“自虐的歷史觀”，該教科書與我引述的教科書內容大相徑庭，絲毫感覺不到近代日本對外軍事擴張的歷史脈絡，極力淡化日本對外的侵略行徑，用這樣的教科書教育學生，將貽害無窮。好在，本文中提到的五種教科書，依然是日本歷史教科書的主流，它的采用率遠高于《新編歷史教科書》，對既往歷史的認識，也凝聚了戰后一大批有良知的歷史學家的不懈努力，盡管它還存在著若干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