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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o Harlan和Stefano Pitrelli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講述了一位多年一直受到性侵指控的少年順利成為神職人員的始末，這位犯罪嫌疑人目前已經受到正式的起訴，從各大主教處理這起事件的方式，可以看到天主教權力內部過度保密和“家丑不可外揚”的心態，以及教會掌權者在進行調查和理解青少年性行為方面不科學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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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前，羅馬天主教會一些最有權勢的人物就收到過這些警告，提醒他們注意一起潛在的性侵犯案件，這起案件與其他的教會案件不同。

被指控的施暴者本身的情況就很不尋常：他（當時）不是神父，而是一個十幾歲的輔祭男孩，據說他在六年多的時間里，每晚強迫一個同伴進行性行為。實施地點就在梵蒂岡境內的一個青年神學院中，里面有大約15名為教皇服務的輔祭男孩。

2013年，一封寄給方濟各教皇和幾位紅衣主教的匿名信中寫道：“有一個男孩，他不應該再在那里?！毙胖懈嬖V這位剛剛當選的教皇，一個被指控的罪犯“離你睡覺的地方只有20米遠”。

注：樞機是教宗治理天主教會時主要的助手和顧問，由教宗親自任命，是天主教會各級神職人員中僅次于教宗的職位，故有“教會親王”之稱。樞機禮服通常為紅色，故被教外人士俗稱為紅衣主教。

這位被指控的施暴者甚至參加了教皇在西斯廷教堂的第一次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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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一個致力于更妥善地處理虐待和掩蓋行為的教會來說，關于加布里埃勒·馬蒂內利的警告是一個直接考驗。匿名信中所描述的事件，以及據所謂受害者（注：所謂受害人是指被害事實已被陳述，但尚未被證實真實性的受害人，下文為保持文字連貫性，使用受害人一詞）和一名證人的敘述，這些暴行就發生在教會的眼皮底下。到2013年，關于馬蒂內利的投訴已被傳達給教皇、紅衣主教和主教中的主要神職人員。第二年，梵蒂岡的一位官員寫了一封信，提到了這些指控，并斷言教皇“非常了解這個案件”。

然而，在2017年，馬蒂內利被任命為神父。

卡米爾·賈茲姆博斯基這位曾經的輔祭男孩在接受采訪時說，這個結果“真是錯得離譜”，他目睹了他曾經的室友被馬蒂內利侵犯了“幾十次”。

只有在馬蒂內利被授予圣職并被意大利媒體曝光之后，梵蒂岡才開始重新審視這一案件?，F年28歲的馬蒂內利以涉嫌性虐待的罪名接受審判，這是梵蒂岡首次在自己的領土上起訴此類案件。青年神學院的前院長恩里科·拉迪斯神父也在受審，他被指控協助和教唆性侵犯。馬蒂內利和拉迪斯都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

但《華盛頓郵報》查閱了2000多頁的文件后發現，教會高層中有權勢的人物為馬蒂內利的崛起提供了便利，同時對各種警告不屑一顧。對馬蒂內利的指控負有主要審查責任的是，紅衣主教安杰洛·科馬斯特里和主教迭戈·科萊蒂，根據科萊蒂的說法，法庭會很快駁回對馬蒂內利的指控，并將其斥為“誹謗”。這兩位主教都沒有參與審判過任何其他已知的教會紀律程序。

《郵報》獲得的文件包括教會信件、警方問詢、證人證詞以及從馬蒂內利手機中提取的對話記錄。其中一些文件來自梵蒂岡，是基于去年開始的審判準備階段的審訊。其他文件來自羅馬的司法當局，他們也對馬蒂內利和拉迪斯是意大利公民為由對他們提出了指控。

這篇文章是基于這些文件和采訪的報道，是對天主教會核心失敗的剖析。這種失敗不僅源于媒體經常報道的因素——過度的保密，杜絕丑聞的心理，同時還源于教會當局在進行調查和理解青少年世界中的權力、性和同意權方面的不足。

梵蒂岡拒絕回答《郵報》提出的一系列問題，也拒絕分享梵蒂岡對該案件關鍵方面的看法。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會高級官員在總結教會內部想法時說，梵蒂岡曾認為馬蒂內利“不會被指控性侵犯”，因為馬蒂內利只比受害者大了221天。熟悉此案的人說，這種假設在教會對舉報信的反應中體現了出來，但是，他們忽視了馬蒂內利和受害者關系的一個關鍵因素：馬蒂內利擁有權力。

作為院長的門生，馬蒂內利的角色與圣庇護十世青年神學院的其他青少年不同。他為教皇的彌撒分配任務，他有權選擇哪些青少年可以直接站在教皇面前或他的身邊，能夠獲得這些位置的青少年之后將有機會在圣器室接觸教皇。在那些渴望為教皇服務的初中生和高中生中，馬蒂內利被視為教皇的看門人。

一位名叫安布羅吉奧·馬里諾尼的教士，在馬蒂內利被任命為神父后告訴一名教會調查員：“他將利用這個職位，支配其他年輕人。”

這位受害者通過律師，以審判正在進行為由，拒絕了《郵報》的采訪請求。然而，在2018年梵蒂岡提出的法律指控中，以及2019年在羅馬接受一名檢察官采訪時，在信件以及未出版的簡短回憶錄中，這位受害人的敘述始終一致。

這些敘述描述了當時13歲的受害者于2006年來到青年神學院的幾個月后，開始受到長期的侵犯和虐待。據稱，在第一個夜晚，當時14歲的馬蒂內利爬上了這位同為輔祭的男孩的床，拉下他的內褲，讓他口交，同時進行手淫。

據稱受害者回憶說，他當時“被嚇壞了”，無法做出反應。

他說，馬蒂內利不斷地回來，在六年里有數百次。受害人說，他偶爾會反擊，或試圖制造噪音，敲打床頭柜或打墻，希望能把馬蒂內利嚇跑，或者引起主管的注意。但他說，他也很害怕被貼上同性戀的標簽，從而失去在神學院的位置，并被送回他在意大利北部的家鄉，他家的教區日歷上有一張他站在教皇身邊的照片。這位受害人說，由于馬蒂內利的身份，性行為成為“我無法抗拒的儀式”。

據這位前輔祭說，馬蒂內利甚至在性行為中強調他的權力，說：“來吧，我讓你做彌撒，會很快的。”

據受害人說，在涉及教皇的慶?；顒又?，他被虐待的頻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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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的調查

2010年，這位受害人第一次試圖提醒一位權威人士，這是教會第一次錯失調查這起事情的機會。他說，在這次事件中，他含糊地告訴校長拉迪斯，馬蒂內利一直在“騷擾”他。但根據據這位受害人的敘述，拉迪斯威脅說，如果他不停止重復這些“假話”，就把他送回家并通知他的父母。據受害人說，在青年神學院的最后兩年里，他沒有再嘗試告訴其他權威人士。

教會處理馬蒂內利的第二次機會來自2013年的一組更明確的舉報信。這封明確的匿名信發給了教皇和幾位紅衣主教，并迅速在梵蒂岡流傳開來，為了解此案提供了契機。

大約在同一時間，受害者也試圖發聲。此時，他已不再是祭壇男孩，但他仍然在教會的軌道上，他在圣彼得大教堂唱詩班唱歌。他會見了梵蒂岡內部的幾個人物，他的指控至少被轉達給了科馬斯特里，作為總主教，他日常負責城邦的日常精神事務。

科馬斯特里寫道，青年神學院需要“展開新的一頁”，需要新的領導，但他基本上也是把這件事留給了另一個人：迭戈·科萊蒂，他是科莫的新主教，負責梵蒂岡西北方向400英里處的一個大教區。

由于歷史原因，這所青年神學院是由位于科莫的一個名為“Opera don Folci”的小型神父協會管理的，創始人是教皇庇護十二世的朋友，上世紀50年代中期，人們要求教皇庇護十二世在梵蒂岡內部為有志向的神父開通一個渠道。

在一些輔祭男孩的眼中，不是在科莫的科萊蒂，而是在梵蒂岡的科馬斯特里，才是最終的權威人物?？迫R蒂在2013年7月與受害者進行了面對面的會談，并要求他將自己的經歷寫下來。

科萊蒂收到了這封信，受害人在信中寫道：“直到今天，我還會在晚上突然醒來，感到很害怕，感覺有個人躺在我的床上?！?/p>

據受害者說，正是科萊蒂讀了這封信，但從未作出回應。

相反，根據羅馬檢察官收集的馬蒂內利和拉迪斯的文件，科萊蒂主教相信了對施暴者馬蒂內利和青年神學院院長拉迪斯的指控，但兩人都斷然否認了這些說法。馬蒂內利和拉迪斯告訴主教，學校內部的競爭是這些虐待指控被憑空捏造的原因。三個月后，科萊蒂前往梵蒂岡與科馬斯特里會面，并徹底結束了這個案件。

在科萊蒂對事件的描述中，他在與科馬斯特會面后不久寫道，他認為青年神學院的環境是“最佳的”。他說，這些指控“沒有任何證據”。他贊同馬蒂內利和拉迪斯的觀點，認為這些指控源于小團體內的競爭，以及某位神父的幕后影響，科萊蒂認為這封匿名信就是這位神父寫的。

科萊蒂表示，他從科馬斯特里那里證實了“有關這些指控背后的陰謀和誹謗”，科馬斯特里要求他撤銷此案。

他寫道：“我憑著我的良心說，沒有必要再繼續下去了。”

科萊蒂的一名副手后來說，他們沒有找到證據是因為他們懶得去找，科萊蒂曾與安德里亞·斯塔貝里尼一起前往羅馬，斯塔貝里尼當時是科莫教區的最高司法官員，他認為對馬蒂內利的指控值得“深入分析”。但是，根據《郵報》獲得的一份聲明記錄，斯塔貝里尼后來告訴梵蒂岡的檢察官，科萊蒂卻把他在羅馬的時間用來談論神職人員和輔祭男孩的八卦。

斯塔貝里尼說：“我們甚至都沒有提到性侵是否屬實這一話題。”

科萊蒂對這封匿名信的看法最終證明是錯誤的，這封信不是神父寫的，而是由亞歷山德羅·弗拉米尼·奧塔維亞尼寫的，他是一名青年修士，從第二手資料中聽說了所謂的性侵事件，后來他說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名字。

科莫教區的最高司法官員斯塔貝里尼說，在梵蒂岡時，主教們沒有與任何一個輔祭男孩交談，包括那位受害者。他說，科馬斯特里、科萊蒂和校長的最后一次閉門會議“只持續了5分鐘”。當斯塔貝里尼在外面等待時，另一位神父馬里諾尼低聲對他說，這個案子有可能是真的。

斯塔貝里尼告訴梵蒂岡檢察官：“當三人之間的會議結束時，我帶著疑惑的表情向科萊蒂主教問好。”

他記得科萊蒂說：“這件事到此為止了?！?/p>

他記得科馬斯特里說，“為了教會的利益”，調查已經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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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往圣職的道路上

馬蒂內利后來進入了教廷法國神學院，這是一個著名的神職人員培訓場所，離羅馬萬神殿只有幾個街區。盡管當時他已經洗脫了罪名，但教會文件表明，梵蒂岡官員仍然覺得有必要密切關注他。

當時梵蒂岡官員安吉洛·貝丘主教，在一份寫給即將上任的法國神學院院長的說明中提及了性侵指控：“請您特別留意這位神學學生”。

貝丘說他的請求是“以圣父方濟各的名義提出的，他非常了解這個案件”。

去年，貝丘因挪用公款和濫用職權的指控被方濟各免職，不過這個財務案件與本案無關，貝丘將在本月接受梵蒂岡的審判。

馬蒂內利在教會的大等級制度中，只是一個無名小卒。但在他在青年神學院的幾年里，已經成為教會皇室成員中的一個固定成員。但是他的價值在于，他是一個年輕的、有可能成為神父的人。在所有通過青年神學院的輔祭男孩中，只有大約200人能成為神職人員，愿意成為管理神學院“Opera don Folci”神父則更是少之又少。

Opera don Folci曾經是一個強大的、資金充足的團體。但如今規模已經萎縮，只有十幾名年老的神職人員，他們在意大利北部一個嚴重缺乏神父的地區運作。如果被任命為神父，馬蒂內利也會在那里服務。院長拉迪斯也是Opera don Folci的成員，后來在審判期間，他將馬蒂內利描述為一個正在成長中的領導人。

為了提供有關馬蒂內利進展的最新情況，法國神學院向科莫教區發送了標有“機密”的年終信件。這些信件相當于成績單，描述了馬蒂內利正在學習法語，在一家醫院和一個童子軍團體做志愿者，與他那些有抱負的神父們有著“良好的弟兄情誼”。但從這個信件也可以看出來，科馬斯特里和科萊蒂最初的結論是如何得出來的。

法國神學院院長安托萬·赫魯瓦在2015年寫道：“在這個嚴重的指控上，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問號。”

赫魯瓦在第二年寫道：“我越來越相信，幾年前提出的懷疑……被證明是毫無根據的?！?/p>

《郵報》審查的文件反映了對馬蒂內利的另一項性行為不當的指控。幾位證人告訴羅馬和梵蒂岡當局，他們看到馬蒂內利在青年神學院觸摸另一名青少年的生殖器。馬蒂內利告訴梵蒂岡檢察官，這“可能是在一場比賽中無意識地發生的”。

在馬蒂內利在法國神學院的時候，梵蒂岡只采取了一項特殊措施來衡量他是否準備好成為神職人員: 提交了他的精神評估。這個不同尋常的步驟旨在梳理出任何有問題的行為，包括性問題。但是這不是一個確定馬蒂內利是否犯罪的工具，赫魯瓦在接受郵報采訪時說。評估沒有發現任何精神問題。根據赫魯瓦的說法，這一發現幫助馬蒂內利恢復了情緒。

來自波蘭農村的卡米爾·賈茲姆博斯基（即文章開頭提到的目睹自己室友被馬蒂內利侵犯的目擊者），在2013年短暫的調查后不久就給紅衣主教科馬斯特里寫了一封信，警告馬蒂內利的問題。他在接受《郵報》采訪時說，他希望這封信能促使梵蒂岡重新審視這個案件?？谞栒f，結果恰恰相反，在2014年與紅衣主教當面會面后的一天，他被命令收拾行李，離開青年神學院。

梵蒂岡和科莫教區都沒有回應關于為什么卡米爾被免職的問題?？谞栒f他沒有收到任何官方理由。歌劇院的負責人在審判中說，卡米爾一年前從青年神學院短暫出走，他是因為這個不遵守規則的行為而被開除的。

一份卡米爾被免職那年的歌劇院文件，評估了他在青年神學院期間的表現，其中有幾個說他恐同的段落，并暗示卡米爾與其他年輕人的友誼是問題之一。文件中描述了他與一位同學 “強烈”且“過于明顯”的關系，這位同學是“他生命的意義所在”，還說他帶領其他人“走上了同一條道路”。

卡米爾在18歲時被免去輔祭職務，當時離高中畢業還有一年時間，這使他迷失了方向，他與教會的關系漸行漸遠，并最終放棄了信仰，之后，他還千方百計地鼓動別人。

在被免職的第四天，卡米爾寫信給科萊蒂，敘述了馬蒂內利如何多次進入他的房間，強迫他的室友進行口交。此后9天，他又給方濟各的助手，貝丘主教寫了一封類似的信，之后他又給科莫的調查員斯塔貝里尼寫信，還有紅衣主教科馬斯特里和科莫新主教科萊蒂。

卡米爾收到的回復顯示，這些人對關于馬蒂內利的指控都是不屑一顧的?？岂R斯特里寫道：“振作一點，讓你的心平靜下來”。

卡米爾沒有放棄。他的信不僅記錄了他所目睹的情況，還記錄了他所告知的人。他寫信給歌劇院的負責人，一位名叫安吉洛·馬吉斯特里的神父，他給梵蒂岡的第二級官員皮特羅·帕羅林紅衣主教以及梵蒂岡的懲戒辦公室——信仰教義部寫了信，他還給法國神學院的院長寫信，馬蒂內利當時已經在那里。當科萊蒂快退休時，他又寫信給科萊蒂的繼任者，這位主教將接管科莫教區并負責監督馬蒂內利的任命。

他還直接寫信給教皇方濟各。

卡米爾在2016年11月向教皇寫道：“在我與教會當局的直接會面或通信中，他們都沒有表明他們會通過調查來處理所報告的案件，沒有人查明和評估事實，反而表現出忽視它們的傾向，或者更糟糕，他們是想掩蓋它們。”

七個月后，在科莫新主教主持的儀式上，馬蒂內利被任命為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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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終于被媒體曝光

馬蒂內利神父很快就被安排在意大利北部的一個山谷中工作，這個山谷中的小社區沿公路排列，兩邊都被山脈包圍。整個山谷都是廢棄的教堂，會眾不斷減少，而馬蒂內利是這個地區難得的年輕神父，很受人們歡迎。他開始領導主日崇拜，管理青年項目。他參加了社區的栗子節，并組織了一個萬圣節慶?；顒?，孩子們都打扮成圣徒的樣子。

指控漸漸平息，馬蒂內利本來可以在那個山谷中成就一番事業，但對于卡米爾來說，這一切遠沒有結束，卡米爾在一次采訪中回憶說，他對發生的這一切感到惡心，并尋找別的機會。

卡米爾說：“我一直試圖在教會內部解決這個問題，多年來，他們從未回應。我就在想，我還能做什么？”

他所做的是把他的信交給一位意大利記者詹路易吉·努齊，后者又把卡米爾介紹給了一位廣播記者蓋塔諾·佩科拉羅。這導致了幾乎同時的獨立報道，努齊在一本書中的報道和佩科拉羅在一個電視節目中的報道，在馬蒂內利被授予圣職五個月后公開揭露了對他的指控。

兩種說法都描述了卡米爾為了揭露馬蒂內利的行為所發出的警告和努力，并指責科萊蒂和科馬斯特里參與了潛在的掩蓋行為。佩科拉羅在“Le Iene”廣播節目中，還包括了對那位受害者的匿名采訪。

梵蒂岡公開表示，“鑒于出現了新的因素”，正在開始進行新的調查。

不久之后，馬蒂內利告訴教友，他要去靈修（注：靈修通常的方式是在比較安靜的環境里，研讀《圣經》、禱告，思考神的話語，以達到精神上與神溝通的境界）。根據教會文件，教區禁止他與未成年人接觸。

另一位神父、71歲的吉安·皮特羅說：“他在這里呆的時間太短，對他的了解不多?！?/p>

《郵報》審查的文件對教會人物在幕后的行動有了更詳細的了解，無論是在意大利曝光事件之前還是之后。

在2017年的廣播之后，在科莫和梵蒂岡進行了小范圍的、且大多是秘密的審查。在廣播后的幾天里，幾位以前被分配到青年神學院的神父找到了科莫的新主教奧斯卡·坎頓尼。根據坎頓尼的書面陳述，這些神父告訴他，他們相信對馬蒂內利的指控，但拉迪斯要他們保持沉默。新主教坎頓尼請求當時方濟各的副手貝丘的許可，重新調查此案。

調查的結果是一份長達21頁的文件，被送到羅馬教廷，但沒有被公開。在《郵報》獲得的文件中，這份文件對教會在馬蒂內利案中的失誤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同時在青少年性發育方面提出了不科學的看法。

審查報告指責科萊蒂，說他的調查被偏見所歪曲，“是極其表面的”。審查說，據稱受害者的核心訴求是“可靠”且“連貫的”。但它也得出結論，馬蒂內利的行為雖然不恰當，但對青少年來說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對他們來說，往往“沒有完美的意志配合”。

坎頓尼在評論的最后寫道：“這些行為只是一種短暫的同性戀傾向的表現，是青春期過程中尚未成熟的表現?！?/p>

英國達勒姆大學研究兒童性犯罪問題的虐待和忽視問題教授西蒙·哈克特說，教會當局的重點似乎在尋找解釋問題的方法，他們糾結在同性戀的問題上，卻沒有關注性侵的問題。

哈克特說：“將同性戀這種合法的性行為，與性侵犯聯系在一起是很有問題的?！?/p>

這場審判只對少數記者開放，法庭討論了馬蒂內利的行為究竟是不恰當，還是在犯罪。在疫情期間斷斷續續的法庭日中，有十多個人物提供了證詞，包括所謂受害者和他的前室友卡米爾。

馬蒂內利一直生活在公眾視野之外，住在一個由“Opera don Folci經營的養老院里，周圍的人都比他大幾十歲，他曾站出來宣稱這些指控毫無根據，拉迪斯也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

一些之前的學生說他們沒有看到性侵行為，也有一些學生說那是一個失控的機構，監督不嚴，學生們不斷地拿同性戀開玩笑，給彼此起女性綽號。

弗拉米尼·奧塔維尼說：“環境很不健康?！彼谇嗄晟駥W院只呆了一年。

沒有任何記錄表明，在據稱發生虐待事件時，前任教皇本篤十六世知道這些指控。對于方濟各，關于他參與程度的信息是相互矛盾的。

雖然他下面的一群高級教士似乎在處理這個案件的大部分，馬蒂內利在2017年說，教皇親自下令進行精神評估。馬蒂內利在一段對話中說：“是教皇本人。”他錄下了這段對話，后來被羅馬調查人員從他的手機中調出。

在另一段錄音中，一名被稱為“安吉洛神父”的男子，被警方確認為可能是“Opera don Folci”領導人安吉洛·馬吉斯特雷利，他告訴馬蒂內利，教皇曾鼓勵他升入法國教廷神學院，并認為這些指控是“誹謗”。安吉洛神父拒絕了采訪請求。

梵蒂岡沒有回應關于教皇角色的問題，也沒有回應對此案的想法是否有變化。2019年7月，方濟各寫了一份特別條款，允許審判繼續進行，不受時效限制。5月，教皇還宣布，他將把青年神學院搬到梵蒂岡城邦之外，梵蒂岡稱這一決定與審判沒有關系。

在證人席上，科萊蒂主教和科馬斯特里紅衣主教的名字都被反復提及。但這兩人并不是審判的重點，而且預計兩人都不會出庭作證，梵蒂岡沒有回應關于科萊蒂或科馬斯特里的角色的問題。

作為意大利教會性侵受害者組織的負責人，弗朗西斯科·扎納爾迪一直在關注這次審判，他說這兩位主教沒有受到教會更嚴格的審查是“可恥的”。扎納爾迪稱面臨協助和教唆指控的前神學院院長拉迪斯“只是一個替罪羊”。

教會陷入性侵危機30年來，教會往往更愿意懲罰低級別的神父，而不是懲罰那些對他們得到的虐待信息沒有作出嚴肅反應的高級官員。在教會的等級制度中，主教和紅衣主教只由教皇管理，而梵蒂岡一直在努力建立一個有效的系統，使主教們能夠相互監督。

有的時候，教會不懲罰已經達到或接近退休年齡的主教，而且，在實施制裁時，往往是私下進行的，梵蒂岡也不會做出解釋。

卡米爾說，他認為科萊蒂和科馬斯特里都有“道德上的責任”。

卡米爾在2019年寫給科馬斯特里的信中說：“一個15個男孩的團隊需要你的保護，而你卻什么都不做。”

79歲的科萊蒂缺席了審判，因為他的醫生說他身體不適。提交給梵蒂岡法官的文件說，科萊蒂雖然仍能進行日常生活，但他正經歷著一種“認知衰退”，以及糖尿病。

科萊蒂在科莫北部的一座12世紀教堂的附屬建筑中過著退休生活，那里有一個花園和兩頭驢子。他附近的居民說，科萊蒂仍然活躍在社區，在清晨的夜晚散步，接受懺悔，并在助手的幫助下主持彌撒。在科萊蒂家中，開門的那位女士說，主教不在家里，要出門“幾天”。她拒絕給他捎口信。

科莫教區沒有讓科萊蒂發表評論，教區也沒有對關于科萊蒂精神狀態的細節問題作出回應。

77歲的科馬斯特里在2月離開了梵蒂岡總主教的職位，一些內部人士猜測這一步驟可能是對審判的回應。但科馬斯特里告訴《郵報》，這只是正常退休，而不是一種懲罰。他繼續在圣彼得大教堂內舉行洗禮儀式，在儀式過后擺出照片并為嬰兒祝福。

科馬斯特里在圣物室的一次簡短談話中說：“神父永遠都不會退休的。”

在結束采訪前，科馬斯特里重申，馬蒂內利案得到了適當的處理。他說，無論如何，處理那些指控的主要責任應該是在科萊蒂身上，而且這些指控是不可信的，他說這些指控是源于“嫉妒”。

他說：“根據我的判斷，并不存在嚴重的指控?！?/p>

原標題：《一名青少年成了神父，多年來一直被舉報性侵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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