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的經濟危機令該國傷痕累累，在由此引發的爭議中，沒有哪個國家的過往經歷比阿根廷更令人念念不忘。從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和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這樣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貨幣問題專家，再到歐洲和美國喋喋不休的講堂，那些為希臘難局尋求解決方案的人士似乎都將目光轉向了1998到2004年間令阿根廷經濟遭受重創的大蕭條。在希臘和阿根廷之間可以進行對比，為此提供佐證的是，這兩個國家經濟危機的結構性成因和災難性后果均呈現驚人的相似性。事實上，任何混淆這兩個國家的人都可被原諒。

歷經執政當局的腐敗無能造成數年無所顧忌的借債和支出之后，2001年，阿根廷經濟步入急劇下滑階段。那些借債和支出均在國際金融機構幫助下得以實施。隨著其國內生產總值驟跌幾乎三成（與希臘一致）并且失業人口如火箭般攀升至人口的幾乎四分之一，數百萬阿根廷人的生活墮入貧困當中。人們爭相提取銀行存款，迫使政府頒布命令凍結銀行賬戶，以防止該國耗盡全部錢財。這隨后在全國范圍內引發了一波反政府示威和騷亂，導致22人死亡，200人受傷?？偨y費爾南多·德·拉·魯阿（Fernando de la Rúa）希望緩和局勢，他乘坐直升機逃離了總統府。之后不到一年時間里，再有兩位總統和至少五位經濟部長會試圖修補阿根廷經濟。

縱然如此，令希臘經濟危機的學生萬分著迷的，恰是那段困苦時光之后阿根廷經濟的強勁復蘇，而不僅僅是危機本身。到2003年，經濟萎縮的最初階段過去僅僅一些年之后，阿根廷經濟就開始大踏步復蘇。2003年到2012年，阿根廷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7.2%，這段時間是其歷史上最長的經濟擴張時期之一。事實上，在這段時期的大多數時間里，阿根廷是西半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其國內生產總值從2001年恰在經濟崩潰后的1000億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4700億美元。

伴隨這一經濟擴張歷程的是，阿根廷的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開始顯著收縮，從2002年創紀錄的165%降低到2012年的僅為43%，較大多數發達經濟體都低（德國的這一比重是81%，法國是90%，美國是101%）。而且幸運的是，其國民承受揪心之痛的時期持續短暫。到2005年，居民家庭收入增加了將近五成，這幫助數百萬阿根廷人提高了生活水準，令他們重回中產階級行列。2013年，失業率降至大約7%，而在危機頂峰，阿根廷的失業率與目前的希臘大致相同。

那么，從阿根廷經濟的這一死而復生過程當中，希臘可以獲得什么教益呢？簡短回答是：不太多。理由是，在阿根廷可以發揮神奇功效的諸多政策工具，如完全拒絕償還全部外債和內債，在希臘并不可?。ɑ蛘邔Υ蠖鄶祰襾碇v大致都是不可取的）。而鑒于希臘缺乏豐富的自然資源可以用來實現出口繁榮以拯救經濟，那些它有可能采用的政策工具，比如令本地貨幣貶值以推動出口（這對希臘人而言或將意味著退出歐元區并恢復使用德拉克馬），在阿根廷則無法期待具有同樣的效果。（德拉克馬是希臘于2002年1月之前使用的貨幣，之后為歐元取代?！g注）

然而，阿根廷確實保留了一些有價值的教訓可供希臘參考。要而言之，阿根廷經濟在沒有任何外援的情形下重回增長之路，這一事實對由債務引發的經濟崩潰發生期間有關國際援助作用的傳統判斷提出了針鋒相對的反駁。

拒償債務、去美元化與貨幣貶值

2001年后，阿根廷通過三項直截了當的措施令其經濟重新起步。首先，在未能與IMF和私人放貸機構達成再融資協議后，阿根廷拒絕償付其全部債務，包括拖欠IMF的部分。這令阿根廷2002年拖欠的950億美元主權債務成為史上國家欠債中最大的一筆，直到2012年希臘自身欠債1300億美元，這個記錄才被打破。（希臘的欠債很快就被來自歐洲中央銀行和IMF的援助所抵消。）阿根廷采取的第二項措施是將比索的價格與美元脫鉤——即阿根廷經濟“去美元化”——伴隨而來的是所有債務和儲蓄（包括私人儲蓄）被強制兌換成比索。在危機到來前的一些年，作為解決持續通脹問題的最后措施，阿根廷已將其貨幣與美元掛鉤。第三也是最后一項措施是將比索貶值，此舉著眼于通過出口令阿根廷經濟恢復生機。

拒絕償還債務有助于阿根廷應對其再融資問題，迅速而有效地緩解了該國的清償危機。此舉還令阿根廷得以依據其自身條件調整債務結構，即選擇要予以償還的債權方、何時償還以及償還數量。但拒絕償還債務的決定并非萬靈藥。據《經濟學人》報道，通過折價65%發行新的有價證券，到2006年阿根廷設法向IMF償還了95億美元，到2012年與93%的債權方達成了一致意見。但因與那些拒絕接受阿根廷所提條件，反而要在法庭上試試運氣的人士之間發生賠償爭議，該國在海外深陷法律訴訟的泥潭，那些訴訟大多發生在紐約州。若干判決支持那些堅持到底的人士，其中一項判決由美國聯邦法官托馬斯·格里薩（Thomas Griesa）做出，他稱，阿根廷置其債權人陷入困境的決定是“不道德的”。阿根廷政府無視這些判決，并誓言不向其所稱的“禿鷲基金”（vulture funds）的要求屈服。到今天，阿根廷依舊被私人信用市場排斥，這是可以理解的——在國際上，該國已陷入重重麻煩之中。

去美元化令阿根廷能夠相對迅速地回歸某種經濟常態；比如，政府重新開放了銀行并開始支付養老金和薪金。但這一舉動還是造成了相當大的麻煩。鑒于強制兌換令儲蓄賬戶、養老金和其他資產的價值損失了幾乎一半，去美元化的舉措造成了廣泛的不滿和社會動蕩。特別是，去美元化對阿根廷的中產階級而言意味著巨大的挫折，他們首度在每個人都假定是由美元擔保的銀行賬戶中擁有儲蓄。由于這一原因，很多阿根廷人將2001年的經濟崩潰視作比1980年代晚期的極度通貨膨脹更為糟糕的災難。1980年代晚期，通脹壓力催生了食品暴亂，其中一次致人死亡的暴亂1989年發生在羅薩里奧（Rosario），迫使政府宣布實行三十天的緊急狀態。（羅薩里奧是阿根廷東部港口城市——譯注）

2002年將比索貶值大約300%的舉措以削減名義工資這種原本絕無可能實現（至少遠不會如此迅速）的方式提高了阿根廷相較于其他國家的競爭力，并且，隨著諸如谷物、啤酒、大豆、葡萄酒之類阿根廷產品相較于經濟崩潰之前便宜許多，此舉還為阿根廷國庫帶來了巨量現金流入。此外，該國成了旅游者的樂土。阿根廷的歐式首都城市布宜諾斯艾利斯成了拉丁美洲最廉價的城市之一，而歷史上這里曾是拉丁美洲生活成本最昂貴、最富有魅力的城市；特別是來自鄰國巴西和智利的旅游者成群結隊地前往度假勝地巴塔哥尼亞（Patagonia）和巴里洛切（Bariloche）。（巴塔哥尼亞一般指南美洲安第斯山脈以東、科羅拉多河以南的地區，主要在阿根廷境內；巴里洛切是阿根廷南部旅游城市，有“美洲的瑞士”之稱?！g注）

爭議阿根廷模式

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以及其他同樣重量級的經濟學家已就贊成和反對希臘追隨阿根廷經驗的理由發表過意見。他們的結論是，阿根廷模式優點多多。但嚴格而論，阿根廷模式的大多數方面完全不可效仿：這一模式始于拒絕償還債務，這是一個大膽的選項，只有自然資源豐富到可與阿根廷相提并論的國家才能考慮采用。事實上，拒償債務這種事情于阿根廷而言是某種國家性的癡迷。據《紐約時報》報道，自1806年以來，該國如此行事已經有七次，最近一次是在去年。該國自然資源異常豐富的狀況鼓勵了這種習性。也就是說，蘊藏于石油、礦產品、牛肉及其他農產品中的巨量自然財富令該國能夠相對容易地重新獲得國內外債權方的青睞，并在沒有太多外來援助的情形下挺過難關。

希臘的債務兩倍于阿根廷，其經濟規模為阿根廷的一半，因而，對希臘來講，拒絕償還債務根本不是選項。希臘前財政部長雅尼斯·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在向《紐約時報》發表評論時差不多認可了這一點。當時，就希臘應當拒絕償還債務并效法阿根廷的主張，瓦魯法基斯認為，這一主張“相當錯誤”。一個關鍵問題是希臘在歐元區的復雜糾葛及其與歐盟伙伴國家的關系：迄今為止，歐盟已兩次拯救希臘，提供了大規模援助，時間是2010和2012年。7月早些時候商議的第三次援助仍然有待最終敲定，這次援助總額達到860億歐元。另一個問題在于，希臘不具備把握主動權的能力。希臘不像阿根廷，包括石油、化學品、藥品在內，其絕大多數核心必需品仰賴進口。難以想象，哪怕是在短時間內充當阿根廷式的經濟變節者，希臘可能如何運轉而不釋放出災難。

對希臘來講，暫時退出歐元區是一個更加現實主義的選項。這樣，希臘可以擁有足夠長的時期，借助債務重組計劃、將本地貨幣貶值以及外國援助來復興經濟。該提議受到阿根廷2001年之后實行的去美元化舉措的啟發，也是克魯格曼、斯蒂格利茨和很多其他經濟學家正在推薦的方案。但是，至少相較于阿根廷設法將比索與美元脫鉤時的相對輕松，希臘在短期內退出歐元區是一件說起來比做起來容易得多的事。由于阿根廷從不曾放棄其國家貨幣，該國也就并未放棄一種貨幣而恢復另一種。它只是曾經將比索的價格與美元掛鉤，而這一決策可以輕易推翻。并且，阿根廷經濟的去美元化并不要求阿根廷放棄或者終止其地區性貿易協定，特別是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南方共同市場是南美地區最大的經濟一體化組織，1991年成立。——譯注）

希臘的情形全然不同。經濟危機爆發前簽署的阿根廷商業合同約定，交易按照比索價格執行，這些合同在阿根廷債務重組期間繼續有效，而希臘的商業合同是以歐元結算。隨著企業或將被迫用一種非常疲軟的貨幣承受以歐元命名的債務負擔，轉而使用德拉克馬或別的貨幣就有可能催生大量破產事端。而且，罕有討論到的一點是，不論持續時間多么短暫，希臘退出歐元區都將令希臘民眾蒙受嚴重的精神打擊。成為歐元區的一員和歐盟的一部分，被希臘視為該國在二戰后取得的最重大經濟和政治成就，是其已成為一個現代、第一世界國家的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正是與希臘可能退出歐盟有關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迫使希臘人接受了第三次援助的苛刻條款，其中包括接受更多的財政緊縮措施并將大約價值500億美元的國有資產私有化。

最后，沒有理由相信，恢復使用德拉克馬甚至是大規模貶值的德拉克馬，會具有如同阿根廷比索貶值那種同樣正面的效果。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希臘不是，將來也永遠不會成為今天的阿根廷，或者經濟危機之后阿根廷已經成為的那種重量級出口國家。除了自然資源，阿根廷還受益于一種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很快重復發生的奇跡：其經濟危機發生在一個恰逢中國和巴西經濟擴張的有利時機，在整個2000年代，這兩個國家對阿根廷的出口產品擁有幾乎難以滿足的胃口。

相較之下，希臘經濟靠旅游業和運輸業來穩定，其主要出口產品是魚類和棉花。很難想象這樣的任何一種產品有可能轉變為出口繁榮。因貨幣更加疲軟，旅游業確定會增長。但希臘旅游部門早已大幅降低價格，希望招徠生意。至于說到提高那些希臘可出口商品的產量，為防止造成海洋資源枯竭以及歐盟成員國之間出現不公平競爭，捕魚業受到歐盟的嚴格監管；并且，棉花在國際市場上無法要求加價。簡而言之，對希臘來講，其退出歐元區后將承受的痛苦，或許比阿根廷在去美元化過程中所遭遇的痛苦更加嚴重；而收益可能不是非常顯著。

擺脫新自由主義教條

如上所述，阿根廷的例子確實可以為希臘提供教訓。首先，經濟復蘇過程中政治領導層的穩定具有重要意義。自2003年以來，阿根廷實質上是由同一個政府在治理，即由來自庇隆主義黨派的已故總統內斯托爾·基什內爾（Néstor Kirchner ，2003～2007年）和現任總統克里斯蒂娜·費爾南德茲·德·基什內爾（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 ，2008年[當為2007年11月——譯注]至今）夫妻二人小組掌權。他們執政的時代是阿根廷歷史上由一只政治力量掌權最長的時期之一，在阿根廷以“基什內爾主義”著稱，是“庇隆主義”的當代版本。（斯托爾·基什內爾于2010年病逝，他擔任總統期間，阿根廷失業率和貧困率驟降，社會保障覆蓋面擴大，住房和基礎設施建設擴張，科學研究和教育支出增加，居民真實工資收入有實質性增長?？死锼沟倌取せ矁葼栍?007年11月就任阿根廷總統，2011年10月贏得連任，第二任期至今年11月結束。胡安·庇隆生于1895年，于1946至1955年、1973至1974年間擔任阿根廷總統，1974年去世?！氨勇≈髁x”是對庇隆及其第二任妻子執政理念的總結，其三大核心主張是社會正義、經濟獨立和政治主權；倡導工團主義，認為國家應當在資方與工人之間進行調和。反對者將其視為威權主義意識形態，庇隆則時常被與法西斯主義者進行比較?！g注）

關于基什內爾夫婦的執政風格，可以厭惡的地方有很多，比如他們對付政敵和媒體時的肆無忌憚、腐敗、裙帶主義以及赤裸裸的政治野心。即便正準備于今年11月卸任，費爾南德茲·德·基什內爾仍被廣泛認為正在謀劃于2019年重新掌權，這在阿根廷憲法中大致是允許的。但沒有人能夠質疑基什內爾夫婦為阿根廷帶來的政治穩定，沒有這種穩定，該國的經濟復蘇可能就將無法實現，至少不會很快復蘇。2002年（當為2003年——譯注）總統選舉期間的政治圖景是如此慘淡，乃至于當時并不為人所知的巴塔哥尼亞地區圣克魯斯?。⊿anta Cruz）省長內斯托爾·基什內爾在前總統卡洛斯·梅內姆（Carlos Menem）退出競選后自動贏得總統職位。（卡洛斯·梅內姆生于1930年，1989年7月至1999年11月間擔任阿根廷總統，2003年再度競選總統并在第一輪投票中勝出，但因民意調查顯示他將在第二輪投票中遭到挫敗而自行退出競選?！g注）

阿根廷提供的另一項教訓是，在回歸經濟穩定的過程中必須減緩社會承受的痛楚。這是基什內爾夫婦的社會經濟政策帶來的啟示，這些政策與盛行于國際金融機構中的新自由主義正統主張大異其趣。基什內爾夫婦非但沒有實行緊縮政策，反而擴張了福利安全網，這一點可從社會支出的上升中看到：2002年到2012年間，社會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5%增加到了9%。這項支出的目標不只是對付貧困并向不平等宣戰；基什內爾夫婦執政期間，貧困率從53%降低到了23%?！捌毡閮和蛸N”（Universal Child Allowance）項目向來自父母失業或供職于非正式部門的兒童和少年提供津貼，其數量與向父母受雇于正式部門的兒童提供的一樣多；此類計劃針對的是更低收入的社會階層。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教訓是，阿根廷的大蕭條揭示出，經濟復蘇之路可能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打破這樣一個惡性循環：援助似將誘發不幸以及更多援助，在這一過程中，債務會引發對外國放貸方的依賴。鑒于外部援助總體而言關注受援國重整旗鼓以償還其債務甚于關注創造可以恢復經濟活力的條件，這樣的循環幾乎毫不令人驚訝。傳統上，對這種“救援措施”的批評限于國際金融機構的批評者，而近來，這樣的批評意見恰恰來自那些金融機構中的一家：IMF。這一多邊組織擁有對希臘與其歐洲債權國之間達成的第三份協議的否決權，它已批評該協議的條款未能提供任何債務減免，而這是希臘長期以來的要求。在IMF看來，目前的協議是不可持續的，并將加劇危機。

IMF的這一新的考量給人們帶來了希望，即希臘之痛的一項遺產將是，國際間就如何幫助遭受經濟震蕩的國家恢復常態達成一致意見：是提供援助和可持續發展能力，而非更多的依賴和痛楚。

（作者系美國巴德學院教授、政治學研究項目主任。本文原刊于美國《外交》雜志網站，7月26日發布，原題：“Don't Cry for Greece, Argentina”。聽橋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