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中國科技和財經戰線的杰出領導人，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原國務委員張勁夫同志，因病于2015年7月31日23時5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1歲。

張勁夫曾擔任國務院財政部部長、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等職，1982年起擔任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

公開報道顯示，張勁夫是最后一名辭世的中顧委常委。

1982年，在鄧小平的倡議下，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中顧委）成立，鄧擔任中顧委主任。這個過渡性組織，因其成員多為重量級中共元老而富有威名。此前人民網統計，兩屆原中顧委委員近300人。1992年，中顧委不再設立。

張勁夫是中國股份制發展的推動人之一。在20世紀80年代初至1984年，撫順、牡丹江、哈爾濱、成都、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有些企業率先公開發行股票。但當時還沒有一個比較權威和規范的辦法，因此股份制究竟如何試點，如何制定一個辦法規范其發展，如何解決當時出現的各種問題等等，都急需有關部門召開一個專門的會議加以研究。關于這個問題，1988年11月28日至12月5日，西直門會議召開了。

西直門會議在當時顯得極為普通，沒有引起媒體的注意。但這次會議，是中國首次最高層的專門研究股份制的會議。西直門會議后，高層決定在滬深兩市建立證券交易所。

當時，統籌全國經濟工作、改革工作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也專門派國務委員、中顧委常委、中央財經小組秘書長張勁夫到會聽取各方意見。張勁夫時年已76歲，公務繁忙，但連續3天參加會議，從未缺席。

張勁夫先后在會前、會中、會后做了重要指示。他說：“經濟上的問題只能用經濟的辦法來解決。……發達國家的辦法是采用股份制。股份制它不姓‘資’，而姓‘商’。對當前的搞股份制的熱情要正確引導，要試點在先。我很愿意和大家一起搞一點調查研究。”

以下，為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張勁夫文選(上冊)中《關于股份合作制的一點建議》（1995年3月30日）的節選：

有關供銷社的問題，賀光輝同志征求過我的意見。文件稿事先我沒有看過。現文件已下發了，因此我提點建議，供參考。

文件中有一段“……搞股份合作制的做法，都是違背供銷合作社性質的必須堅決糾正。”這段話在理文論上我不能理解。馬克思在所有制形式上講過：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在實際上我認為會產生不好的后果。文件稿因為事前我沒看，沒有機會提意見。所以我只好提個建議。我覺得對股份合作制現在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辦法，加以否定。我參加了我們國家經濟改革工作好多年，在參加實際工作中，體會到，對待新生事物，一時看不透的事，我們采取的方針叫因勢利導，存利去弊。不要過早地加以否定、一棍子打死。當然，也不要輕率地過早表揚，不適當地宣揚它。要加以觀察，采取科學態度，就是要采取尊重群眾創造的太度，調查研究，熱情地關心，因勢利導，存利去弊。搞股份合作制中，存在一些問題，但是它有好多好的積極作用。兩個方面都有的。我們要因勢利導，存利去弊，加以幫助，提高完善。鄉鎮企業搞股份合作制，正是要解決政企不分而存在的“大集體、小全民”的許多問題，目前是發展的勢頭。這件事并不是中央提出來的，是實際生活中涌現出來的。基層供銷社有沒有搞股份合作制的，我不知道。如果有，要幫助總結經驗；如果沒有的話，是不是也可以試點？正如文件講的，基層社最重要，是供銷總社的基礎。要真正辦成的農民的合作社，可不可以搞股份合作制試點？應該允許試點。當然，我也不贊成用行政辦法推廣。如果有的地方愿意試點，應該允許。不宜采取像文件所說的“必須堅決糾正”，不允許搞，一棍子打死了，否定了。

為了說明我這個建議。我想講一點對股份合作制的看法，以及國外很有見解的愛國學者的意見。1994年8月份香港《21世紀》雜志發表了一篇署名崔之元的文章（我不認識這個人），還有其他方面有不同意見的文章，給我的啟發很大。這個人，我看是一位學者，是搞學問的，他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現任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科學系助理教授。我覺得他的文章有愛國心，滿腔熱情，熱愛國內的新生事物。我自己還讀了中國農大的《中國股份合作制》這本書。承蒙王立誠同志送給我，我還沒看完。農業部于1990年發了《股份合作制暫行規定》，還有一個《示范章程》。現在東部沿海地區鄉鎮企業采用股份合作制的越來越多，是發展趨勢。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原來集體企業搞股份合作制（其中又可分兩種類型：一種是社區型，如深圳橫崗；一種是企業型，如淄博周村）；一個是個體的改為股份合作制（如溫州）。我開始注意這件事，是深圳寶安縣橫崗鎮的股份合作制。我專門請蔣一葦同志研究。我和他關系比較深，我們合作得很好，他是搞理論的。全國最早搞股份合作制（據我現在所知可能是最早）的是山東周村長興村。當時遇到一個問題，有集體財產300萬元，因人員變動了（也可能因為村干部有新的思想），不好量化到個人。最后采取的辦法是不分了，作為鄉村集體共同所有。然后再搞大家入股。搞兩種股：一種叫集體股，一種叫職工股，即職工基本股。這就是蔣一葦同志生前所講的職工共有財產有兩塊：一部分是板塊式的，不能量化到個人（因為實際情況很復雜，像周村是因為人員變動）；一部分量化到個人，是拼塊式的。這個文件中也講到不允許量化到個人，我看問題需要搞透，不要過早表態。其中可量化到個人，需要解剖幾個麻雀。周村的股份合作制就是兩塊：一部分是那個300萬元；一部分是職工社員新放的股。因此在民主管理上，第一部分采取一人一票，第二部分按股計算，一股一票。分配上，有按勞分配，有按資分配。總之，是把合作制與股份制結合起來。我國農業初級社時期就是把合作制與股份制結合起來，既有按勞動力記工分的按勞分配，又有按土地、農具、牲畜入股分紅的按資分配。

蔣一葦同志的經濟民主論，在國際上很受重視，在國內不被重視。蔣一葦同志有三論：企業本位論，經濟民主論，職工主體論。我認為他講的許多意見是很有道理的。我寫過一篇悼念他的文章，沒有把他的思想全面展開介紹，只是表達我的感情。如果職工對企業沒有財產關系，只是講政治民主，固然是必要的，但是不夠，必須有經濟民主。經濟民主，不僅有參加企業管理的民主，還要和企業有兩種財產關系以此來吸引勞動者參加管理，職工才會有當主人的意識，橫崗，我研究過他們的材料，它是三級所有的股分合作制。這里我說一正合作制與股份制的關系問題。

合作制，合作社社員入股分紅，我們原業說的集體經濟主要指這個。后來，地方政府拿線辦了大集體，是鄉政府等所有，不是中央政府所有。那是幾千人、幾萬人所有，大集體又成了小全民。對群眾財產關系仍是虛的。對這些大集體財產的管理支配上，鄉村干部存在一些問題；但是，起初政企不分，也起了些好作用，也要肯定。因為搞起一個企業，外部條件也很重要呀。合作制是小生產、小業主的合作。它的特點是以人為單位合作的，也包括入點股在里邊。從合作運動史看，1870年有一個新的發展。英國的穆勒，他的《名學》很有名（嚴復翻譯的），他還是歐文空想社會主義的積極支持者。在經濟學上，這個人也有貢獻。經過穆勒為首的一批人的奮斗，使合作社得到一個“有限責任”的這么個立法保證。原來合作社是無限責任，社員風險很大，難以承受。到了20世紀，西歐合作社競爭不過股份公司，西方有個材料叫《失敗于股份公司》。因此有一部分人又主張使合作社也要成為股份公司。美國有一部分人要求允許合作社發行股票（封閉式的）。經過奮斗，大概到1976年，美國法律允許合作社發股票，可以在紐約上市。但是持股人沒有投票權，只有合作社社員有投票權。以后又發展了，到現在有了創新學派，無克林頓顧問班子的一把手、二把手，他們感到美國勞資關系緊張，影響到生產力提高。不及日本（終身雇傭制）、德國（讓工作參加監事會，搞社會市場經濟）的做法。因此，有一部分人主張股份制要加合作制，變成股份合作制。原業股份制只按資分配不夠，也要按勞工分配。只按一股一票不夠，也應該有一人一票。前邊提到的崔之元，他對中國的股份合作制評價很高，認為是根植于中國深厚土壤的制度創新，具有世界意義。世界上都有研究這個問題，即按資分配+按勞分配。資本主義國家性質未變，而它的有些經濟活動、結構、機制等正在發生變化。因為它遇到許多矛盾，要想法解決，以延緩它的生命。

當然，我們的股份合作制下存在不少問題，如謝華同志講的，某些鄉村干部公私不分，變成他們的家當等等。這原來是“大集體、小全民”留下來的問題，需要用深化改革的辦法加以引導，逐步來解決。要看到，群眾對股份合作制有積極性，正是在探索解決上述問題呀！總之，對股份合作制這個新生事物，不要過早地輕視它，甚至于禁止它。國內有些人說股份合作制非驢非馬，不科學，不規范，是過渡形態。因此有人主張要把它向股份制過渡，有人主張向合作制過渡。崔之元在文章中講，你們好講規范，如果是指所有制要向西方規范，而西方如今好如今也沒個統一規范。美國向德日學，德日向美國學，在所有制問題上，說不清楚有個什么統一的國際規范。反過來，國際上正在研究中國的經驗，可能中國的做法是個新的規范。你們要的規范，究竟是什么規范呀！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也不有同的搞法，也在變化嘛！你向誰規范？現在流行兩本書，一本是法國人著的，叫《資本主義對資主義》；一本是美國人著的，叫《頭碰頭》。資本主義內部經濟學家正在打架，沒有統一的規范。蔣一葦在職工主體論中講到：作為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運行形式，有些要按國際慣例行事，猶如國際體育比賽，要按國際比賽規則進行。不同的是運行形式要經過運行的載體來實現，兩者載體不同。社會主義企業的載體職工是企業的主體；資本主義企業的職工是企業的客體。這是二者不同的地方。猶如國際體育比賽，規則是一樣的，但運動員、體育隊。與資產主義國家不一樣。我覺得蔣一葦講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