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是1992年秋天開始讀錢穆先生的著作，最初讀的是《先秦諸子系年》。讀得很慢，花了兩三個月時間吧。不過至今所讀錢先生的大著，還不到他所有著作的十分之一。

在所讀錢先生的著作中，《先秦諸子系年》“以諸子證成一子，以一子反證諸子”的考辨方法，對我啟發最大。具體言之：錢穆先生將諸子視為一個整體，通貫排比，使其首尾相聯，互相證明，而分別得明各子之始末與特征，此即其所謂“以諸子證成一子”。在此體系中，固然“一子有錯”，則“諸子皆搖”，而一子之說，復蘊含其他各子，或與他子商榷辯論，故由一子之說，亦可窺知諸子，此即所謂“以一子反證諸子”。

先師石泉先生治古代荊楚地理，頗用賓四先生此法而變通之，蓋“以（荊楚）諸地證成一地（楚郢都、秦漢江陵城），而以一地（江陵）反證（荊楚》諸地”。昔年讀錢穆先生此書，先秦諸子之譜系與思想內涵并未能了解多少，卻得加強對石先生荊楚史地新說之理解，并由此得窺先生學說之門徑。

然此種方法，重融貫性與系統性，太過完美，因而具極大風險，確乎是“一子有錯，諸子皆搖”。（先師之說，也不能免“一地有錯，諸地皆搖”之虞），非有極深功力、極大魄力而思想縝密、邏輯精嚴者不能為。年輕時，不知天高地厚，頗思效之；中年以后，則知非我之所能，若可窺知一角即得滿足矣。

除上舉《先秦諸子系年》外，認真讀過的，還有《國史大綱》。《國史大綱》的總體架構是賓四先生“文化史觀”的演繹，“文化”被認為是中國歷史的“靈魂”和“主宰”吧（這兩個詞都不準確，但確實是我當年讀書留下的印象）。教學時我會介紹這一體系，但自己沒有受多少影響。倒是《國史大綱》的小字注文，時常給我留下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