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錢穆，大概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個時候錢穆的書大陸還不容易找到。我是向程念祺借來讀的，他家學淵源，有一部分書是我們想讀而找不到的。我這個人不大喜歡向別人借書，陳先生（按：指陳旭麓）曾說，讀書人借書，是老虎借豬有借無還。我借出去的書，也曾收不回來，將心比心，便不大向人借書。因為這本書是借來的，印象就深一點。到了九十年代前期，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處理館藏復本書，我就買了一本《國史大綱》，與借來的那一本版本略同。

當時讀《國史大綱》，印象最深的是錢穆以文化說歷史。后人好說史觀，如果要說錢穆先生持什么史觀的話，在我看來他是典型的文化史觀。他用文化來貫通兩千年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非常獨特，非常真實，也非常有解釋力，說通了很多歷史上的問題。對我們今天分成文史哲三科的學問，在他那里是更本色地貫通為中國文化而融為一體。他實際上是給我們做了一個示范，用中國文化的演變來解釋兩千年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即使是最近出的那一本《中國經濟史》，讀到最后，很容易感到他講經濟背后在意的其實還是文化，與之相類似的，他講政治背后有文化，講社會背后仍然有文化。我不能說他用文化史觀來解釋中國歷史已經很全面和非常充分地完成了對中國歷史的認識，但是就他觸及的部分來說，其解釋是非常有說服力的，有很強的思想貫透力。從錢穆先生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讀史者匯融悟解之后所能達到的通達的歷史視野。古人講史學史識，我想讀史既需要歷史的視野，也需要真實的史料，但有時候視野比史料更能接近歷史的真實。

他那個時代是西化占了上風的，多數人熱心于從中國歷史中尋找與西方相同或相似的東西，而錢穆先生更著意于用中國文化來解釋中國歷史，其立場恰恰是講中國與西方的不同。在我看來，歷史學其實是講具體性的學問，因此不能不著眼于一個國家的特殊性、本性、殊相以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不一樣。如果老是喜歡尋找普遍性、相似性，講這個國家跟那個國家多么相同，那就變成社會發展史了，而社會發展史與一個國家的具體歷史是不一樣的。隔了幾十年之后，我們回過頭來看錢穆以及他所關注和關懷的那一面，啟示尤大。

文化是由一代代人傳承的，因此，對于中國歷史文化當中突出的、關鍵的、承擔轉折的人物，錢穆先生都有很深的關注，也有很大的見解。這一方面的表述除了見之于《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更多地見之于《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秶反缶V》給我們傳授的是中國歷史與文化，但它并不完全是用中國傳統的史學體例寫成的。就體例而論，《國史大綱》明顯受到西方史學理論和新思潮的影響。相比而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倒是比較多地沿用了傳統的學案體例。這兩種東西在他手里是運用自如的，寫的也都是他對歷史的理解和感受。

我讀這兩本書（《國史大綱》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比較用心，先后過目幾遍。其他著作能夠找到的，也是一讀而過。工夫花得最多的還是這兩本書。我今年三月份在《文匯報》上發表的《清學與近代中國思想走向中的偏失》，努力想從文化角度解釋中國近代史，追本溯源，可能得自于錢穆先生的啟示。這一面的讀史所得，使我常常感到：近代中國同西方相遇一個很大的不幸，就是當時正在漢學鼎盛之后。如果是宋學鼎盛時期，中西相遇，歷史局面可能會有不同（日本明治維新以王學為精神先導，反過來也說明了講知識的漢學和講義理的宋學會形成不同的歷史影響）。

另外的例子還有：近人講經世之學，大半是從正面去理解和闡述。就實際歷史而言，魏源以來，經世之學在近代中國產生過很大的作用，即使是洋務之興起，也曾經以經世之學作為歷史中介。而錢穆的深刻性在于，他能夠看出經世之學其實有很大的限度。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他曾以曾國藩為例，論述這種限度。曾國藩的經世之學把義理引入事功之學——經世之學從來就是事功之學。魏源講，以時事程實功，以實功程時事，講的都是做事，以事為功。后來人們責怪李鴻章太重于做事，而不重于做人，實際上經世之學的局限就在這里。曾國藩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把經義引入經世。我曾經幾次引用過錢穆先生的一段話，他說：“國史自中唐以下為一大變局，一王孤立于上，不能如古之貴族世家相分峙，眾民散處于下，不能如今歐西諸邦小國寡民，以輿論眾意為治法。而后天下乃為舉子士人之天下?！敝刑埔院?，是科舉選士的社會。這個社會中的舉子、士人，“法律之所不能統，天命之所不能畏，而士人自身之道德乃特重”，所以“舍棄經術而專營經世，其弊必有不可言者”。錢穆說曾國藩看到了這一點，但曾國藩以后，就很少有人能注意到這層意思了。這段話雖然文字有限，但其見識之深是非常不容易達到的。

由錢穆很自然地會想到陳寅恪先生。陳寅恪也是我很敬仰的一位史學前輩，同錢穆一樣，他對傳統也有一種很深的不能去懷的情結。讀他的書，常常會感到他對傳統的遠去、衰落有一種深深的悵惘、傷情和無奈。比如他所作的《王觀堂先生挽詞》里說，“依稀廿載憶光宣，猶是開元全盛年”，其實光緒、宣統之交完全是個衰世，而他把衰世比作開元全盛年，寄托的是一種深度的追懷，在這種追懷里，即使衰世，也彌足珍惜。相比而言，錢穆先生則明顯對中國文化復興有一種樂觀主義和執著的堅信。

我不能判斷傷情和執著之間的高下，因為兩者都打動我。我能說的是，20世紀中國最有文化信心的兩個人，一個是錢穆，一個是胡適，胡適對中國的充分現代化，或者說充分的世界化，抱有很大的信心。錢穆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抱有很大的信心。同他們兩個人比較，其他文化人似乎大半都經歷過彷徨和游移。所以，說錢穆守護中國文化也好，為故國招魂也好，背后都凝聚著他對中國文化的樂觀。

今日返視歷史，當時胡適如日中天，錢穆則如同孤軍苦守舊壘，往往被目為頑固派。但在那個時代要做個頑固派，其實也很不容易。這種不容易，也反照了中國文化對錢穆的造就，他的樂觀，他的執信，恰恰是他與中國文化濡沫相依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