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婦女拐賣事件中，那些婦女所嫁的男人們其實是一個相當復雜的群體。如果說買賣婦女是女性地位低于男性的性別秩序的體現，那么這些大山中貧窮的男人們在男性群體中卻也處于底端。在傳統的性別秩序中，他們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7月28日，一則關于《嫁給大山的女人》這部紀錄片的微博在新浪微博得到超過5萬次轉發，矛頭直指婦女拐賣問題。

這部紀錄片的原型是2006年感動河北十大人物之一的郜艷敏。1994年，18歲的她在回家的路上被人販子騙賣到河南曲陽下岸村，被迫嫁給比她大6歲、小學三年級即輟學的丈夫。作為全村文化程度最高的人，初中畢業的郜艷敏從1999年開始給村里的小學當老師。成為鄉村教師的她受到了媒體廣泛關注，而貧窮的下岸村不僅模糊了拐賣婦女的事實，還將此事作為宣傳的手段，把郜艷敏的苦難當作政績的資本。

郜艷敏并不是個案。400多口人的下岸村，光從外地買來的媳婦就有三四十個。從下岸村的眾多受害的農村女性，到前日曝光的越南新娘明碼標價的買賣婚姻，將婦女作為商品進行交易一直都是嚴峻的社會問題。這些當然首先關乎婦女們的權益。不過，在眾人為女性的弱勢地位鳴不平的同時，我們也不應該忘記去關注那些女孩被迫嫁給的男人們是怎樣的人群。

兩極化的男性群體

不論是郜艷敏的丈夫，還是其他受害者的結婚對象，抑或是那些越南女孩所嫁的男人，他們無一例外也是社會等級序列中位于底層的群體。他們中有的人或離異、或殘疾、或家境貧窮，因為種種原因，他們無法在當地或在中國找到可以明媒正娶的妻子，所以他們違法地選擇了販賣人口的卑劣手段。

說他們貧窮的難處并非是為其罪行開脫，因為任何理由都不能成為使荒謬變得合理的借口。關注這樣一群人，是因為他們受害者和加害者的雙重身分，如同一面鏡子，折射出社會中不平等的尖銳現實。

在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轉型期，金錢逐漸成為衡量成功的標準，傳統觀念中的男性氣質越來越等同于房、車等一系列與財富有關的物質符號。只要大略瀏覽諸多時尚雜志的封面、或是商業廣告的片段，就可以明白這個社會如何定義“真正的男人”：他們外表俊美、高挑健壯，最重要的是手腕的表、背后的車、身上筆挺的西裝，無處不散發著金錢與權力皆備的精英氣質。

婦女身體的商品化

這些高收入、有地位的男性在婚戀市場上處于制高點。他們用金錢吸引著不少女性自愿淪為被交易的對象。在“婦女身體的商品化”這個層面來說，他們用錢購買女性性服務的行為，窮人拐賣人口何其相似，但是他們比后者受到輿論和法律更輕的懲罰。

可能大部分人認為，前者和后者有本質上的不同，因為拐賣婦女是婦女被迫的，有錢人嫖娼或者包養“小三”是女人們自愿的。如果這個觀點成立，那么我們是否可以認為，很多國家和地區的法律懲罰販賣人口而合法化嫖娼的本質是懲罰侵害他人人身自由的行為（很多懲罰嫖娼行為的出發點也是倫理道德對性行為的規訓），而法律對于嫖娼、代孕等問題中暴露出的婦女身體商品化的問題還存在一定盲區。

不過，在提到“自愿”一詞時要非常慎重。自愿不等于自由。很多自愿的選擇，是在重重社會限制下，非常不自由地做出的。不否認性交易中有部分你情我愿的行為，但是這些自愿的人并不是全部。

因此，除了反思販賣人口中的人身自由問題，我們也應該質疑，為什么在傳統的性別秩序下，女性的身體可以成為被金錢衡量的商品，異化為被交換、被審美、被使用的物體。

這難道是新近的現象嗎？還是說，從更久遠的時代，女性早就被置于男性道德的凝視之下，成為守節的寡婦，成為英雄母親，直至成為今天時尚雜志的封面女郎。市場經濟的邏輯越來越容易地為物化的女性明碼標價，只不過在一個金錢重塑道德的時代，作為買賣婦女身體的“客戶”們，有錢人比窮人更容易逃過輿論和法律的討伐。

底層男人的男性氣質危機

貧富分化帶來的是男性光譜的另一端，與社會精英對立的底層男性。他們沒有充分的代際資源，沒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他們是落魄的失意者；在用財富衡量的父權社會中，他們的“男子氣概”受到嚴重挑戰。

這些不符合社會對于“真正的男性”期待的底層男人，在婚姻和愛情中同樣遭受挫折。在不能合法地為自己找到另一半的時候，其中有些人就采取了極端的方式——非法地為自己“買”一個媳婦。

買來的媳婦都有共同點，她們往往來自比被騙嫁入的大山更為貧窮的地方。面對這些比自己更為弱勢的女性，原本處于底層的男性具有了微弱的經濟優勢。在這些不幸的女孩們身上，他們試圖找回失落的“男性氣質”。

這是深刻的男女不平等的問題：被拐騙的女孩無力反抗被強制嫁入的家庭；這也是深刻的男性之間不平等的問題：這些大山中的貧窮男性無力負擔正常的婚姻。

面對這種將女孩作為貨物販賣的侵犯人權的罪行，我們指責男方家庭的罪惡，指責人口販子的劣性，指責某些媒體和法律的盲視。然而，我們不能就此停止。借這個被揭開的瘡口，也許是時候去質疑這個社會中一些不公正的價值和觀念。比如我們社會定義男性氣質的方式，男性氣質和男性或女性氣質和女性之間為什么有必然聯系等等。

不平等的性別秩序和觀念

后現代主義正是要質疑這種男女對立、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二分的固有觀念。不僅僅是質疑到底男性氣質優越還是女性氣質優越，而是懷疑為什么男性氣質等同于理性、雄心、財富或是一切在當時社會被認可的價值觀。為什么男性一定要具備這些社會賦予男性氣質的特點？傳統的二分的性別觀念為女性、也為男性戴上了沉重的枷鎖，后者因此要為自己的“男性氣質”拼搏，賺更多的錢，買房，然后娶個媳婦。

事實上，我們已經能明顯看到，“男性”的籠統概念下，并不是一個連貫統一的群體。因為社會階級、經濟水平等差異，這個群體早已分裂為不同的等級序列。有錢的男性身邊有趨之若鶩的女孩渴望與之結伴，沒有錢的男性則完全喪失了戀愛、結婚的可能。

從社會性別的角度看，正因為“男性氣質”與金錢的構連，才使越來越多的人在選擇另一半的時候更加看重物質財富；正是因為將男性氣質與男性的強行對等，才讓很多底層的男性被迫尋找比自己更為弱勢的女性。在這場社會性別的權力游戲中，精英男性戰勝了底層男性，底層男性又將矛頭指向了底層的女性。

除了社會性別的不平等，這些人口交易的背后還有經濟發展不平衡、法治不完善、人口比例不均衡等諸多因素。犯罪固然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但在所謂的“自由意志”主導的選擇背后是層層的社會框架。人在任何時候都不能脫離社會而做出選擇。

相比單純地分析拐賣婦女現象中體現的社會性別問題，也許很多人更期待的是拿出具體的解決方案。可是短期內，確實很難提出一個有效的策略，只能盡力指出一些矛盾之所在，為推動這個社會更加平等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貢獻。

欺騙、拐賣、欺凌婦女的人應該得到應有的懲罰。除此之外，我們可以試著打破加諸男女性別之上的刻板印象。這個社會并不僅僅是經濟狀況決定的，文化和經濟是相互建構的，觀念同樣可以具有強大的作用力。對這件事，我們呼吁男女兩性的平等，女性的身體不能成為物化的商品；同時，也希望大山里的男人和大山外的男人一樣，都有可能通過正常的手段找到屬于自己的另一半，那將是一個人人平等的世界。

愿悲劇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