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杜虎

山東聊城郭剛堂尋子24年，在公安部“團圓”計劃的最終鑒定下，日前與被拐賣到河南林州的兒子郭新振見面認親，郭新振選擇平時留在養父母身邊，寒暑假到親父母這邊走動。7月14日有媒體到村里尋訪郭新振養父母，養母拒絕記者電話采訪，其家人通過熟人向記者表示，不希望生活受到打擾。

此外還有媒體報道，郭新振的養父母對其一直疼愛有加，兩個姐姐也都很呵護他，拿出積蓄幫其買了房子和汽車。這些報道養父母家溫情一面的新聞，在網上也引起一些爭議。有人覺得這種“感情牌”會模糊養父母的責任，放大拐賣基礎上的養育之恩，某種程度是在為買孩子的行為辯護。如何界定拐賣事件中養父母的責任，是長久以來的難題。

郭新振養父母冷對外界追問，以避之不及的態度拒絕媒體，很好理解：從人販子手里買下郭新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往深里說，是一種犯罪行為，所以冷處理是最優選擇。在諸多類似的拐賣事件中，養父母一方都竭力低調，這與郭剛堂這些親生父母大張旗鼓的尋子經歷形成對比，其中的復雜心態值得探討。

經過轟轟烈烈的尋子認親，郭新振面臨著在生父母與養父母之間選邊站的問題，最終他選擇平時留在養父母身邊。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在林州長大成人，工作在當地，人際關系和現實生活在當地，不可能連根拔起到聊城重新開始。但就此引出養父母的罪與罰，仍值得討論。

在郭新振選擇留在養父母身邊的決定官宣后，人們就提出了這個問題：養父母從人販子手里買孩子，要不要追究刑事責任？一個明確的答案是，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屬犯罪行為，是刑法列明的。2015年刑法修改后，人販子要問罪，買方也要入刑，養父母構成罪責是沒有疑問的。

但要追究郭新振養父母的刑責，面臨著超過有效追訴期的問題。5年（量刑）以下刑事犯罪追訴時效一般不超過5年，10年以下刑事犯罪一般不超過10年，死刑案件最多也不超過20年。郭新振被買已有24年，時間太長，已經很難追究。現實操作中，也很少這么做，矛頭指向的多是人販子。但也有觀點認為，收買被拐賣兒童屬于持續犯，追訴期應該從被拐賣兒童脫離養父母家庭開始之日起算。

像郭剛堂郭新振父子24年天各一方的悲劇，人販子固然可恨，但也可以歸咎為“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的養父母。可一旦真的尋找到被拐賣并長大成人的孩子，生父母馬上面臨選擇：若怪罪養父母，可能傷了孩子的心，導致親生骨肉的第二次失落，所以“把養父母當親戚一樣走動”，幾乎是實際的選擇項。

郭剛堂面對郭新振養父母是這樣選擇的，與被拐兒子失散15年的申軍良同樣如此，“找孩子的時候，我想的就是找到后一定要讓養父母也坐牢。但是后來孩子找到了，又有了顧慮。”“當我們見到孩子以后，孩子問能不能不追究養父母責任，我們肯定不會拒絕。”申軍良內心的煎熬，突出了問罪養父母的復雜性。

養父母的存在，是人販子犯罪網絡的一環，這是將養父母與人販子一同論罪的法律前提。可在現實中，情況更為復雜。如果沒有養父母收買的可能，被販賣的孩子會不會可能被人販子虐待甚至殺害？不排除養父母這樣想：他們買下像郭新振這樣的孩子，是給孩子活命，是救了郭剛堂的孩子而不是坑害他。

郭剛堂尋子故事再一次將養父母的責任——道德上的、法律上的——暴露出來，郭剛堂和郭新振作為生育與養育事件的當事人，心有忌憚，只能模糊表態，完全可以理解。但作為執法部門，其實應該借這一成功的尋子行動直率表態，比如：養父母構成犯罪，但過了追訴期，不代表他們在法律和道德上是清白的。

就像生育之恩不能掩蓋生父母的義務，養父母也無權靠養育之情洗掉罪責。澎湃新聞7月15日報道的案例，25歲的凌冬4歲時從浙江被拐賣到柳州，在他尋找身世和真相的過程中，受到養父母一家強烈反對，養母喝農藥以死要挾，不讓他去尋親。可見沒有法律這個參照系，有的養父母也很難回到正常思維。

養育之恩不能抵消養父母的罪與罰。從公權機關的執法角度來講，哪怕追究不了刑罰，也可以從普法的角度持續公開養父母的責任。當事人或社會大眾或許要羈絆于情與法的灰色地帶，但執法部門要毫不含糊地表態，在養父母的罪與罰上表達正見。

總之，公安部為郭剛堂與郭新振認親創造了良好氛圍，而養父母刑事責任與道德責任的缺位問題，也應該被清晰、明確地、毫不含糊地強調與重申。養父母自我愧疚是一回事，一個完整的社會評價也不該人為抹除，不能因為個人與家庭的兩難選擇而忽視，媒體不能只為講團圓故事而無視它，執法機關更不能因過了追訴期就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