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十支派”在中國？

近些年來，網上流傳著一種說法，認為古代以色列王國被亞述帝國滅掉后，“消失的十支派”經波斯進入中原，并對中國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文明外來說在近現代中國層出不窮，而血統外來說也出現了諸如“中國人是蘇美爾人后裔”的新奇說法。那么，“以色列支派在中國”，這種說法是真的嗎？

討論這個問題，我們應該了解一下以色列支派的來龍去脈。

根據《圣經》傳說，古代以色列由十二個不同的支派組成：流便、西緬、利未、猶大、但、拿弗他利、迦得、亞設、以薩迦、西布倫、約瑟（分為以法蓮、瑪拿西）、便雅憫。《創世記》記載十二支派來源于以色列第三代先祖雅各（別名“以色列”）的十二個兒子，其中曾經在埃及身居高位的約瑟的兩個兒子都得以發展成獨立支派，因而支派總數實際是十三個。而根據《約書亞記》18:7，摩西的繼任者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并分配土地之時，負責宗教事務的利未人并未獲得祖產而散居全境，因而最終在地理上以色列仍然由其余十二個支派組成。

很難說十二支派之間最初是否有血緣關系。事實上，十二支派或許僅僅是基于共同或相似的語言（希伯來語）及宗教信仰（崇拜耶和華）的部落集團，其內部聯系并不緊密。

公元前十一世紀，傳說中大衛王從掃羅王手中奪權，建立以色列王國，領土曾包括如今以色列全境和約旦河東岸。歷二世而衰，著名的所羅門王死后，北邊十個支派在耶羅波安的帶領下脫離了建都于耶路撒冷的“中央政府”，建立北國并仍稱以色列。而南國僅剩下大衛家族從屬的猶大部落和掃羅王的便雅憫部落，史稱猶大王國，當今猶太人便認為自己是猶大王國后裔。

公元前九世紀，北國國王暗利（Omri）遷新都撒瑪利亞（Samaria），從此北國又稱撒瑪利亞王國。公元前722/721年，亞述帝國國王薩爾貢二世完成了對撒瑪利亞的殲滅，并將其居民流放。由此誕生了著名的“消失的十支派”傳說。

千百年來，從埃塞俄比亞猶太人和印度猶太人，再到更顯牽強的印歐語系的斯基泰人（中國古籍上的“塞種人”）乃至印第安人、日本人，十支派的后裔在人們想象力的指引下可謂遍布全球，而華夏大地也未能“幸免”。然而，這些傳言往往沒有任何文本或考古上的證據支持。

然而，十支派真的丟失了嗎？

其實，兩千年來巴勒斯坦境內一直生活著一群自稱是北方以色列王國后裔的居民，他們和猶太人一樣信耶和華，讀摩西五經，他們就是撒瑪利亞人。熟悉《新約》的朋友可能還記得耶穌與撒瑪利亞女人的井邊對話以及關于“撒瑪利亞好人”的寓言。歷史上撒瑪利亞人生活在帝國邊緣，周旋于規模遠大于其自身的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時至今日只剩下區區七百人，卻仍然堅守著千百年來的傳統。

這個或許是中東地區最弱小的民族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歷史？他們到底是不是以色列后裔？他們和猶太人是仇敵還是近親？他們又是憑借什么留存到今天？

撒瑪利亞人：北國后裔還是外來移民？

今天的撒瑪利亞人分布于兩個社區：以色列特拉維夫郊外的霍倫（Holon）和巴勒斯坦的那布魯斯（Nablus），而后者也就是圣經中的示劍城（Shechem），亦即兩千多年來的主要聚居地。撒瑪利亞圣地，即《圣經》中的基利心山（Mt. Gerizim），就位于那布魯斯。

作為一個民族-宗教社團，歷史上關于撒瑪利亞人血統和宗教傳統的爭論從沒有停止過：撒瑪利亞人堅信自己是以色列北方支派特別是約瑟家（以法蓮和瑪拿西）的直系后裔，而與其針鋒相對的是，圣經和后期的拉比猶太教（Rabbinic Judaism）則認為北方親族被亞述人流放之后已全然消失，如今的撒瑪利亞人不過是亞述遷移過來的外族后裔，也就是他們口中的“古他人”（Cutheans；Cutha是兩河流域城市）。

在宗教上，有些猶太資料認為撒瑪利亞人本是偶像崇拜者，只是改宗猶太教之后才開始信耶和華，且一直不夠純正，關于撒瑪利亞人在基利心山上崇拜一只鴿子的傳言也流傳了許久。不難發現，撒瑪利亞和猶太雙方的說法都充滿了爭辯意味，恐怕事實介乎兩者之間。

根據《圣經》《列王紀下》，亞述流放以色列國民的同時將來自古他、巴比倫以及敘利亞、腓尼基居民遷到北國故地。這些人敬拜本族神祇，開始時并未拜以色列的神耶和華。于是，耶和華便降下獅子咬死了一些人，亞述王只得命以色列祭司教導他們當地的宗教規矩，因而這些移民才開始信仰耶和華，但還保持著自己本族信仰。因此，后代猶太拉比將撒瑪利亞人蔑稱為“獅子改宗者”（Gere Arayot），意指撒瑪利亞新居民只是因為怕死才假意皈依。在《以斯拉記》和《尼希米書》中，經歷巴比倫之囚返回耶路撒冷的猶太人拒絕承認北國居民是同宗，兩者之間矛盾重重。

到了羅馬時期，猶太作家約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在《猶太古史》中聲稱尼希米時期耶路撒冷祭司瑪拿西因為娶了撒瑪利亞人參巴拉的女兒而被驅逐到北方另立門戶，從此“凡有反戒律行不潔之事者便跑到示劍人那里”。在另一則故事里，約瑟夫斯更是寫道撒瑪利亞人面對希臘入侵，號稱自己是腓尼基人的一支（西頓人；Sidonians），因遷到以色列來而不得不遵守猶太人的安息日，但與后者并無關聯。果真如此，撒瑪利亞人的移民身份就算是坐實了。

不過應該指出，《圣經》和約瑟夫斯的目的都不是客觀記述歷史。巴比倫之囚的成員返回耶路撒冷之后以“民族脊梁”自居，排斥異己。沒有經歷流放的猶大居民都飽受歧視的情況下，我們不難理解圣經相關章節對北方居民的敵視態度。而約瑟夫斯作為被羅馬俘虜的起義將領，美化猶太人更是其作品的主要目的，對近鄰的負面描述也并不驚人。

然而，《圣經》中也有另一種聲音。《歷代志下》寫道，北國滅亡后，南國猶大國王希西家（Hezekiah）統治時期仍能召集劫后余生的北方以法蓮、瑪拿西、以薩迦、西布倫遺民來耶路撒冷過逾越節。正如以色列學者Yeirah Amit指出，盡管《歷代志》本身的史學價值往往受到懷疑，但這種說法或許不無根據。

因為，亞述方面的資料顯示被擄走的以色列人大約兩萬多人，而當時北國以色列是地區內較大的國家，人口很可能遠多于此。何況古代資料本身可能有夸大之嫌，真正留在故地的遺民或許更多。

和巴比倫之囚一樣，亞述帝國的人口遷移意在移除當地的貴族豪族，僅留下平民以致群龍無首，消除叛亂的可能。舉國流放成本更高，卻并不能起到更大作用，因此可能性較低。在血統以外，猶太拉比文學中也多次承認后來的撒瑪利亞人的許多規矩合乎猶太律法。猶太律法著作《密西拿》更是規定撒瑪利亞人可以參與猶太餐后禱告（Zimmun），只是在《塔木德》及后期拉比律法中對撒瑪利亞人才更加嚴格起來。

這樣看來，或許十支派的大部分成員并未離開北國故地，宗教上可能也沒有“離經叛道”。當然，亞述對新領土人口置換的統治策略有大量史實支持，因此《列王紀》的記載也并非毫無根據。很可能后來的北方居民是混血后代，而十支派的血統占了多大比例，考慮到古代中東人口長期混居、移民也多為閃族人（Semites）的事實，恐怕現代基因科學也很難給大家定論了。

小族的存亡：兩千年歷史變遷

北國滅亡后，如果十支派的后裔還有部分生活在以色列，那么他們經歷了怎樣的歷史變遷呢？他們和猶太人以及后來的基督徒、穆斯林之間又有怎樣的故事？

在公元前六世紀開始，以色列地區歸波斯帝國統治，而撒瑪利亞由波斯直接指派的總督管轄。亞歷山大征服中東之后，撒瑪利亞人和猶太人一樣受到了希臘文化的影響。亞歷山大死后，希臘塞琉古帝國在國王安條克四世統治時期對猶太人施行了嚴格的宗教限制，而撒瑪利亞的基利心山上也蓋起了希臘神廟。

后來，猶太人為反抗宗教壓迫發起馬卡比起義并建立了最后一個相對獨立的猶太王國——哈斯蒙尼王朝，其國王胡肯努（John Hyrcanus）開疆擴土，并迫使周邊外族改宗猶太教。其中，約旦的以東人（Edomites/Idumeans）全體改宗猶太教，著名的希律王便是以東改宗者后裔。不過，撒瑪利亞人雖未被要求改宗，卻遭到了更嚴重的打擊——胡肯努摧毀了基利心山上的撒瑪利亞圣殿，南北矛盾再次爆發。

大約在這個時期，撒瑪利亞人開始逐漸成為一個完全獨立于南部宗教影響的社團。德國學者Stefan Schorch指出，撒瑪利亞版的摩西五經很可能基于一系列見于死海古卷的版本，而后者大多寫于公元前一世紀前后，是一群離群索居的猶太人留下的書卷。換言之，截至此時，撒瑪利亞人仍然和南方保持著宗教方面的聯系。因此，有學者認為撒瑪利亞人即便真的是古代北方后代，其宗教恐怕也沒有留存多少亞述滅國之前的北方元素，而恰恰后來對南方猶太教的模仿與改造。這個問題并沒有定論。

到了羅馬帝國時期，撒瑪利亞人由社團“智者”（Hukama）治理，并涌現出Baba Rabbah這樣的宗教改革家。這段時期，比鄰而居的撒瑪利亞人和猶太人也爆發了諸多矛盾。猶太資料就將猶太的“星辰之子”（Bar Kokhva/Bar Koseba）起義的失敗歸咎于撒瑪利亞人挑唆造成的內訌。

然而，盡管猶太人有時將撒瑪利亞人當做羅馬帝國的幫兇，撒瑪利亞人的待遇并沒有好到哪里去，哈德良皇帝也曾嚴厲打擊過撒瑪利亞社團。進入拜占庭帝國時期，隨著帝國的進一步基督化，撒瑪利亞人面臨著更大的生存壓力。

芝諾（Zeno）皇帝對撒瑪利亞人的信仰和機構進行了較多限制，許多人為了消除職業限制被迫改宗基督教；同時，與基督徒的沖突也造成了雙方的巨大損失。五世紀，一些狂熱的基督徒發掘包括約瑟墓在內的圣地，引起了視其為直系祖先的撒瑪利亞人的嚴重不滿。

484年撒瑪利亞騷亂，殺害了大量基督徒，自然也遭到了芝諾的干預，大批撒瑪利亞智者、祭司被殺，并禁止撒瑪利亞人再上基利心山。查士丁尼時期頒布針對撒瑪利亞人和其他“異端”的法條，再次引發撒瑪利亞人多次騷亂，最終大批撒瑪利亞人被殺、流放，達數萬之眾。有記載稱有一次曾有五萬撒瑪利亞人被遣送亞美尼亞挖礦。從此這個民族一蹶不振，人口迅速從數以萬計降到四位數，宗教傳統也飽受打擊。

經歷了伊斯蘭征服、哈里發統治、十字軍東征后基督教耶路撒冷王國、馬穆魯克王朝、帖木兒帝國等時期，撒瑪利亞人繼續減少。很多人改宗穆斯林，至今那布魯斯穆斯林當中的某些姓氏仍然具有撒瑪利亞背景。

令人稱奇的是，“伊斯蘭征服”之后萎縮的撒瑪利亞社團反而迎來了文學、宗教和藝術創作的復興，許多用阿拉伯語寫成的歷史文獻（Samaritan Chronicles）成為研究撒瑪利亞歷史的主要資料來源。奧斯曼帝國時期，撒瑪利亞漸漸引起了歐洲人的興趣，十七世紀以來雙方進行了多次通信。歐洲學者和教會人員為了獲取撒瑪利亞典籍手稿，不惜欺騙對方稱英國和法國也有“以色列人”，以此要求撒瑪利亞寄去珍貴資料。撒瑪利亞人的回信表明他們被騙達兩個世紀之久。

十九世紀開始越來越多的西方人直接探訪撒瑪利亞社區，并對他們進行了資助。這幾個世紀當中，大馬士革、埃及、加沙的撒瑪利亞社團逐漸消亡，有些人員遷往碩果僅存的那布魯斯。而1840年，只剩下一百五十人左右的撒瑪利亞社團卻又突遭不幸，那布魯斯地區的穆斯林因撒瑪利亞銀行家與政府關系密切而遷怒撒瑪利亞社團，宣布他們不再是“有經者”，必須強制改宗。

有趣的是，這次出手營救的卻是和他們“斗”了兩千年的猶太人。猶太拉比Haim Avraham Gagin出頭證明撒瑪利亞人和猶太人宗教相似，實乃“有經者”。最終，小小的撒瑪利亞社區免遭滅頂之災，得以存留。

兩千年來，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包圍下，撒瑪利亞人和猶太人這對分了家的兄弟時而互相詆毀，時而互相扶持，一直維持著微妙的關系。而從宗教上看，撒瑪利亞宗教和猶太教大同小異。他們有自己版本的摩西五經，但典籍不包含先知書和詩篇等其他猶太圣經內容，兩千年來，他們也發展并保持了自己的希伯來語發音和誦經傳統；他們有自己的律法（和猶太人語言稱為Halakhah）并且經常比拉比猶太教更嚴格；他們和猶太人一樣守安息日、飲食法；他們和猶太人一樣相信救世主會降臨世界，盡管他們的救世主不是彌賽亞（希伯來語“受膏者”），而稱“Taheb”。

而和猶太人不同，撒瑪利亞人的圣地不是耶路撒冷而是基利心山，并且直至幾百年前，撒瑪利亞人才在周邊宗教的影響下接受了“死人復活”的神學信條。最后，雖然猶太人現在使用的希伯來字母來自阿拉米字母，但撒瑪利亞人仍然保存了古希伯來字母。撒瑪利亞人經常自豪于自己的“存古”，其實，他們將希伯來語的“撒瑪利亞人”（Shomronim）重新解讀為“守古法的人”。

沒有消失的十支派

進入二十世紀后，撒瑪利亞人口有所回升。現代以色列國領導人的本·茨維（Yitzhak Ben-Zvi）和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都對撒瑪利亞人抱有友好的態度。以色列建國后，撒瑪利亞人被認定是猶太人的兄弟，并且可以根據《回歸法》如猶太人一樣獲得公民權，同時也需要盡到服兵役等義務。以色列的接納使得霍倫成為了當代第二個撒瑪利亞社區。

同時，那布魯斯當時處在約旦的控制下，兩國政府允許來自兩個社區的撒瑪利亞人于逾越節期間會面，這也成了撒瑪利亞父母為孩子物色對象的難得機會。1967年“六日戰爭”期間撒瑪利亞人受到約旦軍方的懷疑和盤查，而戰后那布魯斯隨耶路撒冷等約旦河西岸領土一起歸入以色列管轄。

兩個社區當中，霍倫的撒瑪利亞人生活更加現代化，還涌現了女影星索菲·茲達卡（Sofi Tsdaka；后改宗猶太教）這樣的公眾人物。而那布魯斯的猶太人還保持著相對傳統的生活方式。

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起義（Intifada）爆發，那布魯斯的撒瑪利亞人受到穆斯林的攻擊，被迫搬到圣地基利心山上的Qiryat Luza社區重建家園。根據所謂奧斯陸二號協議，那布魯斯于1995年劃歸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此后，那布魯斯的撒瑪利亞人開始持有巴以雙方的護照。同樣在九十年代初期，以色列右翼宗教政黨勢力漸盛，并鼓動通過《回歸法》修正案規定撒瑪利亞人不再自動具有移民權，不能將其與猶太人一視同仁。好在撒瑪利亞人找到親撒的以色列圣經學者引用古代資料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訴，因而1994年的裁決結果繼續承認撒瑪利亞人與猶太人相同的權利。

2012年夏天，我有幸參觀了位于基利心山的撒瑪利亞社團，并幸運地趕上了他們的安息日禮拜儀式。在交流中，我感到撒瑪利亞人比山下的阿拉伯人生活略微富足，女性在服飾上也更現代。他們已經學習過現代以色列希伯來語，而盡管有阿拉伯語口音，他們的希伯來語仍然相當流利。面對外來者闖入，他們表現得既坦然又大方，似乎早已習慣了外界的好奇。他們熱情地招呼我們參觀他們的安息日禮拜，與以色列的猶太宗教人士相比隨和了許多。

目前巴以共有約七百多名撒瑪利亞人，人數持續回升。然而我們很難預測這個如今只剩下四個家族、內部通婚嚴重的民族-宗教社團在經歷兩千年的風風雨雨以及與周邊民族的恩恩怨怨之后還能延續多久。以色列北方十支派或許大部分已經消散在亞述流放和改宗他教的浪潮中，但十支派卻并沒有完全消失——基利心山上，兩千多年來的傳說還在繼續。

參考文獻與推薦閱讀：

通史類：

Crown, Alan D. ed. The Samaritans, Tübingen: J.C.B. Mohr Siebeck, 1989.

（該書以撒瑪利亞通史入手介紹撒瑪利亞人宗教、文化、語言、生活等方方面面，是目前能找到的較好的通史書籍）

Schur, Nathan. History of the Samaritans. New York: P. Lang, 1989.

百科全書類：

Crown, Alan David, Reinhard Pummer, and Abraham Tal. A Companion to Samaritan Studies. Tübingen: J.C.B. Mohr Siebeck, 1993.

論文集和近期研究類：

Frey, J?rg. Ursula Schattner-Rieser, Konrad Schmid, Die Samaritaner und die Bibel: historische und literarische Wechselwirkungen zwischen biblischen und samaritanischen Traditionen = The Samaritans and the Bible: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Interactions between Biblical and Samaritan Traditions, Berlin; 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2012.

Mor, Menachem and Friedrich V. Reiterer eds., Samaritans–Past and Present: Current Studies. Berlin; 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2010.

Zsengellér, József ed. Samaria, Samarians, Samaritans: Studies on Bible, History and Linguistics, Société d'études samaritaines. International Congress (6th : 2008 : Pápa, Hungary),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2011.

文章：

Schorch, Stefan. "The Origin of the Samaritan Community." in Linguistic and Oriental Studies from Poznan 7, edited by A. F. Majewicz, Poznan: Wydawnictwo Naukowe, 2005, 7-16.

（作者系哈佛大學近東語言與文明系在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