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工廠大火。

1904年6月15日是個晴朗的夏日，“斯洛克姆將軍”號游船載著一千三百多名婦女兒童，緩緩行駛在紐約曼哈頓島和長島之間的東河上；船上歡聲笑語不斷，這是一次難得的郊游機會，孩子們和他們的家長準備到長島上野餐。他們都是信仰路德宗的德裔移民。這艘單缸側輪的三層蒸汽動力船，是他們花三百五十美元包下來的；船長六十多歲，很有經驗，船員二十多名，也很得力。

但是，幾乎所有人都沒有預料到，這次短暫的內河航行，會成為一段死亡之旅。開船后不到半小時，就有人發現船艙著火了，而且很快引燃了船艙里堆放的雜物和存儲的汽油。更糟糕的是，船上的滅火設備根本沒法用，大火一直蔓延到甲板，船上婦孺一片驚恐慌亂，尖叫求救之聲不絕于耳。她們將自己的孩子放進救生圈和救生衣，推下水之后卻發現，救生圈和救生衣根本浮不起來。原來，這些救生圈本來就不合格，而且在船上放了十幾年，一直沒用過，也沒人檢查，日曬雨淋，早就沒法用了。她們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孩子沉入水底，自己又不會游泳，沒法施救。最終，“斯洛克姆將軍”號因失火而傾覆，船上一千多名婦女兒童遇難，造成美國歷史上極為慘痛的非自然災難。

事故發生后，美國政府展開了詳細調查，國會還為此舉行過聽證會，傳喚相關人員到會提供證詞。與此同時，美國司法機關也積極行動起來。經過法庭調查，聯邦大陪審團決定起訴輪船公司老板、司庫與船長。最后，船長被判刑十年。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美國工業化迅猛發展的歷史階段，也是工業生產事故高發的多災多難的歷史時期。據統計，1900年前后，每五十位美國工人中每年就有一位因工作事故死亡或者傷殘。1907年底西弗吉尼亞州的蒙莫加（Monongah）礦難，就一次性奪去了三百六十多名礦工的生命，致使兩百多人失去了丈夫，一千多名孩子失去了父親。為了維護煤礦安全，保護礦工生命，避免類似事故，美國聯邦政府成立了專門的煤礦局。

在城市，由于大量新移民不斷涌入，工業生產環境同樣糟糕。十九世紀末的紐約下東區，是東南歐新移民的重要落腳點，也是當時制衣作坊的集中地。他們在公寓、樓道甚至路邊架起縫紉機，裁剪、鎖邊、拼接、熨燙，為服裝制造商和承包商賣命工作，每天工作長達十六個小時，每周工資不足五美元，而且工作安全毫無保障。

1911年3月25日下午，位于紐約曼哈頓島上一座大樓八、九層的美國女式裙衫工廠（三角工廠）發生大火，一百多名女工葬身火海，其中有些人不堪火勢逼迫，從樓上跳下或跌落摔死。這些女工，多是二十歲上下的新移民，她們懷著一個美國夢來到新大陸，沒想到卻很快夢斷新式“血汗工廠”。4月5日，死于火災的工人下葬，四十萬人冒雨送行，市民自發捐獻，支援這些工人的家庭。

火災發生后，紐約州成立專門的工廠調查委員會，舉行了長達數月的聽證會，收集來自勞資雙方的證詞，調查了近兩千家工廠。紐約州議會根據該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在兩年內通過了將近三十部法律，設定了工人的最低工資、最長工時，規定了工人的勞動條件，并禁止雇用童工。

三角工廠大火慘劇，不僅給美國留下了深刻的教訓，也成為各種政治力量推動社會改革的契機與動力。紐約民主黨借此機會，調查與暴露共和黨州政府的腐敗與無能。年輕的州議員、工廠調查委員會主席羅伯特·瓦格納（Robert F. Wagner）名聲大噪，從1920年代到1940年代，瓦格納連任美國聯邦國會參議員，前后長達二十二年之久。瓦格納是羅斯福“新政”的積極支持者，先后在參議院主持通過《全國勞工關系法》《社會保障法》和《公共住房法》，被譽為美國勞工保障立法領域的先驅者。

三角工廠大火期間，以大城市的貧困和食品安全問題為研究對象的年輕社會工作者弗朗西斯·珀金斯（Frances Perkins），剛剛從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政治學碩士學位，正好在曼哈頓工作。她親眼目睹了火災悲劇，從熊熊大火中跌落的女工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大火之后，她放棄了在紐約消費者聯盟的職務和工作，出任紐約市安全委員會負責人。她與瓦格納相互配合，在州議會率先通過了縮短工時的每周五十四小時工作法。1929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出任紐約州州長后，任命她為紐約州勞工部門負責人，她開始在紐約州推動失業保險立法，并積極保障婦女兒童權益。

1933年，羅斯福進入白宮后，珀金斯隨即出任聯邦政府勞工部長，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性內閣部長。在華盛頓任職期間，她繼續與瓦格納通力合作，救濟失業，調和勞資關系，緩和罷工風潮。

珀金斯成長的年代，正是美國勞工狀況惡劣、勞資關系緊張的時代。三角工廠大火中喪生的女工，很多都曾參加1909年底的紐約制衣工人大罷工。1909年11月22日，位于紐約的國際女裝制衣工協會（ILGWU）二十五分會召開大會，商討大罷工。身材瘦小但是富有斗爭經驗的烏克蘭猶太裔移民克拉拉·萊姆利奇（Clara Lemlich）走上講臺，她號召與會的工人宣誓罷工，斗爭到底。隨后，工人組織起糾察隊，到工廠門口阻止工人上班。罷工人數很快增加至兩萬人，大約有五百家工廠受到影響。

為了應對工人罷工，工廠主也行動起來，他們說服法官，以破壞生產的罪名逮捕了工人糾察隊成員，有些法官還提出了高額保釋金要求，故意給貧困的工人出難題。好在這個時候，一些同情工人處境的上層社會婦女，提供了十分及時的幫助。實業大亨范德比爾特的前妻阿爾瓦（Alva Belmont）在法院門口守了一夜，終于等到罷工工人走上法庭，她以自己在麥迪遜大道的豪宅做抵押，為每個工人繳納了一百美元的保釋金。此舉在美國新聞界引起轟動。在此之前，她還曾包下跑馬場露天劇場，召集社會各界人士七千人開會，聲援工人罷工。紐約市的各界名流幾乎都來捧場，《時代》周刊還將此次集會的照片放上了雜志封面，并加上“為女工罷工鼓與呼”的標題。

實際上，阿爾瓦的訴求與罷工工人并不相同，她希望早日實現男女平等，尤其是平等的選舉權；但這并不影響她利用女工的罷工運動，將社會各階層的婦女團結起來。

與阿爾瓦一樣，金融巨子J. P. 摩根的寶貝女兒安妮·摩根也十分同情罷工女工。罷工期間，摩根主動邀請罷工領袖到自己的俱樂部（殖民地俱樂部）午餐，傾聽她們的呼聲與疾苦。她還現場募捐，為女工籌集了數千美元。

在阿爾瓦和安妮等社交名媛的帶動下，紐約的上層女性還借出了當時非常稀罕的小汽車，為女工組織汽車巡游。這些打破社會階層的舉動，吸引了眾多媒體的目光，大大鼓勵了1909年的制衣工人罷工。

中國人常言，多難興邦。這句出自《左傳》的名言原文為，“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以此觀之，美國歷史可謂其真實寫照。工業化時期，美國的災難不可謂不多。災難之后的各種社會力量之活躍，也令人嘆為觀止。為了銘記三角工廠大火的慘痛教訓，美國的各種社會組織甚至聯合起來，組建了“銘記三角工廠大火聯盟”（Remember the Triangle Fire Coalition），并在2011年召集了三角工廠大火百周年紀念大會與紀念游行，美國勞工部長和紐約市長以及各界名流，都到會演說。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只有銘記災難，讓社會各界都參與到災難的調查與紀念活動中來，才能最大程度地從災難中汲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如果悲劇不再重演，災難不再深重，興邦之路也會平坦很多。由此可見，多難和興邦之間，并不存在正相關關系。相反，一個國家如果總是多災多難，要么是治理能力有待提升，無法有效預防與控制災難；要么是不懂得銘記歷史教訓，無法避免災難重演。無論是治理能力缺陷，還是歷史記憶衰弱，無疑都會阻礙民族復興和國家強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