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之時，中國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但也由此開啟了學術大繁榮的局面。這時，兩千年來一直居正統地位的儒學成了中華文化專制、落后的替罪羊，被批判被攻擊，而一直被冷落的先秦諸子則被發掘出來，被宣揚被倡導，而在這種宣揚和倡導之中，則承載了知識人對新社會新文化的期待。

“五四”新人胡適（1891-1962）于1919年2月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胡適這一著作，是用現代西方學術規范研究中國本土故有學問的開山之作，引起當時學術界的熱烈討論。按照現在的分類，當時的學術思潮有三大傾向，即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胡適是作為自由主義者，全盤西化論者，來研究中國傳統學問的代表人物。

本文介紹的是錢穆的諸子學研究，而錢穆正是文化保守主義陣營中的重要代表人物。錢氏不僅是學問家，也是思想家，是對儒學抱有特別情感的學者。具體到先秦學術，錢穆將其分為兩流、五派、三期。這一認識在1926年所著、1931年出版的《國學概論》中已經成型，在1935年出版的《先秦諸子系年考辨》中完善定型，此后終身不改。

所謂兩流，是指錢氏以貴族與平民思想的對立這一線索來理解先秦學術演化，即儒、墨各成一大流派。“先秦學派，不出兩流：其傾向于貴族化者曰儒，其傾向于平民化者曰墨。儒者偏重政治，墨者偏重民生。法家主慶賞刑罰，源于儒；道家言反樸無治，源于墨。故一主禮，一非禮。一主仕進，一主隱退。一尚文學，一主勞作。此當時學術界分時之所在也。”（《國學概論》）

所謂五派，是指戰國中期諸子分五派，系錢氏根據他們對于仕的態度而分的。所謂三期，是指諸子學說在階段上可以分為三期。第一期，是孔子和墨子的時期。此期仍然是貴族文化的爭論，是貴族階級的生活如何正當的問題。第二期是陳仲、許行、孟子和莊子時期，討論的是士或知識者，也即平民階級對于貴族階級所持的態度問題。第三期是老子、荀子和韓非的時期。是士階級的大整合時期，出現了反游仕反文學的思想。三期分別對應“禮”、“仕”、“治”三大問題。錢氏還提出，先秦各家相通，轉相師承，遞相授受。也就是說，各家的關系并不是壁壘森嚴，有對立無融合的，而是互有師承，互相轉化。

這是錢穆對先秦諸子的整體觀。將胡適的諸子學與錢穆的諸子學放在一起比較，頗有意思。面對同樣的研究對象，二者的分析方法、關注角度，甚至情感態度很不一樣，但卻同樣地精彩。作為讀者，比照閱讀之后，除了對研究對象的各側面增進了解外，也不禁撫卷三思。

治學講大局，通貫全體

錢穆在一篇《談詩》的文章中曾經說到詩的寫法：“這首詩是先定了，你才想到這一句。這一句先定了，你才想到這一字該怎樣下。并不能一字一字積成句，一句一句積成詩。實是先有了詩才有句，先有了句才有字。應該是這首詩先有了，而且是一首非寫不可的詩，那么這首詩才是你心中之所欲言。有了所欲言的，然后才有所謂言之工不工。”

錢氏所說的寫詩之法，詩人們未必贊同。但這可以看作錢氏治學之法的夫子自道。即，面對研究對象，錢氏總是先有一個大的構架性的把握，然后分出類型，劃出發展階段，最后才進入細部研究。他從不拘泥于細節，而是讓細節為整體服務。這也正是錢氏一再標舉的治學方法：“非通群經，不足以通一經。非通諸史，不足以通一史。非通百家，不足以通一家。”的確，錢氏著作總是顯示出一種時空大架構，氣度不凡。

考證蘇秦張儀案

在整體觀下，錢穆對諸子中的墨子、老子和莊子又有專書研究。而集大成之作是1935年出版的《先秦諸子系年考辨》，此書被顧頡剛譽為不朽之作，也幾度受到陳寅恪的推崇。錢氏關于諸子有許多具體論斷。其中常被后來者指責的有二大論斷。一個是，錢氏考證認為孫武即孫臏，《孫子兵法》就是《孫臏兵法》；另一個是，錢氏認為《老子》一書晚出，是戰國晚期著作，晚到大致與《荀子》同時。人們往往引用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西漢竹簡（既有《孫子兵法》，也有《孫臏兵法》）來批評錢穆考證之誤；人們也愛用后來出土的長沙馬王堆西漢楚帛書《老子》、郭店簡戰國中期《老子》簡，以證明《老子》書晚出的考證是錯誤的。

可是，事情還有另一面。錢穆在《系年》中有一篇《蘇秦考》。按《史記》記載，張儀、蘇秦是同時代之人，是好友，在七國中施展合縱連橫之術。蘇秦死后，有弟蘇代活躍于世。但錢氏《蘇秦考》指出，一、記載在蘇秦身上的事情，多數都是蘇秦死后之事。二、不存在張儀與蘇秦為好友之事，更不存在蘇秦送張儀入秦國的可能。三、蘇秦的事情，可考的只有仕燕，避罪到齊國，為反間計，被齊王所殺。四、指出蘇代的事跡費解，忽前忽后。五、合縱攻秦之事皆在秦昭王、齊湣王、燕昭王、趙惠文王時，且只有五國攻秦，沒有六國攻秦之事，而且這事發生時蘇秦已經死了。蘇氏家族可能精通縱橫之學，所以，人們將其家族之事都算到蘇秦一人身上了。在錢氏考證的基礎上，唐蘭、楊寬、徐中舒進一步探索，比較一致地認為，蘇秦實際上生活于張儀之后，《史記》記載是錯誤的。

令人欣慰的是，1973年，長沙馬王堆西漢墓的出土物中除了帛書《老子》等以外，還有一件《戰國縱橫家書》，此帛書共27章，其中前14章的內容全與蘇秦有關，或是蘇秦的書信，或是蘇秦的游說之辭。而這些是司馬遷沒有看到過的材料。至此，蘇秦的事跡真相大白。司馬遷《史記》蘇秦事跡中既有弄錯的，又有假造的。從出土材料來看，蘇秦的一生，主要是為燕昭王在齊國作間諜活動。蘇秦的年輩要比張儀晚得多，張儀死在公元前310年，蘇秦要晚死25年左右。《史記》把張儀、蘇秦的順序錯為蘇秦、張儀，把五國伐秦錯成了六國合縱，還推早了45年（前288-前333）。這樣一來，錢穆、唐蘭、楊寬、徐中舒等人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證實。錢氏雖然沒有最后悟到司馬遷搞錯了蘇秦死的時間，臨門一腳，欠缺一步，但蘇秦事跡中的重要疑點和可能的情況，他基本上排查到了。所以，在這一考證上，應記首功。然而，如此精彩的考證案例，卻沒有多少人提起錢穆的貢獻。

舉上面這個例子，也可以大致看出，錢穆治諸子學的具體方法，那便是史學考證之法。回過頭來，我們看錢穆的《系年》中的《孫武辨》、《田忌鄒忌孫臏考》中認為孫武、孫臏是同一人的考證。其實，這一認識，并不起源于錢氏，南宋葉適、清代全祖望、姚鼐已經對孫武其人其書發生懷疑，最重要的理由有二條，一是《左傳》沒有記載孫武這位赫赫有名的大將，不可思議；二是，《孫子兵法》中一些措辭不合春秋時的情況。當然，出土材料已經證明，錢氏的判斷是錯誤的。可是，錢氏及前人所提出的疑問依舊存在，并無合適的解答。這個問題，真的解決了嗎？進一步說，與考證所得的結果相較，考證的方法是不是也值得重視呢？

考證老子其人其書案

現在，我們看一下錢穆的老子考證。學術界關于老子其人其書的討論是現代學術中的大題目，是一個麻煩話題。而錢穆是比較全面地考證老子的重要學者之一。錢氏認為《老子》一書是戰國末期的作品。他從社會及政治現象、文字、詞匯、思想范疇以及獨創的思想線索角度作了充分論述。錢氏分老子其人與其書為二，分別考察。在《系年》的《老子雜辨》里，錢氏認為老子其人是三個歷史人物的雜糅，即老萊子（《論語》中的“荷蓧丈人”）、周烈王時的太史儋及戰國晚期楚人詹何。而老子一書的作者，則不能定。其考證詹何就是《莊子·外物》中的任公子。理由是，《莊子·外物》中說“任公子為大鉤巨錙，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而《淮南子·冥覽訓》中說“詹何騖魚于大淵之中”，描述相似，故此二人應是一人。這一考證，雖牽強但也有妙趣。讀書精熟、用心如此，令人觀止。

錢氏考證《老子》晚出的文章都收入《莊老通辨》一書。其精彩之處，比如，從社會和政治現象來考察《老子》。認為有些老子之語，不合春秋時的形勢，如“使民重死而不遠徙”、“我好靜而民自正”、“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左傳》所記“大抵皆貴族階級自身內部相互間之動亂爭奪為主。而何有乎如《老子》書之所謂百姓之好智多欲好動而輕死乎？此乃王官之學，流散入民間，諸子興起，百家爭鳴，乃始有此現象”（《再論〈老子〉成書年代》）。

《老子》又說“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錢氏指出：“此種景象，又豈春秋時所有乎？亦豈戰國初期之所能有乎？又曰：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余。當知此輩皆來自田間，故致于野甚蕪而倉甚虛，此亦顯是戰國晚期游士食客之風既盛，乃始有之也。”“若其有之，則在孟嘗春申信陵平原四公子之門。且武器之有劍亦始春秋末年，然尚不為當時社會士流普遍之佩帶品。”“故無論就大體言，或就小節言，《老子》書之為晚出，乃無往而不流露其成書時代之背景。”（《再論〈老子〉成書年代》）

由于1993年荊門郭店戰國中期《老子》竹簡出土，所以，錢氏認為《老子》一書乃是戰國晚期著作的結論已被淘汰。但像上面所舉這些富有洞見的觀察，則沒有因之而被消除，疑問仍舊存在。

錢穆的子學研究到上世紀60年代，隨著年歲增長、關注點轉移而結束。再加上兩岸隔絕，所以，當70年代地下材料不斷發現的時候，錢氏沒有發言。

重讀錢穆

今天，我們重讀錢穆的著作，比如他的諸子學研究，我個人覺得依舊受益無窮。陳寅恪曾經贊賞《先秦諸子系年考辨》的優點在于以《竹書紀年》訂正《史記》的錯誤，有許多重大的發現。現在看來，這正是錢氏學術能夠在清人基礎上推進一步的原因所在。他在新時代及時運用了傳統時代人們因為價值觀念而忽視的《竹書紀年》來解決問題。再者，錢氏讀書精熟，材料運用如臂使指，這是同時及后輩學者很難達到的境界。

第二，據錢穆晚年回憶，其少年時代遍讀嚴復譯作，尤其是從《群學肄言》、《名學》二書得益非淺。此外，對《新青年》之文章也悉心拜讀。這些閱讀都表現在其諸子學研究之中，即能夠采用社會學的視野，比較客觀，重視邏輯，所以有時結論并不完全正確，但其方法、論據和質疑，是有力而可信的。其方法可概括為，就于史學立場，而為經、子之學顯真是。而此史學立場是融合了乾嘉考據學、西方社會學、邏輯學在內的新的史學手段了。

第三，錢穆雖然學有所宗，推崇儒家，并且對中國思想史有一個整體的看法。但在具體研究中并非牽強附會，實際上他對古史的懷疑較疑古派領袖顧頡剛有過之無不及。正因為他有魄力破壞舊的陳說，故其建構才更牢固，更可觀，讀來更有滋味。而這是不是也提示我們，當我們總是傾向于認為學有所宗會有所遮蔽，會教條會僵化會意識形態化，然而，與此同時，是不是也會有更深刻的開顯？

在歷史線索中，總是存在缺失的環節，對于這些環節，學者們絞盡腦汁，使用各種手段不懈探索，但是有些可以探測出來，有些則依舊在幽暗之中。按照波普爾（Karl Popper）的學說，科學與非科學的區別在于經驗上的“可證偽性”。理論不能被證實，只能被證偽。那些可以被證偽的學說才是具有科學性的。錢氏諸子學中的具體論斷被證偽了，恰恰表明其研究是具有科學性的，而不是相反。錢氏在諸子學的考證中，總的來說，貫穿了客觀的、邏輯的方法，有理有據。

錢穆過時了，錢穆又不過時。我們時代的優秀學者也無非是在做錢穆應做之事，并且，要努力回答錢穆及其同時代學者所提出的疑問。

主要參考書籍：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版。

錢穆：《莊老通辨》，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版。

錢穆：《國學概論》，《錢賓四先生全集》（1），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版。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戰國縱橫家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陳勇：《錢穆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郭齊勇、汪學群：《錢穆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