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名著《射雕英雄傳》中，郭靖奉成吉思汗之命赴中原刺殺金朝趙王完顏洪烈，在繁華集鎮張家口遇到了喬裝成小乞丐的黃蓉。這是一個浪漫的故事，但金庸先生犯了一個歷史學的錯誤——金朝末年，還沒有張家口這個市鎮。

張家口的興起、發展和最終成為塞上名城，與長城地帶政治、經濟形勢的變遷息息相關。

明代的張家口：邊堡和馬市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兵北伐，徐達兵鋒直抵大都，元順帝北走上都開平，明朝政府逐漸奪取了全國政權。但蒙古的軍事力量卻并未徹底消滅，北部地帶一直是明代邊防的重點。明朝在從遼東到西域的廣大地帶屯聚重兵，設置眾多都司衛所和軍鎮，史稱“九邊”。在今天的張家口市壩下地區，明朝設置了萬全都司和宣府鎮，治所在宣府城，也就是今天的張家口市宣化區和宣化縣所在地。

在“靖難之役”中，北方駐防的軍隊被燕王裹挾南下，北方防線收縮。宣德年間，明朝放棄了北邊的大寧、開平、興和等一系列都司衛所，宣府地區就直接成為面對蒙古勢力的第一道防線。更重要的是，明成祖遷都北京，宣府一躍而為京師咽喉，其戰略地位遂為最重。楊時寧的《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就評價到：“本鎮形勢，紫荊控其南，長城枕其北，居庸左峙，云中右屏，內拱陵京，外制胡虜，蓋屹然西北一重鎮焉”。

從明初的洪武、永樂時期，到中期的洪熙、宣德年間，明朝對蒙古的態勢逐漸由戰略進攻轉到戰略防守。為彌補軍事力量的不足，在北部邊疆地區，明朝逐步修筑長城，與長城的修筑大體同步，興修了諸多城堡，以加強防御力量。

張家口，就是一個長城邊堡。

因為地理位置重要，所以從永樂朝開始，宣府地區就修筑長城。永樂十年（1412），“敕邊將于長安嶺、野狐嶺及興和迤西，至洗馬林，凡關外險要之地，皆崇石垣，深濠塹，以防虜寇”（《明太宗實錄》卷一三一）。長安嶺是大海坨山的重要峰巒，在今赤城縣與懷來縣交界處，興和即今張北，洗馬林在今萬全縣洗馬林鎮。張家口正在這條長城線上。

為鞏固以邊墻為主的防御體系，明廷先后在宣府地區修筑了幾十座城堡。這些城堡一般來說距離邊墻不遠，以便馳援。這其中，就包括宣德四年（1429）修建的張家口堡。明世宗嘉靖年間，又進行擴建；萬歷二年（1574），張家口堡的土墻包磚，城堡的規模最終奠定。

張家口堡在明代地位不高，是一個普通的長城邊堡；規模也不大，周長四里。這樣的城堡，在宣府鎮有幾十座。但也有特殊之處，它是一處馬市所在。

游牧經濟和農耕經濟最大的分別之一，就是它不像農耕經濟一樣自給自足，而是依賴農耕社會提供的農產品、手工業產品等物資。弘治年間，由于朝貢貿易產生摩擦，蒙古的達延汗不再入貢，并屢屢侵犯明朝邊鎮，明蒙關系惡化。嘉靖皇帝即位后，嚴令不許與蒙古互市，俺答汗多次要求貿易，都被嘉靖皇帝拒絕。俺答汗于是一邊通過各種渠道求貢；一邊大肆入邊劫掠，以圖逼迫明朝開通互市，最嚴重的一次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軍隊大舉入邊，兵臨北京城下，史稱“庚戌之變”。嘉靖皇帝在位45年，雙方始終沒有正常貿易，明朝邊鎮人民被殺被掠，屯集重兵，又耗費大量國力；而蒙古劫掠的成果相當有限，各種日常生活用品極其匱乏，連煮肉的鐵鍋和縫衣針都保證不了，最終是雙方兩敗俱傷。

隆慶五年（1571），明穆宗與俺答汗達成協議，重開互市，史稱“隆慶和議”。“互市”并不意味著隨處可以進行貿易，是有專門的處所，由政府進行管理，也就是“馬市”。張家口堡就是宣府鎮的馬市，成為整個宣府鎮與蒙古進行大規模貿易的場所。

明代的馬市分“大市”和“小市”兩種，“大市”每年開一次，參與互市的主要是各部落酋長和貴族。而“小市”則每月一次，主要是貧困牧民與漢人進行交易。張家口的馬市屬于大市。到萬歷年間，隨著貿易的發展，張家口“百貨坌集，車廬馬駝，羊旃毳布繒瓦缶之屬，踏跳丸意錢蒲之技畢具”，一片繁榮景象。后金建國后，也通過張家口與內地交易。

因為張家口堡與堡墻之間還有五里的距離，并不方便，萬歷四十一年（1613），在邊墻上修筑了一個專門進行馬市的城堡，稱為“來遠堡”。來遠堡稱“上堡”，后俗稱“市圈”；而張家口堡則稱“下堡”，俗稱“堡子里”。堡子里今天保存還比較完好。

“上堡”和“下堡”，構成了張家口市區發展的兩個支點。

清代的塞上都會：往日連師驚朔漠，只今市馬亙東西

明代馬市的設立，為張家口成為溝通草原與中原之間的重要節點，奠定了基礎。但張家口真正成為塞上都會，是在清代。

正如清人朱彝尊詩所言，“往日連師驚朔漠，只今市馬亙東西”。由于清代逐步收服蒙古與回疆各部，北方形勢穩定，中原與蒙古地區，乃至俄國之間的貿易興盛起來，中原的絲綢、棉布、茶葉等物品通過張家口等長城關口銷往蒙古草原、新疆地區和俄國，并輸入毛皮、紡織品（羊毛絨織物、天鵝絨、亞麻布等）、牲畜、土堿等蒙、俄物品。

清代中原貨物，主要通過兩個邊口到歸化城（今呼和浩特）集結分途，向北可去庫倫、恰克圖，并于買賣城銷售至俄國；向西北則經烏里雅蘇臺、科布多，以至新疆。這兩個邊口，東為張家口，西為殺虎口，而張家口的商業規模和輻射范圍遠超殺虎口，在清代北方邊城中位居第一。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它成為中俄貿易的重要節點。

清朝時，俄國向東方擴張，與中國接壤，中俄邊貿由此發展起來。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條約》、雍正五年（1727）《中俄恰克圖條約》商定俄國官方商隊每三年可來京免稅貿易。由于雙方對彼此的貨物有很大需求，所以通過長城關口出入的貨物數額相當驚人。如雍正六年（1728），中國向俄國輸出絲綢價值達四萬六千余兩。同年，中國輸出棉布約值銀四萬四千余兩。

康熙四十七年（1708），清廷批準以色楞格—庫倫—張家口的商道為俄國商隊往返之官道。從此，張家口成為中俄貿易的重要樞紐。出口貿易要先在張家口完稅，然后運往庫倫，經辦事大臣檢驗部票，發放護照，方可運到恰克圖出口。

同治元年（1862）二月初四，中俄兩國政府于北京簽署了《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其中俄國商人運送俄國貨物到天津，只能通過張家口；而俄國商人在張家口購買中國貨物，稅銀減半，從而在進一步強化了張家口的商業樞紐地位。每年通過張家口向外輸出的磚茶多達數百萬箱，并輸入大量皮貨。張家口已經不只是一個重要的市場，而是具備了邊貿中心都會的性質與功能。內地的貨物要先到張家口集中，然后再沿各路向各方向發運；俄羅斯和蒙古地區的貨物同樣要先到張家口集中，再向內地銷售。正因如此，清代張家口商號林立，數目眾多，極其繁榮。

在此背景下，為管理民族事務、交通與商務，清政府在上下二堡設置了張家口廳等眾多衙署機構，由下圖我們可以感受到張家口上下二堡所設置的官署，這已經遠遠超過一個縣屬官堡的規格。

商業的繁榮也改變了張家口的城市形態，明代修筑的張家口堡屬于長城邊堡，最初是作為進出長城邊墻的南北交通線上的一個控制點，以駐扎軍隊和各級官署為主，城堡與邊墻的邊門之間還有5里路程，以備應援。長城邊門內的來遠堡，倚長城邊墻而筑，今尚保存部分東城垣，最初開辟馬市于此，為商貿交易場所和官府收取商稅之地。

明代隆慶和議之后，張家口成為與蒙古諸部茶馬互市之口，邊門內上堡與下堡之間的邊路兩旁漸有行商設鋪。當清朝長城內外的形勢終于安定以后，張家口堡與邊門城堡間大路兩側的商鋪更加繁盛，尤其是同治元年（1862）《中俄陸路通商章程》規定俄商由張家口出入，販買土貨交納稅銀，不僅使得邊門與張家口堡之間的五里長邊路演變成商業店鋪街，而且由于邊門位于張家口堡的東北方向，邊路沿張家口堡東側延伸向南北，促使張家口堡東門外之東北角成為最繁華的地帶，堡南門外也隨之繁盛起來，整個城市形成南北狹長達數里的形態。下面這幅圖選自鄭錫煌主編的《中國古代地圖集·城市地圖》（西安地圖出版社2005年版），由于圖上沒有繪出京張鐵路火車站，可以推斷此圖表現的年代應在1905年前。由此圖可見清代晚期，今天張家口市區的雛形已經具備。

1905年京張鐵路勘測，選定河東為張家口車站以后，洋河東岸依托火車站，逐漸建成新的市區，并修建橋梁連通河東與河西，更推動了張家口堡東門外的繁華，迄今不衰。通過《1933年萬全（張家口）圖》可以看出，繪制于1933年的張家口圖所反映的時代，橋東區已經形成比較繁華的街區，許多實業和近代公共設施都已興建起來。

交通區位的優勢，是張家口繁榮的倚仗，但亦埋下了張家口日后衰落的根源。鴉片戰爭以后，由于俄國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陸續獲得了各種特權，開始直接深入中國內地購買茶葉，并開通了一條由漢口往上海、天津、張家口到恰克圖的更為便捷的茶葉轉運線路。憑借著從不平等條約中得到的減免稅優惠，其運輸成本大大低于山西商人。中國商人利潤大減，張家口的市面漸趨蕭條。1907年中東鐵路修成后，俄國商品經由東北出入，張家口受到沉重打擊。1909年京張鐵路通車后，雖然情況得以改觀，但張家口作為中俄貿易中心之一的地位已不復存在。

盡管如此，張家口所處的農牧兩種經營方式的邊緣地帶和交通區位優勢，給了這座城市持續興旺的生命力。經過清代的發展，張家口已經從明代的小邊堡，發展為塞上都會，其地位穩步上升。民國二年（1913），改張家口同知理事廳為張北縣，治設張家口堡子里。民國三年，設察哈爾特別行政區，借治于張家口。同年，廢宣化府，改設口北道，萬全縣署由萬全城遷至張家口堡子里。七年，改察哈爾特別區為察哈爾省，將原屬直隸省的口北道10縣及察哈爾特別區所屬的口外6縣劃歸察哈爾省，以張家口為省會。新中國成立后，察哈爾省撤銷，張家口劃歸河北省，成為冀西北的中心城市。

由于宏觀歷史背景、經濟地理格局和交通區位的變遷，張家口這座塞上都會幾經興衰浮沉，漫步堡子里、大境門，令人每生懷古之情。筆者博士論文即以桑干河流域為題，數年間多次在張家口等地考察，對這座古老又年輕的城市充滿感情，衷心祝愿這次與北京攜手申辦冬奧會，會給她帶來旺盛的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