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存在于中國傳統語境中的“華北”、“華南”概念，是以西岳華山為參照的局部范圍言說（張利民《“華北”考》），而目前為人習知的“華北”、“華南”現代大區概念僅有百余年的歷史，是隨著近代西方列強在華勢力不斷拓展，從英語North China、South China衍生而來的舶來品。晚清時人多將之譯為“北清”、“南清”，或者“北華”、“南華”。根據上海圖書館編的《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1857—1918年）進行統計：1911年以前，“北清”出現了19次，“南清”出現18次，1912年以后則銷聲匿跡。該《匯錄》還反映出：1907年前后有《南清西報》，1904年前后有《北清新報》。清亡以后，所謂“北清”和“南清”的說法則置換為“華北”與“華南”，可見此類大區概念的“進口”性質。

北清事變，即

八國聯軍侵華。《北清事變寫真帖》出版于一九〇二年，為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運動后，日本攝影家小川一真以日本皇室攝影師的身份在北京、天津等地拍攝的歷史照片。

華北、華中、華南概念盡管是外來的，但作為實體的區域卻扎根于中國的傳統區域觀念之中。晚清以來，我國體現出一種明確的習慣分區意識：自北向南，以陰山—燕山、秦嶺—淮河、南嶺為地理界限，劃分我國為北部、中部、南部三個大區，各大區內均有大河貫穿，北部為黃河流域，中部為長江流域，南部為珠江流域。只是，這一流域分區又受到我國疆域形態的干擾，主要是在清代內地十八省范圍內才適用。

“內方區”：脫胎于“內地十八省”中的分區意識

清代“內地十八省”概念是我國歷史疆域“內邊分野”圈層結構的突出體現，也是一種空間分層的行政管理模式，其以冀、魯、晉、豫、陜、甘、蘇、浙、皖、贛、鄂、湘、川、閩、粵、桂、黔、滇十八省為“內地”，而以外蒙古、西藏為主體的其他地區為“邊疆”。所謂“內地”，一般是以漢文化深入程度為衡量標準，以變更其行政管理方式（如建省、改土歸流等）為認定標志。受此影響，民國時人也多以蒙、藏乃至西康、熱河、察哈爾、綏遠、新疆、東三省為“邊疆”，而以清前期舊有之十八省為“內地”或“本部”。

清末以來，普遍流行的“內地（本部）十八省”說對我國維護國家統一、邊疆穩定產生了相當不利的影響。由于我國歷史疆域形成的特殊性，中西方對“本部”概念的理解有天壤之別，有些西方學者甚至以中國的“本部”（相對于“藩部”）與西方列強的“本部”（相對于“殖民地”）相提并論。內邊分野格局成為西方列強妄圖分裂和控制中國邊疆的口實。民國時人對此已有所警覺，強調應淡化“內邊分野”表達，如陳原《中國地理基礎教程》表示：“所謂‘本部十八省’，這種說法是不必要而且不應該的，雖是外國一部分野心的地理學者所贊同，但它的意思無異是說十八省以外其實都不是中國‘本部’，而是‘邊裨’之地，這野心是很顯然的?！?/p>

《清二京十八省疆域全圖》

盡管如此，以內地十八省為范圍的北、中、南三大區的流域分區意識已然存在。1905年，劉師培編制的《中國地理教科書》將我國分為本部、藩屬兩大部，本部又分為內地十八省與關東三省、西域三大區。內地十八省內則依據流域，將京、直、魯、晉、豫、陜、甘七省區納入黃河流域；以蘇、浙、皖、贛、鄂、湘、川、黔八省為長江流域；閩、粵、桂、滇四省為珠江流域。

進入民國，以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為北、中、南三大區的意見更為多見。1941年出版的《中國地理讀本》指出：“這些區域（內地十八?。┒际侨珖丝诩械闹行牡貐^，一向被稱為中國的本部或內部，我們經常所說的華北、華中、西北、西南等等就是根據這點來的。其實在地理的位置，并非在中國真正的北部、中央、西北與西南地區。”可見，所謂華北、華中、華南是直接脫胎于我國的三大流域，是在內地十八省范圍內使用的方位大區概念（簡稱“內方區”）。放眼諸多大區概念，早期都具有內方區性質，例如民國時期的“西北”，部分突破了內方區意識，有些認識則又固守內方區傳統，導致區域界定非?；靵y，遠可含蒙古、西藏、新疆，近可包河南、山西，甚至出現了“近西北”、“遠西北”、“內西北”、“外西北”等區劃認識。

明白了內方區觀念的存在，本文開首提出的一系列的問題即可迎刃而解。正由于此，民國學人張其昀、蔣君章、陳正祥等人都曾提出以中國疆域的地理中心重新界定大區的思路：甘肅武威是中國疆域內真正的地理中心，以此為中心建立坐標，我們目前的西北、西南、東南等大區范圍均須重新調整。青海大致處于中國西南部，陜西則處于東南部，而習慣上的“西北”之說均不能成立。所謂西南，也只能涵蓋西藏全區、四川與云南的部分地區，貴州則完全不屬于西南。而最有資格被稱為華中地區的，反而是甘肅省。

民國學人張其昀與胡適（右）在一起

內方區格局下形成的華北、華中、華南流域分區，同樣也彰顯了西方列強的野心。民國時人就強調：中國本無所謂華北、華中、華南之區分，只是因為西方列強輿論“特別予以發揮”，才逐漸為人所認知，“究其實際，不過別具用心而已”。在西人看來，華北、華中、華南直接對應流域分區中的北部、中部、南部而定名，特別發揮了“華”與“非華”的區別，隱含著將“內地十八省”之外的地區排除在中國之外的意圖。正如美人斯坦普《中國地理》一方面強調“中國本部包括三大流域——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及西江流域，這種基本的地理分區頗好，因其能符合華北、華中及華南的人文分區也”；另一方面則認定蒙、滿、藏等地入中國，“顯系一種錯誤”。再如，產生于清末民初西方人之口的“華西”概念，直到今天仍是四川省的代名詞，這正是部分西方學者不承認中國領土于四川以西尚有青、藏地區之明證。

無奈的是，隨著日軍全面侵華，先后組織以華北、華中、華南為名的日偽機構，華北、華中、華南大區概念更是被頻繁使用，人們對其本身蘊涵的“險惡”意圖多習焉不察，其也逐漸取代原本的北部、中部、南部概念，漸獲地理學界的承認。20世紀40年代以前，以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流域為界識，大致形成了華北六?。ǜ赎儠x冀豫魯）、華中七?。ㄌK浙皖贛湘鄂川）、華南五?。ㄩ}粵桂滇黔）的大區認知。

倘若拋開西方野心不論，華北、華中、華南的流域分區也有其積極意義。流域分區體現了以流域為基礎的東西向經濟地理聯系的特點。這一經濟地理格局與近代陸權向海權的變革相一致，內地經濟沿流域向沿海地區靠攏，沿海則通過三大流域向內地輻射，形成“港口—腹地”模式。盡管民國時期的鐵路交通（尤其是縱貫南北的平漢路、漢粵路）對這一東西向經濟格局有所沖擊，但始終不能取代以流域形成的東西向經濟發展格局。

現代大區如何形成？

真正導致現代大區發生格局性演變的，則是持續八年之久的抗日戰爭?，F代大區的形成，是在抗戰時期的三個背景下實現的：

第一，隨著全面抗戰爆發，國民政府基于國防戰略考慮制定以西南、西北高原為抗戰建國根據地的大后方戰略，大致以我國地理上第二階梯與第三階梯分界線（大興安嶺—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線）為劃分依據，強調流域上游高原地帶在戰略防御中的重要性，有意識地將西部高地省份與東部平原省份在區劃上分開。

第二，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國興起了區域地理研究的思潮?？箲饑澜ㄔO思路下的地理區劃則是區域地理研究的基本思路。1942年，丁骕強調了“地理設計”在國防建設中的重要性，而且認為：最應該在“國防為先”的目標之下，承擔起通盤籌劃抗戰建國使命的人就是地理學家。這一想法與國民政府確立抗戰建國大后方的思路是相始終的。

第三，抗戰以來，隨著日寇逐漸內侵，我國出現了日偽區、國統區等政治區域的實際劃分。原本流域分區下的華北（冀魯豫晉陜甘）、華中（蘇浙皖贛鄂湘川）、華南（閩粵桂滇黔），其流域上游高地均屬于國民政府可控制范圍，而三大流域的中下游平原、沿海地區，或為戰區，或為日偽統治的淪陷區。日本侵略者扶持漢奸，在淪陷區內組織了以華北、華中、華南命名的政治、經濟等日偽機構。就拿華中來說，1938年3月，日偽政權華中維新政府成立于上海，實際管轄范圍為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及南京、上海二市。盡管日偽所使用的“華中”概念亦指華中七?。ㄌK浙皖贛湘鄂川）范圍，意在擴大對華侵略，但依抗戰形勢的實際發展，日偽統治只有在1944年底才拓展到鄂、湘、桂等省，其地域范圍受政治態勢影響較大，所謂的華中，實際上并不包括四川省。這一政治分野也成為大區重構的基礎。

上述背景，為我國地理區劃的重新認識、區域范圍界定產生了綜合影響。人們從抗戰條件下的國防經濟建設思路入手，不再單一強調傳統流域分區的東西向聯系特點，而是更多地參考地形、氣候等要素，結合抗戰以來的政治、軍事實際發展態勢，對西南、華中、華南等區域范圍進行重新界定。1938年，張其昀《鐘山本國地理》在自然地理區劃上首次使用華南、華中、華北概念，基于地形的國防考慮，將云貴二省獨立劃分為“云貴區”，而沒有納入“華南區”。所謂“華南區”，張氏則命名為“嶺南區”，包括粵、桂、閩三省，這與流域分區有明顯差別，且與今天認定的“華南”大致相同。張氏的區劃方案對后世影響較大，為多種地理論著所繼承，而抗戰后期的華南三省說（粵桂閩）也成為最時髦的華南區劃意見。

抗戰后期對“華中”的界定，已很少籠統指稱長江流域各省，其不僅不包括長江上游的四川省，且長江下游地區也多劃出“華中”范圍?！叭A中四省”（鄂湘贛皖）說成為重要的“華中”范圍意見。1944年，黃汲清即表示：所謂華中者，江浙兩省因太偏東，而川、黔另成一地理單位，“故華中以鄂、湘、贛三省為主體”，安徽省亦“應置之于華中‘集團’”。同年，黃秉維撰文強調了華中四省具有“崇由外包”、“盆地四布”、“長江中貫”的地理特點，可自成一個自然單元。

1948—1949年間，行將崩潰的國民政府曾于國統區先后設立西北（轄區甘寧青新）、西南（川滇黔康渝）、華中（鄂豫皖贛湘）、東南（蘇浙閩臺）、華南（桂粵瓊）五個軍政長官公署。上述各公署首次以軍政大區形式明確規范了西南、西北、東南、華中、華南的大區范圍，但五公署的存在時間短暫，設置倉促，并未充分發揮其職能，多數屬于虛設，對現代大區形成的影響是有限的，而直接影響則來自于中共方面就國民政府五公署的針對性部署。

1949年解放軍進駐“西北軍政長官公署”

1949年5月23日，中共中央軍委做出相應的戰略部署：第一野戰軍進軍西北；二野進軍西南；三野進軍東南；四野進軍華中、華南。1948—1954年間，中共中央以此軍事部署為基礎，設置六大行政區（華北、東北、西北、西南、華東、中南），管轄區域則與各野戰軍解放區域相一致，因軍事部署和進軍路線形成的政區模式其實不乏先例，元初行省與十一道宣慰司構成的江南統治體制即與平宋軍事路線高度吻合，其建置原則大體也是“誰攻占的區域誰進行管理”。六大行政區的設置，由此基本確立了現代大區的區域范圍。

盡管目前現代大區基本定型，但這些大區的劃分事實上仍舊延續了抗戰以來的國防區劃思維，“帶有明顯的戰時體制性質”，體現的是“國防第一、經濟第二”的區劃原則。它對我國當前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仍造成障礙。盡管目前我國已經為適應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進行了多種類型的區劃調適，但要真正達到為各省區“松綁”，強化我國流域型區域的橫向合作，仍需要作進一步的區劃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