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的教授們，在十分艱難的環境下從事學術研究，照樣有很好的業績。尤其是人文學，不僅未受缺少實驗設備的影響，甚至更因戰火而激發了學者的潛能與情懷。

謝幼偉在《抗戰七年來之哲學》中稱：“在烽火滿天，四郊多壘之際來談哲學，這是中國哲人的常事，也是中國哲人的本色。”嚴酷的戰爭環境，并沒有阻礙中國哲學的進展。“實際上，這七年來的中國哲學，比起中國任何一時期來講，都不算是退步。相反的，作者可以很自信的說，中國哲學是進步了。這七年來的抗戰，可以說是中國哲學的新生。”謝幼偉列舉這一時期重要的哲學研究成果，如熊十力《新唯識論》（語體文本）、賀麟《近代唯心論簡釋》、章士釗《邏輯指要》、馮友蘭《新理學》、金岳霖《論道》，還有沈有鼎在《哲學評論》上發表的“意指分析”的兩章。由此可見，“這七年的抗戰，并沒有阻礙中國哲人的思索，反而，使他們的思索更為敏銳了”。

哲學研究如此，史學、文學、語言、宗教等領域，何嘗不是這樣。若聯大教授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錢穆的《國史大綱》、雷海宗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一代名篇。戰爭沒有完全阻隔學術，反而激起中國學術的強大生命力，這點很讓人欣慰。

不同專業的學者，受戰爭影響深淺不一。講課沒問題，若需要精密儀器配合的，則不免捉襟見肘。聯大物理學系教授吳大猷在回憶錄中談及，其如何請北大校方在崗頭村租了一所泥墻泥地的房子做實驗室，找一位助教把三棱鏡等放在木制的架子上，拼湊成一個最原始的分光儀，試著做一些拉曼效應工作。“我想，在20世紀，在任何實驗室，不會找到一個僅靠一個三棱鏡，并且是用一個簡陋木架做成的分光儀。”靠如此簡略的儀器做實驗，寫論文，實在太難為教授們了。

這里涉及對西南聯大學術水平及發展方向的基本判斷。何炳棣在《讀史閱世六十年》中談及：“總之，聯大理工方面，尤以數理，最能發揚光大戰前三校優良學風。我多年來和科學界老朋友憶往的積累印象是：當年聯大在數理知識的傳授上已是非常接近世界先進水平了。”最能說明這一點的，莫過于聯大學生楊振寧、李政道赴美深造，日后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而截至《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出版的1996年，聯大教師中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的有69人，學生中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有80人，合計149人。單憑這些數字，人們也有理由對西南聯大的學術水平充滿信心。更何況，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信誓旦旦地說：“想起在中國的大學生活，對西南聯大的良好學習空氣的回憶總使我感動不已。聯大的生活為我提供了學習和成長的機會。”

西南聯大

毫無疑問，西南聯大是當年中國最好的大學。三校合一，師資力量強，學術水平高，“兩彈一星”元勛朱光亞當年就慕名從中央大學轉學西南聯大。聯大算學系教授陳省身對自己所處的學術環境也相當滿意：“三校聯合，教員不缺，所以我有機會開高深的課，如：李群、圓球幾何學、外微分工程等。”可晚年接受采訪，陳省身是這樣談論聯大的學術水平的：“西南聯大也就是說，大家都是矮子的時候它比較高一點，沒什么了不得。”單看胡適從美國寄《拓樸學》給江澤涵教授，聯大算學系老師于是分頭手抄，然后開展研究；或者聯大為圖書借閱制訂十分嚴苛的制度，以免學生們無書可讀，你就不難明白，“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當年聯大許多領域的學術水平，其實并不像今人所渲染的那樣高超。

生活艱難，實驗設備很差，聯大教授的研究大受限制（人文學不在此列）。可也正因此，教授們把主要精力放在培養學生上。這一點，單看聯大的研究生教育，就很容易明白。西南聯大的研究生由三校分別招收與管理，學籍不屬于聯大，故統計起來有點麻煩。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研究所方面，清華畢業了32人，北大畢業了19人，南開畢業了24人。而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資料》第三卷中的《清華研究院歷屆畢業生論文題目一覽》（1940年—1946年），確實是32人；至于《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歷屆研究生論文題目一覽》（1939年—1945年），名單上則有35人（即便扣除沒有論文題目的5人，也是30人）。記載雖略有出入，但聯大因經費限制，招收研究生數量不多，九年間正式畢業的不到百名，則是千真萬確。比起今日中國大學，一個院系每年畢業的博士碩士都不止此數，實在讓人驚嘆。

因主客觀各方面原因，沒有能力擴大研究生教育的西南聯大，選擇以本科教學為中心，這是明智之舉。原本是缺憾，可揚長避短，反而成就了西南聯大的名聲——因為，本科教學乃大學之本，除了具體的專業傳授，還有精神氣度的熏陶，影響更為深遠。而本科生對母校的認同感，又遠在博士生之上。這就難怪，半個多世紀后的西南聯大，被年邁的校友們越說越好，越說越偉大。

楊振寧之表彰西南聯大，也主要集中在本科教學，尤其是學生的基礎知識如何扎實：“西南聯大的教學風氣是非常認真的。我們那時候所念的課，一般老師準備得很好，學生習題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學的四年和后來兩年研究院期間，我學了很多東西。”多年后接受采訪，楊振寧說得更明確：“當時，西南聯大老師中有學問的人很多，而同時他們對于教書的態度非常認真。……（不只是聯大，浙大也好，中央大學也好，華西大學也好）這些學校的教師對于教學的認真的態度都很好，比起美國今天的最好的大學的老師教本科生的態度，平均講起來好。這個結果是一個好的學生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學到很瓷實的知識、學到很深入的知識、學到很廣的知識。”

1945年秋，吳大猷建議選派物理、化學、數學人員出國考察或深造，被當局采納。西南聯大選送到著名物理學家費米門下念書的，是已念完研究生的楊振寧和大學二年級學生李政道。李的回憶與楊的文章同調：“在抗戰的時候，就是老師對學生培養的經驗是很高度的……他們看見有一個優秀的學生，都是全副精神要培養的。”最能說明教授識才、愛才且傾盡全力培育的，恰好是李政道本人的故事。這點，在吳大猷的《回憶》中，有很動人的描述。為了說明吳大猷晚年的回憶并非自夸，引錄一段《聯大八年》中的文字：

假定說聯大物理系教授都比較瘦的話，那末吳先生無疑是個例外。當他穿著一件較小的長袍來上課時，那件長袍簡直就是鼓足了氣的氣袋。他講課的特點是說得快，寫得快，擦得快，心手遲鈍者，實在頗有望洋興嘆之感。下課鐘響了，吳先生總是繼續守住崗位，孜孜不休，每每延遲到下一堂鐘聲響了為止。吳先生據說是物理系最淵博的一位，正因為如此他即將與華羅庚先生遠渡重洋一探原子彈的秘密。他是北大教授，在聯大曾開過的課程有電磁學，近代物理，理論物理，量子力學等。

受作家筆墨的影響，很多人誤以為，西南聯大的理科教學很認真，文科則很隨意。汪曾祺《西南聯大中文系》稱：“中文系似乎比別的系更自由。工學院的機械制圖總要按期交卷，并且要嚴格評分的；理學院要做實驗，數據不能馬虎。中文系就沒有這一套。……聯大教授講課從來無人干涉，想講什么就講什么，想怎么講就怎么講。劉文典先生講了一年莊子，我只記住開頭一句：‘《莊子》嘿，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他講課時東拉西扯，有時扯到和莊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罵人的話，留給我的印象頗深。”與此相呼應的，是何兆武的《上學記》。在“自由，學術之生命”節，何也談及聯大教師講課之絕對自由。文科教授本來就是個性強、逸事多，加上回憶文章多挑好玩的講，后世讀者容易被誤導，以為聯大生活全都是《世說新語》般的文人趣味。

聯大教授講課確實很自由，但我認同校史編者的說法：“聯大對基礎課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李凌在追懷聯大中文系副教授余冠英時，有這么一段話：

有意思的是，有的教授在北平時有點所謂名士派頭，如懶得看卷子，憑印象打分數等，到昆明后，艱苦環境卻把這點“名士派頭”磨掉了。學校對教授的要求也是嚴格的，對其言行有損為人師表形象的教師，即便是名教授，也要解聘。教授的教學都很認真，所有教授不管多么有名氣都親自給本科生講課。可以說，沒有一個不上課的教授，許多名教授還親自給大一的新生上基礎課。有的課程由于比較冷僻，或因其他原因，選修的學生很少，但即使只有一個學生，教師也非常認真地教課。

可與這段回憶文字互證的，是1942年暑假后朱自清講授“文辭研究”這門課程。據季鎮淮稱：“聽課學生只有二人，一個是王瑤，原清華中文系的復學生；另一個是我，清華研究生。沒有課本，上課時，朱先生拿著四方的卡片，在黑板上一條一條地抄材料，抄過了再講，講過了又抄，一絲不茍，好像對著許多學生講課一樣。王瑤坐在前面，照抄筆記；我坐在后面，沒抄筆記。”

與今日中國大學拼命發展研究院不同，西南聯大真正得意之處在本科教學。這些受過良好訓練，深受聯大精神熏陶的本科生，日后因緣際會，或出國繼續深造，或在實踐中自己探索，逐漸成為一代名家——這或許是西南聯大留給我們的最為深刻的教誨。

（本文選自陳平原《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以本科教學為中心”一節，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