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7月，來自全球的經濟學家、商界領袖、非政府組織和政客都會聚集在法國普羅旺斯地區的埃克斯鎮（Aix-en-Provence），參加為期三天的“經濟吹風會”（Rencontres économiques）論壇。該論壇由 “經濟學界同人”智庫（Cercle des économistes Circle）組織，今年聚焦于工作性質的改變。該會議的舉辦，恰逢離經叛道的分享駕車服務供應商優步（Uber）正在法國引發激烈爭議，不可能有比這更恰當的時機了。

隨著機器變得足夠先進，足以代替人類完成越來越多的任務，今年論壇主題的選定，無疑部分是在回應人們對技術進步將造成廣泛失業的憂慮。麻省理工學院的安德魯?麥卡菲 (Andrew McAfee)指出，從歷史上看，技術革命“最終推動形成了更多、甚或是不同類型的就業機會”；但隨著機器變得愈發智能化，“這一次或許會有所不同”。

鑒于存在這種可能，麥卡菲暗示，我們或許需要重建社會，這樣，隨著智能機器提高生產率，對人工工作需要的下降就會具有增進福利的效果，如更高（以及分配更加公正）的收入和更多的閑暇時間。他的見解并非獨一無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85年前就預見到了這種可能性。

優步公司令人們得以通過智能手機應用與方便可用的司機聯絡，它正是那種推動這一轉變的破壞性企業。法國和全世界的計程車司機特別對只提供最基本服務的UberPOP（在歐洲以外被稱為UberX）怒火萬丈。因無視政府要求UberPOP暫緩提供服務的禁令，優步的兩位高級經理遭到逮捕，自那之后，優步至少是暫時終止了UberPOP在法國的運作。（譯注：UberPOP是Uber旗下的廉價租車服務，無論是否持有商業營運牌照，司機都可使用 UberPOP 接單。）

但優步展示的這種革新將不會被輕易終止。從某種程度上講，優步的軟件起到的作用，相當于數千名瓦爾拉斯式的拍賣者在局部的空間和時間中充任的角色，形成了近乎完美的價格歧視。航空公司早已在運用這種價格歧視，它們為同樣的飛行距離提供基于日期和時間的多種機票價格。但優步價格設置的獨一無二在于其即時性，其通過充分利用現代通信技術實現了這一點。（譯注：瓦爾拉斯式的拍賣者是假想中的拍賣者，可在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中幫助實現供應與需求的完美匹配。相關理論由法國經濟學家列昂·瓦爾拉斯[Léon Walras, 1834~1910]開創。）

在就業方面，優步創造的就業機會超過了它所毀掉的就業機會。這推動了效率的明顯改進，并在整體上增加了收入。即便失敗者獲得充分補償，整體上的收益——由優步公司、其多數為兼職的司機以及顧客分享——也可能遠遠超出其造成的損失。

然而，有一些實實在在的問題也必須加以應對。對參與者來講，總會有人失敗，也就是傳統的計程車司機，他們通常必須支付大筆許可費用，這樣就無法與優步的低價競爭。當破壞性的新技術出現時，這一問題總是會出現；縱然如此，技術革新及其應用的發生還是快過以往。計程車司機正被要求在數天之內而非數年之內加以適應，這樣，民主體制幾乎沒有時間去決定這些司機該得到多少補償以及這些補償該如何分配。

另一個問題是監管。計程車不但形成收入稅，還形成增值稅或銷售稅。但至少到目前為止，UberPOP軟件令增值稅無法征收。為公平起見，地方和全國當局理當要求優步公司在其應用中嵌入稅收軟件。不同于計程車司機，使用UberPOP的司機未向乘客提供保險，這一事實也意味著不合理競爭，這一問題必須加以糾正。

而且，在法國，計程車司機必須接受定期體檢和專業測試，而使用UberPOP的司機無須遵守這一規定。如同所有優步司機一樣，使用UberPOP的司機也是受乘客“監督”的，乘客在每一次用車后通過該應用來對司機進行評價。這項革新或許是有益處的，但它不能代替比如視力檢查那種真正有法律效力的測試。

最后一個與優步這種創新型企業有關的問題是，其利潤回報絕大多數到了企業領導層而非駕車服務的提供者那里。不論這種情形的出現是否合理，此類企業對日漸上升的收入不平等，進而對監管俘獲（regulatory capture）現象、媒體偏見以及選舉中的超常規影響的推動作用，是無法忽略的。（譯注：監管俘獲指的是這樣一種現象：出于維護公眾利益而創設的監管機構，被監管對象通過各種手段和方法俘虜，最終反而有利于監管對象而非公眾。）

破壞性創新能帶來巨大的效率增進，同時對社會和監管會造成真正的挑戰，優步只是一個例子。這是法國經濟部長伊曼努爾·馬克隆（Emmanuel Macron）在經濟吹風會的演講中強調的一點。而事實上，優步這種創新造成的問題少一點，因為它所創造的是純粹的就業機會；相形之下，能夠替代呼叫中心工人工作的計算機的興起，正在造成大量就業機會的凈損失。在一個民主體制中，必須以一種確保公正、不阻礙進步的方式來對抗這種破壞性技術帶來的挑戰。

無法也不應該去阻止所謂“第二次機器時代”（second machine age）的這種創新型破壞。但認為單靠市場就能善用其改天換地的沖擊力，卻是十足的蠢行——近期的全球經濟危機解釋了這一事實，這一危機的發生正源于不受約束的金融創新。眼下需要是新的社會和監管政策，這樣的政策往往需要具備全球眼光，體現適用于二十一世紀的新的社會契約。（譯注：The Second Machine Age是前文提到的麻省理工大學教授安德魯·麥卡菲與他人合著的一部書的書名，初版于2014年1月，中文版題名為“第二次機器革命”。）

（作者系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全球經濟與發展項目副主席兼主任，曾擔任聯合國發展項目主任和土耳其經濟事務部長。聽橋譯自布魯金斯學會網站，2015年7月23日發布，原題：“Is Uber a threat to democ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