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幼年的修昔底德曾在父親帶領下聆聽前輩希羅多德朗誦《歷史》，作為西方“史學之父”的希羅多德對其父稱贊道：“你的兒子深受求知欲的感動。”如今，修昔底德身為“國際關系學科之父”備受尊崇，其作品《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被稱作“國際關系研究中唯一得到認可的經典之作”。

在其人其作面前，古典學家、政治學家、國際關系學家們也“深受求知欲的感動”，一代代學人對修昔底德做出了色彩紛呈的解讀，有的炫目，有的平實，有的深刻，有的淺薄，卻大多是從各自的時代問題出發，希冀從先賢的經典中求得對永恒主題的洞察。新近頗為流行的“修昔底德陷阱”便是此中一例。

這一概念來自于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埃里森（Graham T. Allison），他在2012年8月和2013年6月相繼于《金融時報》和《紐約時報》發表了兩篇政治評論文章，強調中美之間已經初現“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兩國領導人應避免進入這個經典的困境之中。

實際上，早在2011年初，就有另一位學者在《紐約時報》上撰文，提到中美兩國領導人都“竭力避免埃里森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說明他的這一概念早有影響。

不過，埃里森對“修昔底德陷阱”的解讀，無非是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存在著爆發沖突的危險性，它與西方學界早已有之的權力變遷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如出一轍，甚至只不過是后者的精簡版和通俗版。我們不由懷疑，這種“六經注我”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修昔底德的真意？素來以博大精深著稱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能否如穿越劇中的小姑娘一般，任由人們涂抹成現代的模樣？

讓我們回到修昔底德的著作中，看看上述三篇文章所共同引用的關于戰爭爆發的名言：“雅典人不斷變得強大這一過程及其帶給拉棲代夢（即斯巴達）人的恐懼將必然導致戰爭”。

單就此句而言，似乎與當下的中美關系的確不無相似之處——中國正在崛起，不斷變得強大，美國則對此警惕乃至恐懼。但若我們仔細閱讀修昔底德的記述、了解公元前五世紀的歷史，就自然會發現，如此的類比實在難說妥當。

關鍵一點在于，雅典的勢力早在多年之前就超過了斯巴達——后者生性保守而謹小慎微，并無稱霸希臘的野心，甚至在波斯戰爭后期主動放棄領導之責，將盟主之位拱手相讓；而雅典則借斯巴達退出之機，建立起了強大的統治權或曰“帝國”，雅典使者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之前曾如此向斯巴達人解釋自己的“強大”：

“我們獲得這一帝國并不是通過強制方式，而是因為你們不愿堅持打擊蠻族的殘余勢力，盟邦們投奔我們并自愿要求我們成為領導者；處于這樣的環境我們被迫走上了這樣的道路（發展帝國）以至于今日，迫使我們這樣做的因素，首要的就是恐懼，然后是榮譽，其后是利益”。

那么，為什么在波斯戰爭之后的五十年中，斯巴達人對雅典人的擴張并不擔憂，卻偏偏在此時，他們對雅典的日益強大心生“恐懼”，甚至使得戰爭不可避免？修昔底德本人已做了明確地回答：

“在這一時期中，雅典人不僅更為有力地控制了帝國，也讓自己的城邦具有了更大的力量；拉棲代夢人注意到了這一切，但卻很少加以阻止，在大多數時間內靜觀其變——如果不是情勢所迫，他們總是遲遲不愿加入戰爭——同時他們也被自己內部的戰爭所牽制，直到最后，雅典的勢力變得如此引人注目并開始干涉伯羅奔尼撒同盟的城邦。此時，他們無法再容忍下去，而是全心全意地要以全部力量進行戰爭，如果可能的話，要通過這次戰爭徹底打擊雅典的勢力。”

簡而言之，從實力對比而言，斯巴達并非處于統治地位的霸權國（如美國），雅典也并非處于挑戰地位的崛起國（如中國）；從雙方意圖而言，他們都無意爭奪希臘世界的統治權——斯巴達只是因為自己的根基受到威脅才有所“恐懼”，雅典則在（對波斯侵略的）恐懼和（領導斗爭的）榮譽的驅使之下接受了帝國，并為了維持帝國（利益）而必得保持擴張和戰爭。這一情境不論如何也無法被扭曲和簡化為崛起國和挑戰國之間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的文字甚至讓我們依稀感覺，雅典這個“帝國”似乎更接近今天的美國，而不是中國。的確，冷戰時期諸多政治家與學者都將美國和蘇聯比附為雅典和斯巴達，當然美國等同于雅典——民主的海權國，蘇聯則等同于斯巴達——專制的陸權國。鮮為人知的是，筆者所見資料中，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人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一詞，只不過英文是“Thucydidean trap”而非埃里森所用的“Thucydides’s trap”或者“Thucydides trap”，彼時，這自然是用來比喻美蘇爭霸的格局。美國的角色可以輕易地在雅典和斯巴達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之間轉換，這正說明，如此的歷史比附是多么輕率。

當然，埃里森教授恐怕也無意將“修昔底德陷阱”發展為一個學術概念，這就像同樣時髦的“塔西佗陷阱”以及歷史更加悠久的“柏拉圖式的戀愛”一樣，都是與原作者無甚關聯卻頗為生動和“有用”的標簽。如果說，我們的領導人在采訪中提及“修昔底德陷阱”，可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么學者們若對此趨之若鶩，則恰是落入了陷阱之中，在似是而非的歷史類比之下，既無法深刻地理解先賢的思想，又無法準確地掌握當下的情勢。

挪威學者克努成在其國際關系理論史著作中辛辣地指出：二戰之后的美國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家為了確立其學說在學術上的可信性，在對思想傳統知之甚少的情況下，卻構造出了從修昔底德到霍布斯的“現實主義傳統”或“歷史的連續性”。

不論此說是否準確，我們總是應該對“假洋古董”有所警惕，畢竟，千百年前的思想家們不會給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簡明理論，恰好吻合今天的世界現實和學術浪潮。而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式的陷阱——即被以古人之名包裝的現代公式所蒙蔽——最好的辦法便是回到文本和歷史中，充分理解其豐富性和復雜性，在此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結合對現實的洞察，達至“六經注我”的境界。正如一位英國古典學家所言：

“我們都很容易接受聽到的第一個故事，卻很難去提出足夠的問題，常常被花哨的言辭所誘騙；我們也有著揮之不去的習慣：要去做虛假的歷史類比，將理論主張誤為現實特性，忽視一部歷史和心理分析著作的復雜性，而將它縮略為專欄文章中聽起來很美的幾項光鮮原則。這是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講師，著有《人性、戰爭與正義——從國際關系思想史角度對修昔底德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