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今天，唐人街、中餐館無疑是中國在海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載體，所謂“舌尖上的中國”，色香味俱全，最容易接觸和體驗。在伊斯坦布爾這樣一個華人并不多見的城市，突出的缺陷是沒有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唐人街”；但隨著旅游業的發展和中土兩國交往日益增多，中餐館少說也有20多家了，“龍”、“長城”、“鳳凰”等成了中餐館名稱的標志性詞匯。土耳其的第一家、也是經營時間最久的中餐館叫“王”，取自餐館老板的姓氏，在當地頗有影響。如今，由于市場競爭激烈和其他種種原因，王家餐館在伊斯坦布爾已經幾乎找不到蹤跡了，但這個餐館與中土兩國之間的歷史交往頗有淵源，值得一提。

從燕京到伊斯坦布爾：中國最早的回民留學生

王家餐館的創辦人王曾善（1903-1961）出身于山東臨清的一個回民世家，是中國最早到土耳其留學的兩位學生之一。臨清曾是北方有名的商貿城市，因大運河漕運而迅速興起，回族經濟繁榮。后來漕運衰落，王曾善的父輩遷到北京謀生。父親王葆卿曾擔任北京羊行公會會長、北京東四牌樓清真寺管寺大鄉老等職，在當地回民中頗有影響。

王曾善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后在燕京大學修習語文，同時兼修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讀書期間，他常常哀嘆于中國回教的狀況，立志“以振興回教為己任”。1922年，他曾與張兆理等人組織了中國清真教學界協進會。大學畢業后，王曾善深受小亞細亞地區民族革命成功的鼓舞，特別欽佩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的英雄行為，于是自費到伊斯坦布爾大學讀書，就讀于歷史系。當時的伊斯坦布爾大學剛剛經歷了一場現代改革，新的土耳其共和國將其確立為公立大學。在這里王曾善有幸得到著名的突厥學專家澤基·托甘（Zeki Velidi Togan, 1890-1970）的指導，翻譯了成吉思汗的傳記。

曾經，康有為在《突厥削弱記》中將晚清同奧斯曼帝國相類比，民國時期，一反此論調，國民黨人掀起了學習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的潮流。身為元老的胡漢民就曾在《民報》發表《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國軍人》、《土耳其革命》等文章，希望當時身居黨政軍最高職務的蔣介石能效法凱末爾，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1928年，胡漢民、伍朝樞、孫科等到土耳其考察政務，以“宣傳國策”、“敦睦邦交”、“取消不平等條約”為使命。正在土耳其留學的王曾善給代表團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使其“口能言，耳能聞而足能行矣”。此次考察結束之后，王曾善作為非正式代表協助溝通中土通商條約等問題。1934年，中土兩國實現雙邊關系正常化，賀耀祖（1889-1961）成為中華民國首任駐土耳其公使。蔣介石還給土耳其國父凱末爾贈送了一張親筆簽名照，至今仍保留在凱末爾陵墓的博物館里。

新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希望了解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后的諸項變革。1929年，受國民政府委托，王曾善負責調查土耳其革命后的教育方針和實施狀況，寫了《土耳其的文字革命》一文。他在文中指出，文字革命是土耳其共和國“新政中之最驚天動地引起全世界注意的”，這“并非一種單純問題”，對語言、宗教、文化、及民族心理有很大影響；其強制舉措在土耳其人看來是“魯莽從事”，但中國人卻對其政治手段的堅決頗為欽佩。這成為了當時中國對土耳其共和國最新鮮的報道。

學而優則仕：邊疆政治與國民外交

1931年王曾善自土耳其回國，憑借學識以及同國民黨要人的聯系，他很快成了一位社會名流。在20世紀30年代，他同唐柯三、孫繩武一起被譽為“回教三杰”。

王曾善重視教育，認為知識的缺乏是中國回教的一個突出問題。為此，他成立了中國回教青年學會，“以研究學術為主要目的”，并擔任該學會刊物的主編。他翻譯《古蘭經》和先知穆罕默德的傳記，并研究回教國家的歷史和現狀。深厚的學識成就了他在內政外交中的特殊地位和貢獻。

回國當年，王曾善隨另一位國民黨要人戴季陶宣慰西北，帶了十幾位新疆人到南京的中央軍校、中央政校學習。1935-1946年，因胡漢民的推薦，他成為代表回民的立法委員；期間，他以立法委員的身份到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地考察省縣自治問題。1944年，新疆發生暴亂后，王曾善跟隨張治中將軍赴新疆談判，后任民政廳長。

王曾善對新疆問題有過系統的研究。他認為，“鄰國爭相侵略，乃新疆危機之最大者”。英、日、俄三國雖然方式不同，“侵略之野心，則一無二致”。解決新疆問題的根本辦法在于“立威信，正紀綱，制止紛擾，安撫人心，施行法治，宣示公道”。關于流散在近東回教國家的新疆僑民，他則指出，“均因不明國情多所懷疑，難免有離心離德之表示”。自治被看作是處理新疆問題的關鍵。

1938-1939年的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是王曾善所做的最有影響力的一件事情。

“七七事變”后，中國回教救國會成立。因為日本人陰謀在中國西北地區成立“回回國”，王曾善等人深感有必要在回教國家進行抗日宣傳。在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的支持下，他們成立了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由王曾善任團長。該團自1938年1月從重慶出發，先到麥加參加了朝圣，后歷經埃及、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印度、土耳其諸國，于1939年1月返回。在麥加他們參加了世界回教年會；后又依次拜訪了各國國王、首相和重要大臣，開啟了中國“國民外交”的先河。

對王曾善個人角度來說，此次行程最興奮的莫過于重訪土耳其。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和奧斯曼帝國自19世紀以來的友情聯系，加之，1904年日本戰勝俄國后，土耳其對其十分景仰，于是，土耳其的抗日宣傳顯得尤為必要。時任土耳其外交部長阿拉斯（Rustu Aras）在接待訪問團時指出，兩國非但有“宗教感情”，“實有血統之關聯”。他稱贊“中國之抗戰精神，甚可欽佩”。另外，他還強調“土耳其國家非講泛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土耳其始終為東方之民族，始終為亞洲之民族也”。訪問期間，適逢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去世。訪問團特別到多瑪巴赫切皇宮（Dolmabah?e Saray?）進行了吊唁，王曾善慨嘆“回教民族失一人，東方民族失一人”。當英法諸強的國家代表都來瞻仰時，這個半官方的中國代表團無疑成為了一個特殊的身影。

王曾善指出，此次出行使近東各國人民消除了之前對中國的“隔閡與鄙視之心理”；各國的新聞界，也得以明辨是非，開始刊載“有利我國之消息”。中國爭取民族自由和獨立的革命，被認為“深合回教之真義”，從而贏得了極大的同情。訪問團結束之后，中國首先在利雅得設立領事館，保護去麥加朝圣的中國穆斯林，首任領事即訪問團的成員之一王世明。曾任副團長的馬天英（1900-1982）則組織了類似的中國回教南洋訪問團，到印尼、馬來西亞等地宣傳中國的抗日戰爭。

王曾善尤其重視中國與土耳其的外交，認為“土耳其是近東國際政治的樞紐”。1939年土耳其首任駐華公使抵達重慶。王曾善認為，這“對于我們抗戰不無小補，對于亞洲和平更有莫大的貢獻”。在陪同第二任公使訪問中國西北地區時，他還建議土耳其政府每年資助10名中國學生到土耳其留學。

從教授到餐館老板的傳奇人生

1949年，中國政局變革，王曾善沒有留在大陸，也沒有去臺灣，而是輾轉到了巴基斯坦。1955年，在托甘教授的邀請下，他帶領全家15口人再次來到土耳其，成為了伊斯坦布爾大學的第一位中文教授，譯述中國典籍上所載有關土耳其民族的歷史，供土耳其學生研究——這也是土耳其歷史學會研究民族歷史的資料來源。美國華盛頓大學的一位教授也曾邀請王曾善研究中國回教問題；然而，王曾善卻回復：“土耳其足我在世界上的最后一站”。土耳其漢學的奠基性人物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也對王曾善“倍為贊譽”。臨終前，王曾善一直在寫一本關于中國回教的著作，可惜書稿在其去世時遺失。

王曾善在土耳其遇到的一個最大挑戰即生計問題。伊斯坦布爾大學提供的微薄薪水，遠不足以養活15口人的大家庭。于是，王曾善萌生了開中餐館的想法。1955年，他先跟一個土耳其人合伙，但不想餐館在一周之內即關閉。之后，他又有過一些努力，但也不幸短暫夭折。時間比較持久的是1957-1960年他開設于塔克西姆廣場（Taksim）附近的中國飯店。

20世紀50-60年代，大部分的土耳其人還好奇于中國人細長的眼睛和不那么高聳的鼻子，要開一個中餐館可謂困難重重。各種審批程序，不但復雜，還需要通過各種人際關系來疏通。一個事情要往返幾次，常常找到辦公室找不到人，找了一家又要到下一家。一個普通的布標也要折騰多次，或者被公家沒收，或者被私人偷去。最麻煩的還是人的問題。店里的跑堂總是因為一些小的問題突然不來上班，辭職了又想回來，家里的親戚也會因為工資等而鬧矛盾。為了生計，畢業于名牌大學又曾身居政府要員的王曾善甚至不得不屈尊做跑堂，而他的語言能力竟然諷刺性地成為了一個“優勢”。

一方面有大學里的辛苦工作，一方面又忙于各種迎來送往。一個小小的中餐館，暫時貼補了家人的生計，王曾善卻也幾乎被各種瑣碎事情耗盡了他的精力。他在日記中寫道：“知感主余能忍受各種壓迫，但此已達極度。真主試驗余之忍耐力，余覺已受夠了。再增加壓迫，受不了了。”短短數語，道盡了個中辛酸。

1961年1月，王曾善在伊斯坦布爾大學上課時突然暈倒，醫治無效去世，一位在中土交往史上的杰出人物就此早早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同為回民的白崇禧將軍在給他的悼詞中寫道：“緊維先生、為時之英、篤信宗教、愛國忠貞、從政任教、中外蜚聲、順明歸真、永揚盛名”。這可謂是對其一生的精辟概括。

王家的餐館成就了伊斯坦布爾一代居民對于中國的最初印象。作為伊斯坦布爾最早的中國留學生和教授，同時也是土耳其第一家中餐館的創始人，王曾善見證了中國和土耳其在近代以來最親密、最深層的接觸。在政治的風云際會下，他離鄉背井，堅守民族大義；他的信仰、知識及人格都成為了中土歷史交往中美麗的符號。

（作者系上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土耳其海峽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