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問題是中國外交中的一個熱點問題，有其現實原因，也有歷史原因。其中，中越關系是一個重要方面。歷史上，越南一度是中國傳統王朝的藩屬國，近代以來，隨著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中越關系發生了更復雜的變化，這對當下的中越關系也產生了諸多影響。就相關問題，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采訪了浙江工業大學越南研究中心黃興球教授。

澎湃新聞：談近代中越關系，這個“近代”是如何劃定的？

黃興球：中國近代史開始和終結的時間點，按照不同的歷史理論會出現不同的劃分。如果按照社會發展階段論的劃分方法，歐美地區的工業革命時代就是近代歷史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是近代史的開端。但亞非拉地區不能按照這個標準，因為亞非拉地區在歐美工業革命之后，遭到英、法、美、德、意、俄、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較早實現工業革命的國家的殖民侵略和統治，傳統的歷史發展軌道被改變。一般認為，殖民者對亞非拉國家發動侵略戰爭，就是其近代史的開端，而這些國家為爭取民族獨立開展反殖民斗爭，贏得獨立則是他們近代歷史的終點。

當下，中國和越南的歷史書寫依據的是社會發展階段論，所謂近代史階段就是西方殖民者發動殖民戰爭、占領殖民地，殖民地人民反對殖民統治，贏得獨立的過程。中國近代史從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開始，越南近代史則以法國1858年進攻峴港，迫使阮朝簽訂《第一次西貢條約》為近代史開端，直到1945年“八月革命”勝利，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為止。

我認為，談近代中越關系，可以放棄上述考慮，將其放在一個相對長的時間段里考察，上限在1845年，下限在1945年，也就是這一百年的中越關系史。

澎湃新聞：這一時期，中越兩國在國內外都面臨劇變，出現了政權的更迭，中越關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黃興球：清朝成立于1646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朝統治瓦解，次年，清帝即退位。而越南阮朝成立于1802年，滅亡于1945年。在我們所談的這一百年間，越南阮朝與中國清朝、中華民國以及中共都有交往聯系，因此，1845-1945年的中越關系基本可以分三個方面。

首先，中國清朝與越南阮朝的關系（1845年-1911年）。

越南阮朝建立于1802年，正值清朝的嘉慶皇帝時期（嘉慶七年），其開朝皇帝阮福映（嘉龍）按照慣制遣使向嘉慶皇帝入貢、請封號，稱其國本是“越裳之地，并有安南，乃不忘世守”，請求給予“越南國”為國名。嘉慶皇帝允準，詔封阮福映為“越南國王”。1845年，越南阮朝第二位皇帝紹治（阮福暶）在位。阮朝與清朝繼續保持“六年二貢、四年一朝”的朝貢關系。在1884年，這種傳統朝貢關系因法國完全占領越南而不得不改變，清朝放棄了作為越南宗主國的地位，越南成為法國的殖民地，中越關系在此后也就變成了中法關系，雙方劃定邊界，所簽訂的邊界條約都以“中法界約”名之，但實際上，就是中越邊界條約。

其次，中華民國與阮朝的關系（1911年-1945年）。

中華民國與法國控制下的越南阮朝并沒有太多的交往，但是中國國民黨視越南國民黨為當然的合作者。越南國民黨并不是越南所成立的政黨當中最為有力的黨，特別是在1931年安培起義被法國殖民者鎮壓之后，越南國民黨創始人阮太學被處死，力量被分散開，部分逃到中國的越南國民黨得到了中華民國的武器支援，繼續斗爭；部分進入越南南方，直至越戰結束，逃到美國。

在1945年以前的越南政黨勢力中，最為有力的是胡志明成立的“越南獨立聯盟”。中國國民黨對于胡志明的身份起初并不清楚，因為他曾擔任黃埔軍校軍事顧問鮑羅廷的秘書，所以國民黨起初是相信他的。直到張發奎發現了胡志明共產黨員的身份，1942年8月，胡志明在廣西被捕投入柳州監獄。后來，他于1943年9月獲釋，1944年8月回到越南。

1945年8月，德國宣布投降，控制越南的日本人奄奄一息，胡志明建議“越南獨立同盟”發動全國起義，“八月革命”在整個越南爆發，胡志明所領導的力量直接進入河內，在河內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國國民軍也退出河內，越南的北方掌握在胡志明的手中。到1955年吳庭艷在南越成立“越南共和國”時，臺灣的中華民國參與越南戰爭的南方一派同北方軍隊作戰，這是后話。

再次，中越兩國政黨領袖的交往。

越南的民主革命者與中國民族革命派早有交往。比如越南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潘佩珠，1905年他在日本尋找救國之策，曾與孫中山在致和堂通過中文進行過兩次筆談，對于如何救治自己國家交流了彼此的看法。盡管各自了解不深，見解也有差異，效果不佳，但這還是把中國民主革命的領袖與越南民主革命的領袖聯系在一起。

1912年，孫中山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后，支持潘佩珠建立“越南光復會”，中國成為越南反法救國的基地。1918年，潘佩珠還在杭州擔任《兵事》雜志的編輯，對于中國所發生的革命非常熟悉。1924年孫中山南下廣州，改組中國同盟會，成立中國國民黨，建立黃埔軍校，實行“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實現了國共第一次合作。廣州成了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和越南進步青年聚首的地方。

當時在廣州活動的越南革命志士不僅有孫中山的老朋友潘佩珠，還有革命新秀胡志明（當時化名為李瑞）。黃埔軍校聘請俄國人鮑羅廷作為軍事顧問，而鮑羅廷的翻譯是胡志明。胡志明1924年從蘇聯來到廣州后，多次與潘佩珠討論，贊成潘佩珠將“越南光復會”改為“越南國民黨”，胡志明自己也在1925年成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舉辦“越南青年培訓班”。當時從越南到廣州的革命青年如黃文歡、范文同都參加了這個培訓班。1930年胡志明在香港將“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改名為“越南共產黨”（之后改名為印度支那共產黨、越南獨立同盟，到1976年又改成越南共產黨）。

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是周恩來。周恩來與胡志明在法國留學時代就已經是好友，兩個故友因黃埔軍校的成立在廣州得以共事一段時間。1924年，胡志明在廣州成立青年干部培訓班時，劉少奇曾經到這個班講課。1926年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特地邀請胡志明作為越南代表用法語發言，為他擔任翻譯的是李富春。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李富春與胡志明此間的相識、共事、合作，奠定了彼此間的友誼。特別是胡志明1938年從蘇聯路經新疆到延安，為中共工作，后隨葉劍英到桂林，在桂林擔任八路軍辦事處救亡室主任，直至1941年被撤離。在中國共產黨里工作的越南人還有著名的洪水將軍，他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

正因為這些交往所積累的感情基礎，1950年胡志明被法國軍隊趕入越南西北叢林之中向中國求援時，中國政府能夠愿意支援胡志明領導的越南共產黨和越南人民軍，這也成為當代中越友好關系的一個基礎。

澎湃新聞：法國對越南的殖民統治、中國的民主革命等都是這一時期發生的重要的歷史事件，這對中越關系有何影響？

黃興球：對這一百年的中越關系史產生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我想可以談三個方面。

國際事務中對這一百年中越關系影響最大的事件是法國對于越南的殖民侵略和統治。1858年英法聯軍攻陷天津迫使清朝簽訂《天津條約》后，旋即南下到達越南，與西班牙聯手攻打越南，雖然最終得手，但戰事持續了長達三年半的時間，法國和西班牙占領西貢，1862年兩國迫使阮朝簽訂《第一次西貢條約》。

這三年中，清朝與阮朝本來可以尋機合作對付法國，可惜沒有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中越兩國被法國分而擊之，陰謀得逞。當時清朝倒不是無力對付法國，海軍可以參加作戰，陸軍也可以從北部進入越南直接參戰，主要問題是清朝內部以李鴻章為首的“主和派”意見占了上風，所以在軍事上行動不力。而越南阮朝，因其內部受到親法派的擺布，也不愿意向清朝求援，這是法國人得逞的原因之一。

第二個要說的是，中國民族革命派所發起的民主革命活動對越南的影響以及中越兩國的民主革命者之間的革命合作，前述的黃埔軍校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一個重要體現吧。

同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和越南，被殖民者慘痛奴役的歷史是一樣的。兩國革命志士尋找救國救民的心愿、路徑也基本相似。正如在上文提到的，中國和越南的民主革命者起初都到日本去學習，希望從日本找到救國的良方，將日本作為學習的榜樣。之后，在接受俄國蘇維埃革命理想的前提下，他們又群聚廣州，改組舊黨，建立新黨，集聚革命力量，以革命的手段改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

最后，日本對中國和越南的侵略。一心要學習日本的中國和越南革命者，萬萬沒有想到，富強起來的日本給中國和越南帶來的卻是戰爭的殘害。1931年日本發動“9·18”事變侵略中國到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1940年9月在越南海防，日軍大量登陸，并很快占領了越南的重要城市、港口和交通線，雖然控制越南的日本兵力僅僅35000人，但日本利用法國殖民者作為傀儡，很快就掌管了各種政權機構。

此后，日本不僅利用占領越南之機截斷了滇越公路這樣一條為中國提供戰略物資的通道，更利用越南的道路向南進攻新加坡、向西進攻泰國、緬甸，并大量掠奪越南的物產作為其戰爭物資的供應地。越南物價飛漲，民不聊生。日本侵略越南、斷絕滇越公路對中國抗戰造成極大困難，特別是在日本占領緬甸后將另一條國際通道滇緬公路一并截斷，從這個方向供應中國戰場的戰略物資再也無法通過陸路運送。之后，才有美國“飛虎隊”支援中國的事件。

二戰期間，美國軍隊與胡志明領導的“越盟”有合作，主要是“越盟”向美軍提供日本兵的情況。另外，194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主張越南獨立，這使得胡志明認為美國可能會在戰爭之后幫助越南獲得獨立，也才有了1945年胡志明致信美國總統的事。

胡志明給美國總統寫信這件事人們很少注意，但因最近越共中央總書記訪問美國，越南方面的部分人將此當作是越南與美國發展全面合作關系的一個依據——作為“國父”的胡志明早都給美國總統寫信了，現在越南同美國發展關系就不會有錯。而當下，越南發展與美國的關系多多少少會對中越關系產生聯動影響。

澎湃新聞：如何看待這一百年的中越關系？

黃興球：相對于一千年多年的中越關系史，這一百年特別重要，具有它的特性。

在這百年中，中國和越南的帝皇時代都終結了。中國的末代皇帝溥儀、越南的末代皇帝保大都宣布退位，這是中越歷史的一場巨變。幾千年的傳統要在此后被改變，人們開始接受新的政治制度、社會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動。

而近代法國人對越南的殖民占領實際上是沖斷了中國與越南的直接交往，取代了越南與中國之間的直接聯系，中法關系代替了傳統的中越關系。直到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之后，才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

這一百年的中越關系奠定了下一個中越關系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基礎。盡管這個百年中越經歷了多次的朝代更替，但是當代中越國第一代領導人之間的深厚友誼，是兩國關系未來發展的基礎。

當然，這一百年的中越關系也有其復雜性。1945年以后的中越關系，在中國方面看，不論是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國民黨以及其他政黨執政的中華民國，都與越南發生的共產主義革命并在革命中獲得政權的越南共產黨有緊密的聯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50年與越南民主共和國建交。臺灣的中華民國駐越南大使館直到1991年才降旗閉館。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都同時開展交往，一直沒有間斷過。

澎湃新聞：就當下的中越關系，這一百年的中越關系史提供了怎樣的歷史經驗？

黃興球：從中越關系的這個百年，應該看到中越兩國在外來侵略到來之時，并沒有展開雙方的合作，哪怕是淺度的合作都沒有。阮朝雖為清朝的藩屬國，但是在法國多次進逼中都未能與中國清朝及時求援。清朝起初以為有劉永福兩次打敗法國的經歷，應該可以在軍事上應付法國軍隊，雖然后來要求越、桂、滇出兵越北，時間已經太遲了。

1845-1945年的百年間，中國大陸發生了三次政權的更迭，清朝被革命軍推翻建立起中華民國，而中華民國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打敗，退居臺灣一隅。越南發生了兩次政權更迭，阮朝成為法國人的傀儡后，再被推翻，連同法國人一起先被日本侵略軍取代，后又被越南共產黨取代。兩國連續發生的政權更迭使得兩國的關系在面對法國侵略、日本侵略等重大問題時，沒有很好地合作，失去了鞏固傳統關系的機會，也失去了國家不被殖民的機遇。特別是在法國侵略問題上，具有宗藩關系的兩個朝廷各自為政，被法國人各個擊破。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教訓。

當下，新的外國軍艦又來到越南和中國的海邊，甚至海中的水下也有他們的潛艇，空中也有他們的戰機，新的圖謀中越兩國的危險勢力已經出現。如果在殖民時代是因為中越的武器不如人而吃虧，那么在全球化的這個時代，中越兩國已經具有一定戰斗力的今天，認識不到危險之將至，必將又陷入新的災難。這是1845-1945年百年中越關系史給我們的一個啟示。

另外，中越兩國革命的成功源于早期革命者在日本的尋覓，在廣州學習蘇維埃的實踐，以及革命者勇于奉獻犧牲的精神。兩國革命者“同呼吸、共命運”所達到的革命成功巨大效果，應該成為今后兩國共同的財富。

二戰期間日本法西斯軍隊從越南一方斷絕滇越公路使中國戰略物資供應受阻這件事應該讓我們體會到中越兩國唇亡齒寒的關系。盡力維護中越自胡志明、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傳統友誼，應該成為中國和越南共同利益所必須堅持的基本點。

當下，在中國實行了14年侵略戰爭的日本與在越南發動了16年侵略戰爭的美國，開展了針對整個亞太地區的行動，這兩個國家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對于自己造成的戰爭罪惡，從不道歉，更不想給予中國和越南戰爭賠償。對于這樣的無賴國家能否擔當起亞太地區的未來重任，中國和越南乃至其他亞太國家，都有理由打一個大大的問號。在“狼來了”的時候，中國和越南應該怎么行動，需要決斷。這也是1845-1945年百年中越關系史給我們的又一個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