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以來，關(guān)于少林寺方丈釋永信被舉報私生活混亂的新聞鬧得沸沸揚揚，有種意見認為釋永信不是黨員，就算舉報內(nèi)容屬實，紀委也管不了。這不禁讓人好奇，這事情如果發(fā)生在古代，誰有權(quán)力管理僧侶犯法的事兒呢？

與歐洲中世紀諸侯國分崩離析、基督教力量相對強勢的情況不同，中國大一統(tǒng)帝國對于宗教有壓倒性的強制力量，帝國的統(tǒng)治者們很少失去對宗教的支配地位，皇權(quán)始終高于教權(quán)。這種支配涉及宗教管理的方方面面，如宗教經(jīng)典的選錄和翻譯、對宗教人員數(shù)量的限制、將宗教團體控制在帝國法律體系之下等。

這種狀況是歷史的產(chǎn)物，“自從四世紀中葉的東晉以來，在長達三百數(shù)十年的期間里，圍繞著佛教教團與國家之間的主導權(quán)之爭，以及佛教和王法的優(yōu)先權(quán)之爭，斷斷續(xù)續(xù)持續(xù)不斷，直到八世紀前葉的唐玄宗開元年間，以王法的勝利而告終。”也就是說，自古以來，宗教組織就不是方外之地，僧尼、道士、女冠等宗教人員被視作“王土之上的‘另籍臣民’”，被牢牢綁定在帝國法律體系之內(nèi)，受到嚴格的監(jiān)管。

僧侶犯法由誰告發(fā)？

在一般印象里，寺廟道觀都建在名山大川隱逸之地，似乎和世俗人間沒有太多的交道，要發(fā)生糾紛也許非等到“道士下山”不可，然而現(xiàn)實生活中絕非如此。因為大多數(shù)的寺廟道觀都還是建立在人口繁茂的村落市鎮(zhèn)或是城市中，兩宋以降實行的“保甲制”對宗教人員的約束力很強。

比如清朝的一份“保甲書”中就寫道：“至于寺觀，亦分給印牌，上寫僧道姓名口數(shù)，稽查出入”，“和尚道士尼姑之庵觀寺院，其師徒機關(guān)年歲田房，本身有無殘疾，俗家有無親人，皆應(yīng)逐一詳注。”這些“戶籍信息”都有當?shù)氐谋＜装丛赂绿顖蟆Ｈ绻l(fā)現(xiàn)實際情況和信息中不符，則立即報官。

同時，僧尼道士的行動還受到當?shù)刈谧褰M織的監(jiān)控。所謂“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頻繁前來進香祈愿的香客往往能發(fā)現(xiàn)僧尼道士的不軌行為。例如明代江南一座寺廟里，曾有一個叫了圓的和尚只不過給尼姑遞上一枝荷花，就被一個姓高的老媼發(fā)現(xiàn)并以通奸的罪行控告。官府查清雖無通奸之實，但涉“瓜田李下”，依舊判了兩人“合杖”之刑。

僧尼犯法由誰審？

東晉以來，國家在行政方面設(shè)立了僧官制度用以管理僧尼。所謂僧官，就是“國家從僧侶中選拔任命、以管理監(jiān)督佛教教團為目的、統(tǒng)管僧尼進行法事的官吏”。通過這樣的制度，僧尼就被納入國家官僚和行政管理系統(tǒng)，行為受到制度上的約束。

歷朝僧官的一項重要職責就是管理僧侶之間的案件，如果雙方皆為僧侶且不構(gòu)成刑事案件的，大多由僧官決斷。而刑事案件則不同，“與軍民相干者”必須交由當?shù)匮瞄T斷處。

但也有例外，例如唐代僧人惠范倚仗朝中有靠山，強搶他人妻子，州縣一級的官員不敢受理。事主上訴到御史處，而“御史臺中懼”。后御史中丞薛登力主上奏，反被貶官。當然，在這個事例中，惠范之所以享有特權(quán)，與其說是僧人的身份有特殊性，不如說是因為他得到了特權(quán)階級的庇護。

僧尼犯法怎么判？

一旦坐實了罪行，僧尼犯法的判決多遵循“王法至上、刑事從嚴、民事從俗”的標準。“民事從俗”，指的是僧尼涉及民事案件，按照一般民事案件的標準執(zhí)行。所謂“刑事從嚴”，指的是僧侶涉及刑事案件的，要罪加一等（或兩等）懲處，因為僧侶除了是一般的“王臣”之外，還要負擔額外的宗教道德責任，必須維護宗教組織的道德形象。

于是，對僧尼犯“奸淫”罪的懲處尤重就很好理解了。例如清代嘉慶年間，江蘇有個僧人廣伏與胡王氏通奸，過程中遇到胡王氏的另一個姘頭胡有鳳，兩人起爭執(zhí)，廣伏將胡有鳳砍傷。這一案件的判決結(jié)果是：廣伏“照僧道犯奸加二等，杖一百，流（放）二千五百里”，在執(zhí)行之前，先將他在廟門口戴上枷具示眾兩個月并勒令還俗。

僧侶娶妻對維護宗教組織的道德形象造成極大的沖擊，因此歷代懲罰也極重。宋太宗時禁“僧人置妻妾”，元代規(guī)定“諸河西僧人有妻子者，當差發(fā)、稅糧、鋪馬、次舍與庶民同”；明代規(guī)定“僧道娶妻、妾者，杖八十，還俗。寺觀主持知情者，同罪”，還對民眾監(jiān)督僧人娶妻采取鼓勵制度，“僧有妻室者，許諸人捶辱之”，還可以向僧人索取錢財“五十釘”，如果僧人拿不出來，則“打死勿論”。

僧侶殺人亦然。清時，僧人界安用繩索勒死年僅11歲的徒弟韓二娃一案，原本僅判作斬監(jiān)候，而二審認為界安“既犯王章，又破佛律，非常人斗毆故殺者可比”，且手段特別殘忍，應(yīng)于嚴懲，改判為斬立決。

由此可見，古代僧侶既要受到僧團內(nèi)部戒律的約束，也要受到帝國行政、司法、刑律等部門的管控，稍有逾越，就會招致懲罰，并非什么“法外之人”。當然，塵世中的僧侶受到社會風俗的影響，自律不嚴、屢有犯禁，損害了佛門清譽，這倒也不是什么新鮮事。

參考資料：

1、楊慶堃：《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2、嚴耀中：《佛教戒律與中國社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3、楊健：《清王朝佛教事務(wù)管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4、謝重光、白文固：《中國僧官制度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