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天下會”專欄文章中，我提出一些美國學者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可能根本就不存在，這個概念只不過是美國人表達對美中關系憂慮的一種視角，但對中國人思考中美關系有弊無利。但是，雖然我們應該少提甚至不提“修昔底德陷阱”這一21世紀美國概念，生活在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的修昔底德對伯羅奔尼撒戰爭根源的探究，卻對我們今天思考中美關系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當然，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城邦間的“國際”政治和21世紀全球化時代的國際政治非常不同，但這些不同也不排除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所揭示的國際政治中的一些永恒主題對今天還有現實意義。思考這些永恒主題，并比較古希臘與今天的異同，不失為討論當下中美關系的一種有益嘗試。

我把修昔底德對思考中美關系的借鑒意義分為五大類：文明競爭、戰略選擇、聯盟纏結、實力判斷與危機管理。

文明競爭

伯羅奔尼撒戰爭最深層次的根源，是雅典和斯巴達所代表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明模式之間的競爭。雅典文明建立在海上貿易、海軍霸權與城邦內民主政治之上。斯巴達則是一種接近于“閉關自守”且高度軍事化的陸地農業文明。斯巴達人的價值觀建立在軍事榮耀之上，他們維持希臘世界霸權的雄心就建立在這種榮耀感之上，但這種榮耀感卻不一定能增進現實利益。伯羅奔尼撒戰爭之所以爆發，根本上是因為斯巴達人認為雅典開放的海上文明威脅到了他們保守的陸地文明，并對他們在希臘世界的霸權地位構成了挑戰。

今天的中美關系，在某種程度上，也可看作是兩種制度、文明與秩序之爭。美國不僅要維護基于自由民主價值觀之上的政治制度，還時不時想用軍事手段把這一美國式的西方文明推廣到其他國家。這是美國例外論的一種體現，而美國例外論只不過是美國特殊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制度與傳統——即“文明”——的體現而已。中國代表的則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文明，官方表述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基于中國自己的歷史與文化傳統的文明體系。

但是，今天中美之間卻還沒有陷入雅典與斯巴達那樣激烈的文明競爭之中。實際上，在兩種制度碰撞之中，中國基本處于守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到現在還在不時地對中國進行政治說教。如果美國擔心中國崛起會威脅到美國文明甚至西方文明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導地位，那是大大高估了中國文明在當今全球化的世界政治中的影響力。即使在中國歷史最輝煌的時期，中華文明的影響力也僅限于東亞地區。

中國文明的復興威脅不到美國文明，更威脅不到以美歐為核心的西方文明。即便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最多也不過30%左右，遠遠不如美歐總額。倒是美國文明的強勢讓中國感到不安，美國例外論的存在，讓中國懷疑美國對華政策的終極目標是要影響中國的內政，把中國也變成美國一樣的西方自由民主式國家。這是中美關系的一個根本癥結。與戰略利益分歧相比，美國例外論是改善中美關系更大的障礙。中美關系要改善，美國例外論必須有所收斂。

戰略選擇

當然，在新興崛起國與霸權守成國的關系中，戰略利益沖突也是極其重要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也與雅典向外擴張與殖民的野心息息相關。雅典想通過與克基拉的聯盟，把自己的商業與軍事勢力向西擴張到意大利，但這引起了長期與克基拉為敵的科林斯的警覺，而科林斯是斯巴達最重要的盟友。正是在科林斯的極力慫恿之下，斯巴達作出了對雅典開戰的決定。

今天中國的外交戰略與當時雅典的擴張戰略非常不同。雅典是古希臘海上商業文明的典型，向外擴張與殖民是此類文明的常態，在與斯巴達競爭的過程中，雅典也走上了軍事霸權之路。中華文明沒有殖民擴張的傳統，今天的中國沒有必要也不可能走殖民擴張的西方文明老路。只要中國不做超出自己正當利益范圍的擴張，只要美國不侵害中國的正當利益，中美利益沖突就是可控的。

在國際政治中，領土與領海爭端很難解決，因為它們經常涉及不可分割的利益訴求。幸運的是，中美之間沒有這類爭端，而其他類型的利益訴求都是可以分割與談判的。

聯盟纏結

在處理崛起國與守成國的關系時，管控各自的聯盟體系是一個大問題。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一個直接原因，是斯巴達沒有控制好自己的盟友，特別是科林斯。在宿敵克基拉獲得雅典支持的情況下，科林斯急需斯巴達的軍事保護來維持與克基拉的競爭。它不僅唆使斯巴達參戰，更在雅典其他城邦宣揚“雅典威脅論”與“斯巴達軟弱論”。它甚至威脅說，如果斯巴達不對雅典動武，它就要脫離斯巴達的聯盟體系。科林斯是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真正的“戰爭販子”。不幸的是，它“販賣戰爭”的企圖竟然成功了，由此也可見斯巴達聯盟領導力之弱。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體系是否會成為美中沖突爆發的一個誘因？這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美國的一些盟友，特別是菲律賓和日本，有著不小的挑戰中國或者給中國制造麻煩的欲望。美國能否從穩定美中關系的大局出發，約束盟友的躁動不安，還是會讓這些盟友為所欲為甚至唆使它們故意挑戰中國？如果美國戰略領導力下降，它會不會讓盟友牽著鼻子走？聯盟體系的管理需要巨大的軍事成本與高超的外交技巧。在中美關系日趨復雜化的時候，美國的聯盟體系是兩國關系穩定一個重要的不確定因素。

實力判斷

以崛起國與守成國來描述中美關系的本質，容易得出中國實力弱美國實力強的結論，并使美方產生預防性戰爭的沖動——即在美國實力還強于中國的時候發動對華戰爭。但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一個教訓是：準確地判斷雙方的實力對比是非常困難的，實力誤判與戰略誤判反而是常態。斯巴達就誤判了雅典的軍事實力與進行持久戰的戰略決心。實際上，斯巴達對雅典實力的輕視——而不是“修昔底德陷阱”所謂的恐懼——才是戰爭的一個直接誘因。

中美兩國在處理戰略關系時，尤要防止實力與戰略誤判。美國不能低估中國日益強大的軍事力量和保護核心利益的戰略決心，中國也不能低估美國的全球性軍事優勢與強大的外交戰略積淀。盲目挑戰美國、甚至要把美國趕出亞洲的想法都是情緒化民族主義的表現，而現在正是需要戰略理性的時候。

危機管理

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最后一個教訓是：這場戰爭并非注定不可避免，而是雅典與斯巴達兩大聯盟體系在處理危機時的一系列戰略誤判與政策錯誤造成的。實力對比的變化并不導致戰爭，戰爭是人為誤判造成的，而危機管理的失控大大增加了戰爭的幾率。雅典先是決定與克基拉聯盟，這一聯盟導致了與科林斯和斯巴達關系的急劇惡化；之后又拒絕了斯巴達的和平倡議，認為與斯巴達的戰爭最多不過是一場有限的局部戰爭，結果這場戰爭不僅曠日持久，還永遠終結了古希臘的輝煌時代。斯巴達最大的誤判是受科林斯的唆使向雅典宣戰，輕視雅典實力，自以為能以速戰速決的方式結束戰爭。

中美關系已經經歷了“炸館”、“撞機”等高強度危機，未來的中美關系也不能排除類似危機的發生。但只要兩國能理性管控危機，控制情緒化民族主義，中美就不至于爆發大的沖突。

古希臘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并非不可避免，今天的中美關系也并非注定要走向沖突。戰略與政策是人為的。中美關系的前景取決于中美兩國政府的決策，而這種決策的自由空間并不小。兩國實力對比的變化能制約策略的選擇，但卻并不決定最終的戰略走向。

作者：張鋒/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際關系學系研究員、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云山講座教授

“天下會”專欄，聚焦中國，關注天下，深度分析中國復興的國際大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