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所有水準線以上的傳記一樣，《天才的編輯》也把傳主麥克斯·珀金斯從編輯行業的神還原成了人。所以，如果能打亂這本將近六百頁的作品的敘事順序，我更愿意從珀金斯的一個不太成功的案例談起。

厄斯金·考德威爾進入珀金斯視野時尚且籍籍無名，經過一番可以想象的投稿 / 退稿回合之后，終于有兩個短篇被珀金斯所在的斯克里伯納出版社旗下的同名雜志錄用。在考德威爾的自述中，珀金斯當時給他開的條件遠遠超出了一個新作者的期望，他們的對話簡直類似于一段頗具反轉效果的情景劇臺詞：“二加五十？我不知道。我還以為可以拿得比這多一點。”“你那么想？那三加五十應該沒得說了吧。我們為這兩個短篇能付的最多也就這點了，我們得考慮成本。”“那就這么著吧。我還以為兩篇加起來總會比三塊五多一點。”“三塊五？哦，不！我一定是讓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是三百五十元。”

但緊接著情景劇就開始走味：主旋律是考德威爾在斯克里伯納出版社的單行本《美國的土地》和《煙草路》的銷售版稅甚至不足以達到他拿走的預付金，聊作和聲的是評論界教人難堪的沉默。珀金斯只好婉拒了考德威爾的第三部小說，退稿信寫得不無哀怨：“……令人沮喪的銷售促使出版社以一種前所未有的現實態度打量這部書稿，簡直沒法跟那些純粹以銷售數據說話、只重實際的人爭論。無法向你形容我遺憾的心情。”

壓垮考德威爾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經紀人把他引薦給維京出版社時走進了一家合意的餐館，對方讓他想吃什么就點什么，“不用考慮價格”。考德威爾的眼前不禁浮現出珀金斯唯一請過他的那頓飯：小店，花生，黃油，果醬三明治和一杯橙汁，還有珀金斯那句一點也不好笑的笑話：“在佛蒙特，男人消瘦而饑餓的面容是倍受尊敬的。”于是，懷著對珀金斯的“幫助和忠告”的無限留戀，考德威爾蟬過別枝。新東家接盤的時機剛剛好：在此后的七年中，根據《煙草路》改編的戲劇創下了百老匯的演出紀錄，考德威爾的事業從此蒸蒸日上，但他再也沒有在斯克里伯納出書。

珀金斯得罪或錯失的作家當然不止這一個，原因五花八門。舍伍德·安德森在創作巔峰期過后開始在斯克里伯納出書，他寄希望于依靠珀金斯重回大師行列，熬到第七年終于大失所望。“你的確對你的一些別的作者顯示了巨大的興趣”，他留下這樣傷心的句子，隨即絕塵而去，轉投別社幾個月之后死于腹膜炎。還有一個微妙的例子是福克納：珀金斯至少有兩次將他收羅帳下的機會，最終放棄行動的理由只有一條——怕海明威妒忌。

彼時的珀金斯已經是行業傳奇，馬爾科姆·考利發在《紐約客》上的那篇人物特寫《矢志不渝的朋友》將他推上了個人聲譽的頂峰——即便如此，他仍然必須在文學生態圈里費心周旋，外圈是口味莫測的讀者、難以取悅的評論家和在食物鏈上毗鄰的文學經紀人，內圈是出版社里“純粹以銷售數據說話、只重實際的人”，核心則是編輯與作家在技術與情感上的雙重對弈。初衷都是要把這盤棋下到天荒地老的，但中途掀桌走人、談錢傷感情或者談感情傷錢的變故也在所難免。只不過，關乎文學，事情就會變得更戲劇化一點。

奠定珀金斯編輯生涯的三局棋構成了《天才的編輯》的主體，對手分別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以及托馬斯·沃爾夫，每一個都貼得上大眾心目中的“天才”標簽：成名夠傳奇，才華夠橫溢，起伏夠跌宕，辭世夠扼腕。這也是這部傳記的可讀性大大超過期望值的原因——沿著珀金斯的目光，我們窺視了天才們最放松也最任性的時光，發現他們有時候比自己筆下的人物更脆弱。

珀金斯對菲茨杰拉德的一席話曾經被反復引用：“不要一味聽從我的判斷。假如我的判斷真的讓你在關鍵之處聽從了我，我會感到羞恥，因為一個作家，無論如何，必須說出自己的聲音。”但他們之間的通信可以證明，在寫作過程中，恰恰是在好幾個“關鍵之處”，珀金斯的判斷照亮了菲茨杰拉德艱難跋涉的夜路。

現在幾乎所有讀者都對他如何聚斂巨大財富而困惑不解，覺得應該得到解釋，當然，給出一個明確、清晰的答案是愚蠢的。你也許可以在這兒那兒插入某些短語，可能的話，安排一些各種各樣的事件，輕輕帶幾筆，暗示他正積極從事某些神秘的事情。你寫了他去接電話，何不讓他在酒會上與政界、賭場、體壇或隨便什么行當的神秘要人商談的時候，被人看見一兩回呢。可能我是在亂出主意，不過這種實話也許有助于你明白我的意思。在那么長的故事篇幅中完全缺乏解釋——或者不說解釋，而是某種解釋的暗示——我認為是一種不足。他究竟是干什么的，答案即使能說，也不能清清楚楚地說出來。無論他是被別人利用的無辜者，還是他卷入到何種程度，都不應該解釋。但假如只是隱約勾勒出他某種生意活動的輪廓，倒是可以增加故事中這一部分的真實性。他自稱畢業于牛津、當過兵之類的說法，我以為你在實際的敘述過程中會設法逐步讓讀者知道真相。

在引用這段話時我不舍得刪去一個字。這已經超越了編輯的職業標準，完全可以載入文學史，成為闡述小說現代性的范本。在這個案例中，編輯敏銳的文字嗅覺以及他在瑣碎日常工作中練就的實際操作能力，足以讓很多凌虛蹈空的文學教授汗顏。末了，在預見了這部作品的巨大潛力之余（“而所有這些，以及整個悲劇性的情節，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在文學上都有一席之地，借助T. J. 埃克爾堡之力，以及他投向天空、大海，或者城市的那不經意的一瞥，你已賦予了一種永恒之感”），珀金斯又退回一個編輯的位置安守本分：“我不知如何改進，但我相信你總有辦法解決的，在這里我只想說，我認為它需要加點什么內容來控制節奏和連貫性。”比起多年后以近乎專制的態度“塑造”并傷害了卡佛的著名編輯戈登·利什來，珀金斯的進退有度幾乎像一個奇跡。

從最后的成品看，作者不僅心甘情愿地采納了編輯的每一條建議，而且把他倆本來都覺得“松松垮垮”的第六章和第七章加固成全書節奏最緊湊、推進速度最堅決的段落。結構封頂之后，在菲茨杰拉德選擇困難癥發作時，珀金斯又跟澤爾達一起幫助他在一堆拗口的標題中一錘定音：這個“堪稱奇跡”（珀金斯語）的中篇小說定名為“了不起的蓋茨比”。

此后是我們大家都熟悉的故事，菲茨杰拉德踩著和蓋茨比相仿的節奏飛升、墜落，珀金斯則一直隔著不遠不近的距離欣喜或擔憂。擔憂漸漸超過了欣喜，珀金斯通過出版社預支稿費和自掏腰包借錢給菲氏的次數也漸漸超過了他進出其豪宅參加派對的次數。珀金斯曾經寫信給朋友，說他墊錢是“因為出版社已經沒有經濟上的正當理由可以繼續借錢給他。我想讓他能夠專心寫作，避開好萊塢以及諸如此類花天酒地的生活”。

海明威同樣需要珀金斯在創作與經濟上給予長期關注，但這位自認為比菲茨杰拉德“硬漢”一百倍的天才當然會自創一套麻煩，等待珀金斯替他量身定制解決方案。為了海明威，羞澀古板的珀金斯（他表達最強烈的情緒的字眼是“上帝呀”）被迫到老板那里去討論他小說中的那些粗話該怎么處理。珀金斯實在羞于啟齒，于是老板只能發話：“那就寫下來吧。”

珀金斯只好寫下來。老板一瞥便箋簿，搖著頭說：“麥克斯，如果海明威聽說你連那個詞都寫不出手，他會怎么看你？”珀金斯很快發現，這一類麻煩成了連續劇。他得耗費好一番口舌，才能說服海明威處理《死在午后》里的“四字詞”——即根據大多數州的法規，把四個字母中的兩個字母空出來。他甚至得耗費更多的口舌，才獲準在《非洲的青山》的校樣上，改掉海明威以“母狗”代稱格特魯德·斯泰因的段落。海明威最后只同意把“母狗”都改成female——你可以譯成“女的”，也能譯成“母的”；既足以使斯泰因暴跳如雷，也能讓珀金斯勉強滿意。

偶爾，當海明威的陽剛指數亟需自我確認時，珀金斯的辦公室還得充當戰場。他旗下的另一位作者麥克斯·伊斯特曼寫過一篇評論海明威的文章，斷言其“對自己是個大個子男人這一點還缺乏篤定的自信”，文字風格“堪比在胸口上貼假胸毛”，這段話被海明威直接翻譯成了對其性能力的惡毒攻擊。可想而知，當他倆在珀金斯辦公室巧遇時，一場動作戲便如箭在弦上。海明威先亮出“毛茸茸的胸膛”，然后“笑嘻嘻地上前伸手解開伊斯特曼的襯衫扣子，露出他那光禿禿的、如男人禿頂的胸膛”。為了化解危機，珀金斯甚至也準備解開自己的襯衫，把劇情往自己身上引。然而，來不及了，海明威開始質問，進而朗讀那些引發沖突的句子。珀金斯再度試圖撲火，自告奮勇把書念下去，但海明威搶過書扔向伊斯特曼，兩人終于成功地扭打在一起。

不過，若論珀金斯投入的情感強度，則海明威與菲茨杰拉德這兩個案例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托馬斯·沃爾夫。沃爾夫下筆千言，磚頭厚的稿子砸到各出版社無人敢接，珀金斯就撿起來一句一句推敲。每次沃爾夫指出他自己愿意刪掉的段落，珀金斯反而作勢要阻止他：“不，你必須一字不動地保留——這段描寫太棒了。”珀金斯就是有這樣的本事，從作者血肉間長出的文字會迅速在他身上扎下根，進而長出枝葉來。他習慣于把困難的問題留到最后，有了前面那些感同身受的鋪墊，像“缺乏真正的結構”這樣的評語就更容易被作者接受。最后，沃爾夫非但沒有因為大篇幅刪節的建議而沮喪，反而覺得空前的輕松。“在我記憶中，”他說，“這還是第一次有人這么具體地告訴我，我寫的東西還值那么幾個錢。”

這一改就足足刪去了九萬個詞，在別處屢遭冷遇的稿子《啊，失去的》成了現象級暢銷書《天使，望故鄉》，同時，卻也種下了多年之后兩人漸生嫌隙的禍根：1936年，沃爾夫的宿敵——評論家德·沃托以沃爾夫曾在第二部小說《時間與河流》中向珀金斯致謝（修改的規模與第一部不相上下）為論據，得出了刻薄的結論：“這本書所體現出的組織能力、批判智慧，并不出自藝術家的內心，也不出自他對作品形式和完美的感受，而是出自出版社的辦公室。”兩人之間所有的積怨都被這條離間計點燃了。這些積怨既有編務瑣事中產生的分歧，也有沃爾夫出于作家本能的窺私癖——他總是把珀金斯透露給他的辦公室八卦寫進小說里。但究其實質，這是任何一對親密到他們這種程度的人都可能爆發的危機。

當珀金斯的太太和沃爾夫的情人艾琳（說到他和艾琳死去活來、糾纏一生的姐弟戀，則又是一個很長的狗血故事）都在抱怨他倆的友情占去了彼此太多的時間時，當沃爾夫在作品中把珀金斯比喻成“狐貍”時（“狡猾的狐貍，你的狡猾是多么單純，你的單純又是多么狡猾……你為人公正，眼光犀利……高尚……單純——但是從來沒有在討價還價中吃過虧！”），這一對“天作之合”就離分手不遠了。可想而知，今年好萊塢將《天才的編輯》改編成電影，動用科林·費斯和裘德·洛這樣的大卡司，看中的也正是這個愛恨交纏、有多重解讀空間的故事——更何況，它還有一個催人淚下的結局：三十八歲的沃爾夫死于腦結核，臨終前給已經交惡的珀金斯寫信，緬懷往日時光，聲言友情不渝：“我永遠都會記得三年前你我在船上相見，然后我們登上高樓樓頂，感受下面這座城市和生活的所有奇特、榮耀和力量。”

珀金斯的成就之所以無法復制，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如今高度產業化的出版界已經不可能再找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文藝氛圍。那些年，好作家和好編輯之間更少精確的測算，更多隨性的發揮，在規模龐大、分工精細的流水線出現之前，還殘留著一點手工作坊式的溫暖。那些年，珀金斯和沃爾夫站在高樓上壯懷激烈，海明威發電報宣告他終于想出了小說《喪鐘為誰而鳴》的結局——“橋被炸毀”，菲茨杰拉德醉醺醺地說我是一個好蛋你也是一個好蛋，然后開車載著珀金斯一頭扎進池塘里。這是珀金斯最愛跟別人講的笑話，每講一次，那個池塘的面積便在“狐貍”的描述中被擴大一次。或許可以這樣說，所謂“天才的編輯”，乃是個人與時代的相互成全。

歸根結底，狐貍究竟是怎樣的人？樓頂上的狐貍，池塘里的狐貍，辦公室里的狐貍，哪個才是真正的珀金斯？通過這本傳記，其實你很難得到特別明確的答案，因為在大部分故事中，他總是自覺充當那個更低調更克制的配角，他習慣于被天才的光輝照耀得面目模糊。我們只知道，在某些方面，珀金斯好像并不適合這個職業。他拼寫很差，標點亂用，閱讀“慢得像頭牛”，但是“他對待文學就像對待生死”。他并不跟所有作家都搭調，最吸引他的，總是那類璀璨奪目卻洋溢著悲劇色彩的天才——或許正因為如此，他跟他的天才都難逃英年早逝的厄運。他固執，拘謹，周期性抑郁。他跟太太的關系從中規中矩到漸趨淡漠，一共生養了五個女兒，還有一個終生默契卻不越雷池的女性朋友伊麗莎白·萊蒙。盡管相貌英俊，很容易引起女性的注意，珀金斯卻不太擅長與女作家合作，而且終其一生，他對待女性的態度總是自相矛盾，對她們既思慕又厭棄。獨處時，他似乎是個十分乏味的人，每天的作息時間雷打不動，走同樣的通勤路線，吃同樣的午餐。他的熱情有一多半都傾注在寫給作者的信里，書信的見識與文采在圈里傳為美談。有人忍不住問他：“你自己為何不寫作？我覺得你的寫作水平會遠高于現在大多數寫作者。”沉思好幾天以后，珀金斯才緩緩作答：“因為我是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