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看理想編輯部 看理想

‘做自己’其實是一件很難的事，也并不只與自己有關。如果知道這一點，我們就能多一些信心，彼此多點理解少點苛責。

如此，便不至于懷著最好的愿望，卻造成更大的傷害。

前段時間，擅長描繪人性的“金牌編劇”坂元裕二新作，日劇《大豆田永久子和三名前夫》（目前豆瓣評分8.8分）完結了。

大豆田在整理舊物時，發現過世的母親竟然有一封寫給陌生人的情書，言辭驚人，說自己愿意舍棄一切，只要能和對方在一起，這份情書最終沒有寄出去。

看完信后，她開始懷疑母親生活的其實并不幸福，看似豁達背后，是母親不敢做真實的自己，被家人所拖累嗎？

最后，母親的情人真桑用一番話解開了大豆田的心結：“她是真心愛著家庭，同時真心向往著自由，一個人心中有著極端矛盾的兩種想法，兩種想法都是真實的，無論哪一個都是真正的她自己。”

雖然電視劇迎來了結局，但困擾我們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做自己”真的就是所有問題的答案嗎？

作為當下最流行的口號，品牌廣告、媒體故事、同事好友，到處都在對你說“勇敢做自己吧”，仿佛“做自己”是最高級的活法，一切苦惱都將不攻自破。

可是“做自己”的內涵如此的曖昧不清，這些進一步的追問也沒有解釋：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怎么辦？為了做自己可以傷害別人嗎？做不到時，又怎么辦？完全相反的兩個想法，都是平等的真實的自己，這可能嗎？又要選哪個呢？

01.

也許我們可以欺騙世界，

但還是要面對自己的內心

每當說到“做自己”時，免不了讓人想要反過來追問：“為什么現在的做法，不是在做自己？”

為真心熱愛的事業奮斗是做自己，為了自己的物質需求而接受并不喜歡的工作，就不是做自己嗎？很有主見、特立獨行的人，是做自己的人，被認為是唯唯諾諾、沒有什么特別想法的“普通人”，不可以就做這樣的自己嗎？

如此說來，“做自己”這句話其實有兩種暗含的意味，第一層，是推崇真實；第二層，是變得更好。而當現在的語境中說出這句話時，往往主要指的還是后者的意思。

前一陣，蔣方舟在微博上發了一段話：社交媒體上傳播著同樣的情緒，“逃避是有效的，廢柴是快樂的，成功是不屬于我的，自私是正常的，沒關系，我們都一樣。

于是我們很容易沉浸在一種自我寬慰之中：真實的自我就是最好的。因為已經做了自己，所以不必做更好的自己。”

“更好的自己”是一個容易讓人誤解的表述，在這里蔣方舟做了一個明確的限定，她描述的那些沒有做更好自己的人，是已經做了真實自己的人。

可是一定有人會追問，真實還可以分好壞的嗎，今天晴天，明天下雨，這種好，那種壞，是由什么判定的？說到底，為什么非要成為更好的自己？

這不僅是質疑，也是困惑，是每一個“逃避的、廢柴的、自私的”但真實的人都問過自己的問題：這就是我嗎？我要成為的，就是這樣的人嗎？

顯然，如果“好”比“真實”重要，“做自己”的整個大廈就坍塌了；但要是失去“好”的層面，它也終究會被死氣沉沉的一片灰暗所吞噬。

只有一個辦法能破解僵局，就是把“真實”和“更好”兩個維度重新統一起來。

所謂“做自己”，簡單說來，就是聽從自己的內心。那要是一個人已經聽從了自己的心，是不是就結束了呢？其實沒有，ta還要問問自己，聽從的是哪個部分。

我們把心抽絲剝繭，問問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卻猛然發現，根本不存在一個完全一致的自己。既想要安穩清閑地當個公務員，又想要熱火朝天地創業致富，想要月亮也想要六便士，每個想法都是真的，而什么是更“好”的想法？就是更真的想法。

換句話說，就是“以自身為目的”的那些想法。

是想要獨身，但不想被人指摘，也害怕沒人養老的生活，所以選擇孩子嗎；還是雖然人人都講獨身更快樂，但由衷喜歡孩子，還想多要幾個？

哪個是以自身為目的的更真的想法，旁人全然沒有評斷的權力，完全是每個人內心的法庭：沒有人可以打開你的心，探視清楚每一個抉擇對于你來說意味著什么。你甚至可以狡辯，可以騙自己，沒有人會知道，你是自己唯一的法官。

而這是多么大的負擔，近乎英雄主義的要求。一個人騙得過世界，對自己卻無處可逃，那雙審視的眼睛始終觀照著，隨時準備宣判自己。

或許有的時候，我們想要暫時閉一下眼，在欲求、恐懼、逃避、軟弱的自己中歇一歇，就讓我們去吧。

02.

做更好的自己，是否是另一種規訓？

既然，“更好的自己”是完全主觀的事，下一個迷惑便隨之而來：做更好的自己，是每個人自己的責任嗎？是不是除了怪罪“要用一生來治愈的童年”，每個人都沒有做不到更好自己的借口？

如果我們一邊呼吁人們“做更好的自己”，一邊把所有責任都推給每個個體，那就跟說“獨立女性都應該有自己的房子和工作”，“每個人都應該管理好自己的身材”一樣，是一種偽善，是拋棄了絕大多數人的新自由主義式的口號。

前段時間有一部女性題材的紀錄片，其中一集講到一位全職媽媽，她天天在家，逐漸焦慮失眠，不快樂到讓孩子都忍不住勸她，“去追求你喜歡的事情吧，活出自我”。

聽上去非常善解人意，跟我們平日說的、聽到的開解也十分相似。可是，沒有人去探究，她為什么漸漸失去了自我，追求喜歡的事和她所承擔的母職之間，是不是存在矛盾，讓她沒辦法同時做到兩件事。

娜拉應該出走，可出走以后呢？

如果不能提供支持，僅僅談“做更好的自己”，反而會成為新的暴力。我們可以簡單指出人們忘卻自我，而不去看到ta背后的壓力，我們鄙視別人的軟弱，而不管ta現實的需求。

為什么你不做自己呢，明明你可以做到的啊？盡管60分就能活下去，為什么你不想要90分呢？

可是單獨憑ta自己，真的做不到90分啊。叫醒了鐵屋子里的人，讓ta瞥見了自己的不幸而不伸以援手，已經足夠心碎；還指責ta不努力去往外面的世界，就稱得上嚴酷了。

于是，人們為自己感到羞愧，或怨恨他人，或質疑自己，一個美好的宣言，最終的結果是造成更大的分裂。

近幾年的社交媒體上越來越流行“真小人”，人們追捧這種人，因為覺得比起說風涼話的偽君子，真小人很真實，代表了無能向上的某部分自己。有意思的是，為什么人們下意識地在真小人和偽君子之間選擇，完全忽略了真君子？

因為真君子，事實上就是更好的自己，輿論對真君子的質疑，對應的現實是人們無力向好。

一方面，每個人必須以個體之軀與大環境的困難斗爭，只有變好的義務，卻很難有求助的權利；另一方面，舉目望去，“好”的模版非常單調，如果一個人心中的好不屬于其中，ta就只能在自己和社會之間二選一，選擇哪一個，都有隨之而來的痛苦。

這也是為什么，一種非典型的“好”開始被我們所關注，比如《螺絲不肯擰緊》的陸慶松，比如《平原上的娜拉》中的劉小樣。

打開豆瓣，三不五時地就會看見一些都市傳說，某人的90后同事突然出家了，才發現寺廟里原來有好多清北畢業的；某人的女性朋友在大城市打拼到中高層，有一天突然辭職賣房回家種地去了，一天天都過得很開心。

近年流行的許多影視作品，也有許多“都市邊緣人”，本來被主流價值觀認為是不值一提的人，被描繪為像“煙囪里排出去的煙灰一樣毫無意義、毫無價值”的人，卻仍然能夠堅持演奏，自得其樂地聚在一起生活。

當我們看見他們，心中的某個部分就能喘一口氣，哦，原來這樣也可以生活，如果是這樣的話，也許我還是能做到的。

做更好自己的渴望，或許一直蟄伏著，它也許會永遠蟄伏下去，除非得到一些耐心、一些幫助，或是有時候，能夠遇到一些同類。

03.

不存在“我就是這樣的人”

關于“做自己”，最復雜也最多爭議的一個問題，是關于真實，也可以說，是關于塑造。

回到文章開頭提到的日劇《大豆田永久子和三名前夫》，大豆田的媽媽既想要拋夫棄子追求自由，又想要留在家庭之中，讓大家都開心。她的愛人說，這都是真實的她，怎么選都是她自己。

這是真的嗎？

不妨換成這些更熟悉的網絡爭議：一個女生喜歡穿JK制服，同時又想要擺脫被凝視被物化的身份，這兩種愿望是同等的嗎？她覺得穿JK的自己很可愛，可是為什么JK會讓人顯得可愛？為什么她希望自己是可愛的？

一個化妝的女生怎么才能確定，到底自己想要化妝是為了取悅自己，還是取悅別人？

大豆田的媽媽，她想要留在家人身邊，想要讓他們開心，這份心情完全可能是真誠的。可如果僅僅考量到這里，對于增添她的幸福似乎毫無幫助。

我們要問的是，她的這個愿望，有多少是因為這樣的想法，從小到大可以得到身邊人和社會的鼓勵贊同，而相反的想法會被打壓？

會不會是她的某種渴望能讓家人開心，相反的想法卻會造成沖突，而她的性格特質不喜歡沖突或者喜歡讓別人開心？這種力求和諧和自我奉獻的特質，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做自己”從來不只是自己的事，我們無法完全脫離環境去討論“自己”。困難在于，有一些環境，本身很可能正是這個人需要擺脫或克服的，但由于長期去適應環境，我們已經分不清楚哪一些個性和愿望是自己的，哪一些是為了保護自己而采取的偽裝。

之前網絡上掀起一陣關于全職主婦究竟是否可取的討論，不同立場的兩方吵到不可開交乃至互相鄙視，支持的人覺得，這是她自己真心向往的生活方式，沒有人有權阻礙她的自由；反對的人則認為，不平等的社會環境下沒法談個人意愿是否真實，何況這么做還會壓縮女性的公共空間。

這樣的爭論或許很難達成共識，因為雙方完全在不同的層次上論證。

誰對誰錯？不妨參考福柯的意見，為了解釋“自我”的問題，他區分了“解放”和“自由實踐”兩件事。在很多人看來，解放即自由，把人從壓抑他的社會環境中解放出來，他就是自由的了。

但是福柯說，這種觀念是有風險的，“認為存在著一種人類的本性或基礎，作為某些歷史、經濟以及社會過程的結果，并且它一直受到壓迫機制的掩蓋、疏遠或約束。依據這種假定，人們所要做的，就是打破這種壓迫局面，從而就會獲得自我和諧，重新發現自己的本質或者重新與自己建立充分而積極的關系。”

但是并沒有這樣一種本性，也從來不存在“我就是這樣的人”，甚至不存在“是人就一定會需要這個”。

在壓迫之下，無法界定女性的選擇是否完全是自由的，但即使解放了，每個人仍然需要運用自由，來探索自己的意愿，也許她會發現，自己才是真心想穿高跟鞋、化妝、當全職主婦。

認為她們不會有這樣的愿望，和從前認為她們只有這樣的愿望一樣，是我們過于根深蒂固的本質主義。

再比如很常見的“人是理性的動物”“虎毒不食子”，它暗示了這樣一種觀念——我們可以找到人之為人的那個單一“本質”，和人作為種群成員的固有特征，好像所有存在過的人類，都有同一個本質，那就是都天生適合當家長。

這種想法，在人性越來越復雜和多樣的現代社會，無疑已經不再合適。

回想一下，當下的這許多話語，讓我們無意識地對于世界和人懷著怎樣的一種印象？是不是認為人不過是受自然或歷史法則支配的動物，淹沒在生產和消費的集體生活中，每個個體可有可無？

這種以“我們”代替“我”，以普遍性代替個別性的心理，早已深入生活日常。

反過來看，這也是“做自己”最革命的一面：如果每個人都去“做自己”，世界就有了許許多多的人，而不只是一種人的復制。

這像是一種魔法，讓被合并同類項后的“十顆水果”，還原成了三串楊梅、五片西瓜、兩只椰子。在這個更多風味的世界里，大豆田媽媽或許可以重新理解，什么是真實的自己。

04.

把自我作為道德

關于“做自己”的所有困惑，都無可避免地指向一點：“做自己”和滿足他人，以及適應社會之間，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既然如此，“做自己”是不是自溺自私的不道德行為？

答案是恰恰相反。

晚年的一次采訪中，福柯被問到了這個問題：當自我關注與關注他人相分離時，它是不是有變成絕對之物的危險？自我關注的這種“絕對化”，難道不會成為向他人行使權力（從控制他人的層面而言）的方式嗎？

他的回答是：“不會，只有當人們不關注自我，并且成為自己欲望的奴隸之后，控制他人和向他人行使專橫權力的危險才會出現……那個觀念很晚才出現，即當自愛變得可疑，并且最終被認為是各種道德過錯的來源之一時，它才會出現。”

自愛何時變成了一件道德上可疑的事？關注他人和自我奉獻，為什么就成了比關注自我更好的品質？

說到底，為什么“做自己”會在這個時代成為一種流行話語？正是人們的自我覺醒了，發覺在主流話語和現實標準中的“好”不僅越來越難以完成，而且本身并沒有十足的說服力。

我們為什么要做那些事？為什么我的人生是另一項事業的手段，而不是自己的目的？

不去考慮這些事情的人反而是不道德的，這聽起來有點違背常理，但其實很簡單。一個人完全按照“現實”的邏輯去行動，無疑最容易獲得現實的好處。假如只想要這種好處，人們根本不需要做自己，只需要去理解現實，依據現實改變自己的想法和行為就可以。

這樣的人聽起來很罕見嗎？絕非如此，回想一下大名鼎鼎的“平庸之惡”這個概念。

阿倫特旁聽了對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她試圖說明，一個普通人是如何犯下巨大的罪行，并且完全不感到自己有罪。在這樣的背景下，阿倫特認為，一個沒有自我的人，一個不考慮如何與自我相處的人，反而什么都可能做得出來。

艾希曼的惡行是罕見的，但若是換一個時代，他不過就是一個擅長接受現實、服從指揮的“普通人”。

而和艾希曼相反，“做自己”的人，需要在現實之外，另外建立一套內心標準。

毫無疑問，有了兩套標準，就會出現不一致的時候。不一致有時候是痛苦的，在一些極端的情形下，你甚至能聽到自己的靈魂與現實格格不入，被攪動被磨損的聲音。既然如此，為什么不聰明點，放棄“無用”的內心標準？

因為我們是人，而非機器。多出來的這套標準，增添了心靈和世界的深度，也是正義的真正保障。面對現實中失意痛苦的人，人心中的那套標準可以告訴ta，這不是你的錯。

尾聲.

對于一個人應該如何度過一生，歷史上有過數種答案。在宗教時代，人要做神的子民，該做什么自有教義裁決；在民族主義時代，個人是國家的公民，為了群體的需要而奉獻；在啟蒙時代，人應該聽從于理性的要求，做進步者。

所有這些答案，都有著明確的好壞標準，當人彷徨迷惑時，像奧古斯丁說的那樣，“他不能做他意愿的善”時，總有一個外部的力量來引導或者裁決他。

而“做自己”，是這幾個答案都陸續破裂，失去了可信度之后，被提出來的新答案。

它最大的特點，就是不具備公共的標準，因而在過程中，會明顯地感覺到“我與別人”以及“我與自己”之間的拉扯。但參差多態乃幸福本源，這一份拉扯感，正是我們為彼此的自由與幸福作出的努力。

做自己是一項浩大的重新制定標準的運動，運動或許成功，或許失敗，但無論如何都是一個沒有定論的未來。

對于參與其中的人，召喚我們的并非未來的勝利，而是每一個塑造自己的瞬間，是過程中無數的選擇、遭遇、新的渴求、欣喜、傷痛，這些點亮生命的時刻超越了任何一種結局，讓人最終可以坦然地說：我曾活過啊。

圖：《大豆田永久子與三名前夫》《最高的離婚》

撰文：陸飛

原標題：《人生呢，不必總執著“做自己”》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