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廣西師大社總編輯、理想國品牌創始人劉瑞琳由《天才的編輯》起，講述做出版、做編輯的體驗和心得。澎湃新聞經“理想國”授權刊發講演稿，理想國的微信訂閱號是“lixiangguo2013”。

今天來到這里，還是很緊張忐忑的。

一是因為心里本來是很認真對待的，也想著好好準備一下，但是一直忙忙忙，到最后還是倉促上陣。不過，好像這就是常態，還不是新常態，印象中，所有的事情都好像是還沒有準備好就過掉了。

過去來單向街，都是陪作者來做活動，今天自己從后臺跑到前臺，感覺總是不對勁兒。聽說今天來的幾乎都是同行，那我豈不是除了“班門弄斧”就是“王婆賣瓜”嗎？反正都是犯忌的事兒。

我雖然從業20年了，也算積累一些經驗教訓，但是我覺得這些都是一對一的個體經歷，可以分享，但很難借鑒。我相信在座每個人都有一肚子的經驗一腦門的故事，我也希望能分享到你們的經驗和故事。

我看到這次活動的廣告，說我從來沒給自己的編輯講過，的確，因為我覺得，行動就是最好的表達。如果大家每天一起做事一起做書，還是不明白彼此的想法，那就不說也罷了。

還有，我聽說大家來參加這次活動是要有費用的，更感覺非常惶恐。盡管我們營銷總監給我解釋，這是為了挑選有效的聽者，控制人數，但我還是覺得讓大家破費不值得。

第二個原因，今天的引子是《天才的編輯》這本書，這是我們自己出的書，而我又是編輯出身，拿這本書做引子來說做編輯的事兒，太讓人難為情和難堪了。

我想大家雖然不至于以為我在自我標榜和自況，但是似乎也會有如同看到小學生表決心般的滑稽印象吧。

好在這本書的名字無論是英文表述<Editor of Genius>，還是中文表達《天才的編輯》，都是雙關語，我們不妨只取其中一個意思：給天才做編輯，或者說跟天才一起工作的編輯。從這層意思上借題發揮，我會自然一些。

無論怎樣，有一點令人自豪，就是我們出版了這樣一本書。我很迷戀書里對于編輯與作者一起工作、彼此交流的細節的描述。

在我們這個商業標準、快餐消費幾乎解構掉一切美妙的東西和感覺的時代，我認為，這本書是向那個文學創作充滿勃勃生機，為一個故事、一句表達，作者和編輯都字斟句酌的時代表達致敬，是為了緬懷那個被文學滋養并滋養了文學的時代！

每一個有志于從事編輯的人都可以讀讀這本書。翻譯這本書的彭倫，也是一位好編輯。前段時間，他還跟這本書的作者做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訪談，馬上會發在上海書評上，隨后大家可以找來看看。

在座的，或許有的朋友已經讀過這本書了，很厚，但很精彩，我幾乎是一口氣讀完的。

我看這本書最大的感受就是，編輯最大的難度，不是面對書，而是面對人。人永遠都比書重要，也永遠都比書難。

珀金斯最動人的地方在于，他對作者永遠有一種“富有同情心的理解”。他非常理解和體貼人性，非常善于順應并挑戰人性，也非常會尊重并扭轉人性的弱點。記得經濟學家張維迎有一句話：成功的企業家，一定對人性有透徹理解。出版人更無法回避這一點，因為有天賦的作家、藝術家、知識分子，都是有個性并且任性的。

前段時間我遇到一件事情，我們的員工惹惱了一位作者，員工覺得很委屈，“我又沒違背法律與合約”，可是我說“不違背法律與合約，這要求太低了，體貼一個作者應該從人心人性的層面去考量”。這是編輯工作有意思，也有難度的地方。也是編輯工作中最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之處。我也是因此才說，經驗是個體的，很難copy，只能自己去做去悟去經歷去感受。

我今天想說的不是珀金斯的才華與天賦，而是他與我們，與在座的諸位的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只是普通人。然而，即便只是一個普通人，我們也可以和那些才華橫溢的天才一起工作，甚至共同成就一件偉大的作品。

珀金斯說過的一段話，可以作為我們編輯的座右銘：

“你們必須記住的第一件事，是編輯并不給一本書增添東西。他最多只是作者的仆人。不要覺得自己很重要，因為編輯充其量是在釋放能量。他什么也沒有創造。一個作家最好的作品，完完全全來自他自己。”

這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編輯之一的珀金斯對于自己的一個定位。作為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托馬斯·沃爾夫這些文學巨匠的幕后推手，他最后會這樣定義編輯的角色，會不會讓我們這些做編輯的人有一點失望呢？

最近我也在微信上讀到過幾篇編輯談自己如何做書的文章，可能這是一個強調交流、互動的年代，所以我們會看到：一位編輯娓娓而談如何為一本書費盡心力，如何設計了十多個封面最后選擇了這一個，如何取了幾十個書名最后確定了這一個，如何與多少名人鍥而不舍地聯系最終獲得他們的推薦，如何與各個跨界的機構聯系而制定了出人意料的營銷方案，最后，這本書又如何登上排行榜，獲得哪些獎項，或者雖然不暢銷，但已經成為編輯生命中無法忘卻的一段歷程，等等。

作為一個編輯，我很能理解寫這些文章的編輯的心理，我也很欣賞這些文章里體現出的工作激情，但看得有點多了之后，會感覺到有些遺憾，有些可以深入探討的問題，最后往往成為了一種心靈雞湯式的東西。

我不是說所有都是這樣，只是感覺越來越有這樣一種趨勢。就是把編輯的本分，變成了一種有點夸張的自我欣賞式的東西。在這樣的文章里，我們很少看到對于作者、作品本身的一種嚴肅思考，相反，更多看到的是編輯的小心思、小情緒。結果呢？我們看到市面上到處是千篇一律的類似標題黨杜撰出來的書名，千篇一律的小清新封面，千篇一律的夸張書腰宣傳語。這些東西，可都是我們的編輯做出來的。

這反映出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種文化生態，就是說，我們的文化越來越被一種比較淺薄的商業機制所主宰，而編輯，在這個機制里面，似乎找到了自己存在的價值，因此還有點沾沾自喜，有點自我欣賞。

這個時候我們再來看看珀金斯的這番話：“編輯并不給一本書增添東西。他最多只是作者的仆人。不要覺得自己很重要，因為編輯充其量是在釋放能量。他什么也沒有創造。”

于是，我們就知道了吧，什么叫境界。他這話說的很謙遜，但也很自尊。

為什么說自尊呢？我想這是一個人面對真正的文學、面對真正的文化時的一種不卑不亢的態度。他知道真正的創造意味著什么，也知道時間最終會淘洗掉什么。他知道什么是天才，他也知道自己的本分。用中國的古話來說，就是“知止而后有定”。這種安定的心，或許是我們這個時代所缺少的品質。

我不是說編輯所做的事情不重要，相反，我認為這些很重要，無論是文稿的處理、設計的溝通，還是對營銷宣傳的參與等等，我也會跟我們的編輯強調這些事情。但隨后我會說，與一本書的文學價值、文化價值相比，這些其實不是那么重要。

一本書的價值，幾乎完完全全來自作者獨特的創造力，而編輯，只是協助作者釋放他的能量。編輯不曾創造過什么，但他可以參與創造。這是我對編輯的理解。

所以，我對于現在的一些說法，比如“如何操作一本書”，“如何打造一個作者”，其實心底里是排斥的。“操作”“打造”，這樣的說法，何其張狂。似乎和我們心中對于文學、對于文化的一種敬畏心相去甚遠。現在還有一種趨勢是把書當作一個產品，編輯成了產品經理，我承認這里面有一種商業的合理性，但從文化的意義上講，我覺得這是一種異化。

珀金斯之所以會說得這么謙遜，是因為他把文學看得很高，把作者看得很高，所以才把自己放到很低的位置上。而現在，我們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呢？

在座的諸位，肯花錢來到這里，但愿你們不會期盼這個講座，能提供一套做書的模式，一套商業機制，可以源源不斷地制造出成功的產品。那么，我先在這里給大家潑一點冷水，這樣的模式、這樣的商業機制，很可能是不存在的，或者是難以復制的，或者，從根本上說，不那么重要。我看到這本書的最后一部分有一句話：說珀金斯“了解他這一行的所有訣竅”，但“他已經厭倦這些了”，我立馬有一種惺惺相惜的釋然。

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們對于文學、對于文化的敬畏與尊重，是我們對于作者、對于才華的敬畏與尊重。這種敬畏與尊重，我希望可以成為每一個編輯開始自己編輯生涯的一個起點，并伴隨編輯生涯的始終。這大概是我讀《天才的編輯》這本書的一點體會。

2.

今天來這里跟大家交流如何做編輯，我想不會涉及太多具體的編輯業務，而更多的是想跟大家交流編輯的角色問題，或者說，就是一個普通的編輯，如何與那些才華橫溢的人一起工作。

我也舉幾個例子和大家分享一下。

白先勇是華語文學的代表人物，能夠出版他的文學作品，應該是每一個出版人夢寐以求的事情。2010年的時候，我們終于出版了白先勇的文集。白老師給這套文集寫的序言就叫《牡丹因緣——我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我知道白老師的為人，也知道他不茍且的地方，他堅持要登出這樣一篇序言，我和同事們都感覺受寵若驚，擔當不起。

但我們和白老師最初結緣，的確要追溯到2004年他策劃推出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這是當年華人世界的一大文化盛事。我們獲得臺灣遠流出版社授權得以推出白老師策劃主編的同步記錄《姹紫嫣紅牡丹亭》。這本書獲得了當年的華語傳媒圖書大獎，以及“中國最美的書”稱號，總共印了1萬多冊，談不上暢銷。但我們因此而成為了白老師的義工，隨他一起，推廣昆曲，推廣《青春版牡丹亭》。

我們幫著白老師張羅媒體宣傳、新聞發布等等事情，甚至派出兩位同事，投入幾個月的時間，協助完成《青春版牡丹亭》在國家大劇院的攝影展布展工作。這昆曲的義工，我們一做就是好多年。有時候我們都忘記了，做這么多的事情，緣起只是一本書。但大家樂在其中。

到了2011年，《青春版牡丹亭》圓滿演出了200場，白老師推廣昆曲的事業也暫時告一段落。隨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對他父親生平的研究中去，我們也隨著他，進入了一段新的旅程。

我們也清楚，白老師作為一個文學家，來做歷史學家該做的事情，有不得已之處，也有自己的局限。但我們看重的是更高層面的一個意義，就是對歷史的還原。而且我們很清楚，歷史學家可以有時間從容來研究，而白先勇作為兒子、作為作家，來為影響中國現代歷史的重要人物做傳記，這個事情沒有時間再耽擱。

2012年，《白崇禧將軍身影集》出版。這本書的緣起是2004年底我去臺灣出差，為了給我主編的《溫故》選照片去白老師寓所拜訪，看到桌子上有十幾本影集，于是動員白老師精選父親的老照片并親自配上說明文字。幾經折騰，7、8年后，繁簡體終于同時出版。

為了宣傳這本書，我們也打了一場大戰役。

首先，是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舉行了新書首發式。然后去南京做了學術研討會，讀者見面會，大學演講，最重要的是在總統府做了一個為期三個月的“白崇禧與近代中國圖片史料展覽”。隨后，我們又揮師桂林，回到白崇禧的故鄉，舉行了一個集合兩岸研究者的有關白崇禧將軍在30年代的廣西建設的學術研討會。然后我們去重慶、去武漢、去廣州、去上海、去西安、去長春。這些活動前后跨度兩年，凡是白崇禧將軍曾經留下重要足跡的地方，我們都一一造訪。

今年，我們又出版了《關鍵十六天》。講述白崇禧和臺灣二二八事件的關系。

出版白先勇的文學作品，反倒成了這些事情中不那么顯眼的一件事了。雖然真正賣得好的是這些書。

我們和白老師的關系，已經超出了普通的作者與編輯、作者與出版社的模式，怎么來形容這種關系呢？我們當然可以很自豪地說：白先勇是我們的作者；但更讓我們開心的可能是：白老師把我們當成了他可以依賴、可以依靠的一個團隊。

如果說白先勇老師的“文學夢”，我們沒有機緣參與，只能出版現成的作品，那么他的“昆曲夢”、“父親夢”，我們可以說從一開始就是介入其中的，而且幾乎是忘我地投入。

當然，我們首先是受到了白老師人格魅力的感召，才會不辭辛苦做這些事。但我想，或許還有對更高的一個文化價值的追求，在激勵我們心甘情愿做這些事。無論是“復興傳統”還是“還原歷史”，本身就是我們做出版所追求的東西。

我們感到很幸運的一件事，就是能夠在白老師的帶領下，在追尋他的文化夢想的過程中，實現了我們對于出版的追求。

我想，這或許是我們這些普普通通的人，有機會能夠超越自己的一種方式。我們的日常瑣碎的工作，只有放在更大的一個文化框架下面看，才真的有意義。也是這種文化價值，賦予我們平凡的職業生涯以意料之外的光彩。

3.

下面，我想講講我們和梁文道的故事。

這個話題，我在一些場合時常被問起，但此前從未認真想過，也沒有公開講過。也許已經習以為常了。似乎我們和梁文道天然就是這樣的。只是在考慮這次講座的素材時，發現我想說的很多事情都是繞不過他的，不如索性說說他這個人。

最初是看到梁文道寫的一些專欄文章，我們覺得好，就去聯系，希望能夠出版。我去香港的時候沒見上面，然后他來北京。記得那天下大雨，我們坐在公司的陽臺上，雨水打在雨棚上，噗噗直響。我們談得很盡興，從中國的時局到南洋的華語文學。他之前就關注過我們，推薦過我們的很多書，認同我們的出版理念，所以出版的事情談得很順利。

2009年，我們出版了梁文道在大陸的第一本書，《常識》。書出版后，引起廣泛關注，也成為公民閱讀的一個標志性讀物。他也成為我們最重要的一位作者。

我都已經記不清楚當時的具體細節了，當2010年籌備第一屆理想國年度文化沙龍的時候，我們邀請梁文道作為這個活動的創意總監，他也理所當然地做了全程的主持人。那兩天，恰逢他患了重感冒，活動中間，就看他已經精疲力竭，但還是咬牙堅持到最后。

到了2011年第二屆沙龍，他更是從頭主持到尾，三天。此后，凡是重要的活動，我們就自然而然地請梁文道來做策劃、主持了，只要時間允許，他從不推辭。大家要知道，這些策劃、主持活動，完全是義務的。如果他拿這些時間去做一些商業活動，可能獲得的收益遠遠超出我們所能支付的。

所以，我們漸漸地就把他當成了一位不拿薪水的同事。

他也隨時給我們推薦書。經他推薦，我們出版了舒國治、駱以軍的書。也因為是他推薦，他也就擔負起了另一個責任，就是為這些書寫序言，以及在營銷宣傳時幫忙站臺。他總是很忙，序言往往會拖延，我們的編輯就會不停地催促他。到后來，只要聽到梁文道的聲音在辦公室的走廊里，就會有編輯追出來催他交稿，這時候梁文道往往會很不好意思地說：“好，今晚通宵也要寫出來。”

為了把零散的推薦做成一個有結構、有意義、有前景的項目，也為了有計劃地向年輕一代讀者介紹來自不同文明、文化的觀察和思考，幫助他們打開視野，2014年我們組織推出了理想國譯叢，梁文道與許知遠、劉瑜、熊培云一起成為了這個書系的主編。他們負責遴選書目，推薦譯者，撰寫導讀，幫助推廣……

梁文道為這套叢書，起了名字Mirror。大家看到每本書雖然來自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語言，不同的主題，但封面都有一個大大的M。當然，每本書的M字體不同。很多人擔心，那字體會很快用完吧，陸智昌老師告訴我們：沒有問題，有幾百個字體等著呢。對于這套書的創意和運作，海外同行和作者都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們甚至有人建議：遴選中國作家，與海外出版社合作推出，形成一種相互對照的Mirror。

2014年成立理想國基金會后，我們籌備做理想國講堂。梁文道不但擔綱策劃、主持，甚至幫忙寫好了宣傳文案。

前面我說到，我們心甘情愿地做了白先勇老師好多年的昆曲義工，而梁文道呢，他簡直可以說是理想國的一位高級義工。

到最近，大家可能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梁文道和我們一起策劃推出了[看理想]視頻節目，并親自主持了“一千零一夜”這個分量最重的節目。

回想起來，真的感到很幸運，我們擁有梁文道這樣一位似乎有著無窮的精力和勁頭的作者和伙伴。沒有他，理想國很可能不會有現在這樣開闊的格局。

但我有時候也會忐忑不安，憑什么，我們就能讓梁文道這樣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精力投注在理想國的事業上？這兩天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現在似乎有了一個答案，那就是：我們還算是一個比較靠譜的團隊。在靠譜的基礎上，更重要的，或許是一種價值的共鳴。或許對于梁文道來說，以他的才華與精力，原本就是要做很多的事情，恰好有這么一個機緣，我們和他能夠一起共事，他的很多想法，有了一個落腳之處。

我常常對我的同事講，我最怕的兩個字是：辜負。怕辜負了這么好的一些作者對我們的期待，對我們的厚愛。很難想象，我們如果把梁文道的書做砸了，把理想國文化沙龍做砸了，把理想國譯叢、理想國講堂做砸了，梁文道還會有熱情來和我們一起做事，更別談一起來做視頻節目了。

我們日常所做的，并非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都是瑣瑣碎碎的具體事情，但這些事情很重要。再宏大的夢想，都是建立在這些細節之上的。所有的可能性，也都是建立在靠譜這樣最基本的要求之上的。

回到開頭，如何與才華橫溢的人一起工作呢？一句話，不是靠想、靠說，我們需要老老實實、踏踏實實、扎扎實實地去做。

4.

下面我再講講我們和楊奎松老師的故事。

楊奎松老師是國內最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之一，在我們認識他之前，他已經出版了好幾本重要的著作。我們當然希望出版他的書，可惜沒有機緣。正好2011年，我們做理想國年度文化沙龍的時候，因為要談民國的主題，陳丹青建議請他做嘉賓。

2011年年底的時候，楊奎松的夫人黃娜約我，趁我去深圳出差，我們見面并詳談了楊老師的書的出版。

對于這樣一位已經有多部著作在市場上流行的重量級學者，理想國能否給出新意、呈現新貌？我們找來他的全部著作和大部分文章，整個2012年春節期間的假期，大家分頭閱讀，上班后再反復斟酌討論，最終提煉出“革命”這個概念，統領楊老師關于中國革命史的四部最重要的著作。這個方案得到楊老師的認可。另一方面，之前楊老師的許多書雖然影響很大，但在裝幀設計方面，比較流俗。我們希望理想國能夠賦予楊老師的書一種新的氣質：時尚而有尊嚴。于是有了現在大家看到的《革命》四書。精裝，定價480元，很受讀者歡迎。《革命》對于理想國的學術出版這個板塊也起到了很大的提升作用。

后來據楊奎松的夫人說，當書送到他們住的賓館時，楊老師在燈下翻來覆去地看了好久。或許楊老師之前，并沒有想象到自己的書會呈現出這樣的面貌。

隨后，我們出版了他的新書《忍不住的關懷》。隨著楊老師的研究領域從革命史推進到建國史，我們的出版和他的研究，漸漸同步，進入了一個良性的互動。

2014年，我們推出了“理想國講堂”這個公益項目。這個講堂是要做什么呢？簡單說，就是我們每年會邀請一位在自己的專業內舉足輕重的學者，請他制定研究計劃，然后面向公眾，做一系列公開講座。這個講堂有兩個特點，第一是能夠反映重要學者最前沿的思考，第二是原創學術成果的首次發表，是高端學術同時也要面向公眾演講。

講堂的第一位講者，我們選擇了楊奎松老師。當然是因為他的學術成就，同時也因為他的研究關系到我們每一個人。

不過，楊老師的著作向來以扎實的史料見長，這尤其適宜于大部頭的著作與學術論文；而且，他的學術風格，從來都是盡量把觀點融入歷史敘事之中，很少明白地宣示自己的歷史觀。那么，這樣一種風格，對于普通公眾，是否有足夠的吸引力呢？

2014年9月，我們在“理想國講堂”開啟的儀式上請楊奎松做了首講。面對著現場500多個觀眾，雖然開著冷氣，但我們看到他的襯衣都被汗水浸濕了。這次演講之后，反響可謂涇渭分明，有的聽眾覺得比較冗長沉悶，有的聽眾卻覺得很扎實，有干貨。無論如何，做這次試講真的是很關鍵。楊奎松，一位最重要的歷史學家，現在要面對普通大眾，講出有品質而不失吸引力的內容。這對他來說也是一次挑戰。

我們沒有給楊老師具體的意見，只是表達了我們對“理想國講堂”的期待，以及對它的定位的理解。我們相信楊老師。

后來，他花了多少時間，修改了多少次稿子，已經很難說了。但差不多經過半年多的準備，今年6月7號到6月13號，楊奎松一口氣做了名為“歷史評價的尺度”八場講座。我相信，對于所有去聽講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楊奎松。連他自己的博士生都感到驚訝：他既不是講國民黨史，也不是講共產黨史，而是圍繞著“文明”這個概念梳理自己最近若干年的思考，表達自己研究歷史的心得。依然是注重史料，但他引用的大量都是歐美歷史、哲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電影方面的材料，也包括近幾年的許多社會熱點。在嚴謹的外表，我們看到了他內心蘊藏著的巨大激情。我們也才發現，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一個現代史學者，這其實只是他的冰山一角。

楊奎松的夫人后來對我說，選擇理想國，選對了。

我想這個對，不是說我們出楊老師的書，比從前賣得多了幾本。而是說，我們做事情的方式，我們對于品質的追求，以及我們對于文化理想的一種堅持，得到了作者的認可。在這個基礎之上，作者可能會為了我們共同的目標，激發出更大的能量，甚至超越自己。

珀金斯說，編輯是在幫助作者釋放能量。這句話說得太準確了。做出版最好的一種狀態就是，能與作者心心相印，彼此激發。有的時候，作者未必意識到自己的能量有那么大，而編輯能夠預見到，并且想方設法創造條件，讓作者能夠在一個新的平臺上去發揮，或許到最后，作者會做出超越他自己期待的東西。

5.

上面，我講了我們與三位作者的關系，其實，我們和每一個作者，差不多都有一段有意思的故事。

以前有一篇報道，名字很聳動，叫做“廣西師大出版社是如何搞定陳丹青的”，我聽了覺得很不舒服。我估計陳老師聽了會更不舒服。我們和作者的關系，從來都不是“搞定”或“搞不定”的問題。我覺得，編輯和作者的關系，出發點和最終的歸宿都應該是書，為了創作和出版一本有價值的書，就像珀金斯所說的，“沒有什么比一本書更重要”。而作者與出版社的關系，也應該是出于對于一種文化愿景的共同追求。

從這一點上看，理想國真的有一點像一個文化人的共同體，我們的很多作者，其實像是我們的工作伙伴一樣。能夠與這些才華橫溢的人一起工作，是幸福的。我知道，這樣的狀態非常難得，因此也倍感珍惜。

2010年，成立“理想國”的時候，我們就說：理想國是一個容器。為什么說是容器呢？因為容器有自己的界限，有自己的堅持，有自己的底線，但它又是空的。唯有我們保持空的狀態，我們才能去容納作者們的文化夢想。

這里我所說的“我們”，已經不僅僅是“理想國“這個出版機構、文化機構了，而且是包括了我們的許多作者，甚至關心和支持理想國的伙伴們的共同愿景。

有一次，我在深圳的好朋友曉昱給我介紹了一位企業家，他覺得我們做的事情讓人敬重，希望能夠給我們一些資助。當然，他一個人的力量還不夠，他還發動朋友們弟兄們一起來，最后我們成立了理想國文化基金會。首批推出的項目就是“理想國譯叢”和“理想國講堂”。

說實話，之前我并不知道這位企業家，更談不上什么關系，但當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印象很深，他手里拿著一本葉企孫的傳記，滔滔不絕地講述自己對于這位中國物理學的一代宗師的尊敬，以及對其遭遇的慨嘆。接下來我們談書，談文化，有一種一見如故的感覺。他叫楊向陽。

在他和曉昱的幫助下，我們建起了“理想國基金會”。有了這樣一個平臺，就可以吸納更多的有文化理想的人參與到我們的事業中來，也可以開辦理想國講堂，讓楊奎松這樣的學者的能量得到更大的發揮，還可以創造條件集合梁文道、許知遠、劉瑜和熊培云來為我們主編大型譯叢。接下來，“理想國基金會”還會發起或贊助更多的公益文化項目，去做一些用商業方式難以做到的事情。

而［看理想］視頻節目，也將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得到壯大，除了已有的梁文道、陳丹青、馬世芳三檔節目，賈樟柯、楊照、蔣方舟以及其他很有分量的文化人士也會積極參與。記得當時在視頻發布會上，我吹了一個牛，說：“我們不僅是來做視頻的，我們也是來改變視頻的。”這個牛吹得有點大，但卻是真心的。視頻方面，我們才剛剛起步，但我們應該樹立起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

從做出版，到做公益文化活動，到做視頻，“理想國”究竟接下來還會做什么，我們其實并沒有刻意的規劃。我們幾乎沒有做過那樣的商業計劃：今年的碼洋是多少，明年要達到多少，五年之后要達到多少。

我們更多地是在盤算，我們能做什么，接下來應該做什么，怎么做。我們會從作者出發，從他們的資源和創造力出發，進行整合、設計，然后一點一點地落實，做出我們期待的東西。

理想國成功嗎？這個問題不會糾纏我，我也不大會考慮這樣的問題。

但某件事情沒做好，我會焦慮；辜負了作者的期待，我會焦慮。作者發信息催問事情的進度，我會焦慮，因為這說明我們團隊的效率出了問題。當你與這個時代最優秀的人一起工作時，你必須是全神貫注著去奔跑的。

是很累，但是你沒有時間去感覺累。不知不覺中，也許到最后，你會發現，你做出來的事情，已經遠遠超越了你當初的想象。

或許我可以這樣說，理想國的商業是非商業的商業，正如我們提倡：編輯的創造應該是沒有創造的創造。我們通過呈現最好的書贏得了市場，同時我們心甘情愿地服務于才華。

回到珀金斯，我相信我很能理解他所說的：編輯什么也沒有創造。但我想補充一句，就是：

我們只是幫助有創造力的人完成了創造。或許可以稱為“沒有創造的創造”吧。

這樣的一種感覺，讓我覺得很踏實，也很充實。這或許就是我們這些普普通通的人愿意投身編輯這項工作的理由吧。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