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答辯”是一個圍繞歷史類新書展開對話的系列，每期邀請青年學人為中英文學界新出的歷史研究著作撰寫評論，并由原作者進行回應(yīng)，旨在推動歷史研究成果的交流與傳播。

本期邀請香港理工大學研究助理教授張赟與兩位年輕學者一同討論其新著《從社會性別看婦女問題：早期中國期刊中的男性、女性與書寫》（Engendering the Woman Question: Men, Women, and Writing in China's Early Periodical Press）。本文為張赟對兩篇書評的回應(yīng)。

Engendering the Woman Question: Men, Women, and Writing in China's Early Periodical Press（《從社會性別看婦女問題：早期中國期刊中的男性、女性與書寫》），Brill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

感謝兩位書評人對拙作進行細致而周密的閱讀與審視，她們提出的極富挑戰(zhàn)的問題及洞見讓我感佩并獲益匪淺。她們提出的一些關(guān)鍵問題也是我在寫作本書時一直思考的問題，所以在對書評進行回應(yīng)之前，我想先闡述一下我的寫作初衷和主旨。

“兩性公共空間”是我在書中提出的一種閱讀和檢視近代中國女性期刊的新途徑和方法論。近代女性期刊研究是近年來一個方興未艾的領(lǐng)域，無論從編纂或者專著研究的角度講，成果都頗為豐碩。閱讀這些期刊的方法也日益多樣化。例如，曹曉華老師就已提到，季家珍（Joan Judge）、梅嘉樂（Barbara Mittler）和賀麥曉（Michel Hockx）在其共同主持的近代中國女性期刊研究項目中，提出了橫向、縱向、整體、定點 （horizontal,  vertical, integrated, and situated readings）等四種種閱讀方法，將報刊材料視為重要史料庫去重構(gòu)晚清至民國早期紛繁復雜的政治文化史、日常生活、印刷媒介、以及視覺經(jīng)驗等各個面向（Joan Judge, Barbara Mittler, and Michel Hockx, ed. Women and the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 A Space of Their Ow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然而回歸到女性期刊本身，或者說如何將這些材料視為研究主體，而不僅僅是作為一面透視廣闊歷史的棱鏡，當前并沒有很好的系統(tǒng)性研究。這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女性期刊是一種多作者的 （multi-authored）、多聲部的（multivocal）、具有很強異質(zhì)性（heterogeneous）的印刷文類。縱觀晚清至民國早期近百份女報，其類別之多樣、內(nèi)容及主題囊括之豐富，讓人很難一言以蔽之對這些期刊作出一個精準的定義。而我們通稱的所謂“女報”、“女性期刊”，可能除了題名里共有的“女子”、“女界”、“婦女”等字樣，很難窺見女性期刊之間的其他共性。因為女性期刊可能并不是女子編輯或單單由女性執(zhí)筆，而閱讀這些期刊的讀者也不一定僅為女子。甚至在一些少數(shù)僅有的完全由女子編輯和撰稿的女報，男性的痕跡也不能完全抹去。于是，界定“女性期刊”這個類別成為一項棘手的工作，經(jīng)常被化約為“關(guān)于女子的刊物”。

運用“兩性公共空間”這一視角進入女性期刊，我認為是一種解決以上困境的可行的方法。誠如曹曉華老師所精準概括得那樣，本書提倡的性別視角并非只是想凸顯女性的主體性，也并非只想梳理不同女性期刊之間編者和作者的性別不平等問題，我想強調(diào)的是在女性期刊承載的“兩性公共空間”中不同性別之間的產(chǎn)生互動、交流和張力。女性期刊確實處在以男性精英知識分子主導的知識傳播體系和文化脈絡(luò)之中，但男女知識分子們共同勾勒和界定“兩性關(guān)系公共空間”的話語版圖。當然，這種共同界定是在動態(tài)的關(guān)系中進行的，并非總以一種二元對立的 “男性主導—女性反抗（修正）”的模式進行。恰恰相反，在這些刊物中，很少看到男女知識分子直接加入論戰(zhàn)，雙方之間發(fā)生話語激烈碰撞的情形，更多時候我們看到的是女性知識分子們?nèi)绾芜x擇策略性地改寫或者挪用男性主導的敘事，或者干脆直接書寫她們自己性別化的經(jīng)驗和敘事。這些敘事極少直接批判或者針對男性書寫，但卻間接地威脅、削弱了男性的話語主導地位。

談到“性別化書寫”，曹曉華老師提出了一個很好的有關(guān)“男性化書寫 （masculine writing）”與“女性化書寫（feminine writing）”的問題。性別化書寫并非基于寫作者的生理性別。如曹老師所言，女子刊物中，尤其是詩文等領(lǐng)域不乏男子作閨音、女子用中性筆法書寫的情況。我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也注意到這一問題，但由于選材的緣故，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我在書中沒有很詳細展開。本書選材主要取自政論性文章，這類新式報刊體是帝制時期的政論文體與近代西方社論體的結(jié)合，多用于討論時人公共和政治生活中的熱點話題。這種新文體的出現(xiàn)讓女性知識分子得以直接從自身性別視角討論公共領(lǐng)域內(nèi)諸如國家和性別議題的機會，也賦予她們與男子等同的書寫權(quán)威，而不必擔憂自己的聲音是否過于陰柔、不夠雄健。同理，寫作政論文的男性知識分子即使站在為女子發(fā)聲的立場寫作，代女性設(shè)辭，他也很少以假托女子的口吻和身份進行。例如，邵飄萍在使用“飄萍女史”這一筆名撰寫的政論文中，他從男性知識分子的立場去訓誡女子的態(tài)度是顯而易見的（詳見第五章有關(guān)女學生的討論）。

而本書選取的一些非政論性文章（比如第四章有關(guān)婦女衛(wèi)生的論題以及第五章的女學生自述），我衡量女性化書寫的方法是依據(jù)文章展現(xiàn)出來的明顯的女性經(jīng)驗。這類具有特定性別指向的書寫在民國早期的商業(yè)女子刊物中“實驗談/經(jīng)驗談”這一文類中得以最直接、最完整地體現(xiàn)。“實驗談/經(jīng)驗談 （discussing real-life or personal experience）” 為一種新式文類，脫胎于20世紀初期日本興起的一類用于表達實際經(jīng)驗和經(jīng)歷的寫作。 商業(yè)婦女期刊如《婦女時報》、《婦女雜志》中經(jīng)常可見“實驗談/經(jīng)驗談”為題或者內(nèi)容涉及具體個人經(jīng)驗的文章，由于這些文章蘊含的明顯女性化的身體及心理經(jīng)驗，我認為這些書寫者應(yīng)皆為女子。例如，我在書中提及，《婦女時報》中有一位化名 “秋萍”的作者，發(fā)表了一篇題為《產(chǎn)婦之心得及實驗談》的文章。作者開篇即云“我就見聞所及，并得諸友人所談?wù)撸s記之”， 隨后秋萍以細膩、充滿同情的筆觸描繪了同窗好友不幸難產(chǎn)而去世的經(jīng)歷，進而運用現(xiàn)代的醫(yī)學知識闡述生育的重要性。當然，必須看到的是，《婦女時報》中亦不乏男性書寫女子生育的文章。比如，當時著名的產(chǎn)科醫(yī)生瞿鈞就撰寫了多篇關(guān)于女子衛(wèi)生、月經(jīng)處理以及生產(chǎn)（包括產(chǎn)前及產(chǎn)后）護理的文章。雖然瞿鈞與秋萍的文章都大篇幅涉及專業(yè)現(xiàn)代醫(yī)療知識和建議，但瞿氏的筆調(diào)更為冷峻，從未涉及女子的個人或直接經(jīng)驗，明顯有別于秋萍的“實驗談”寫作。可以想見，這些有特定性別指向的身體經(jīng)驗的表達和書寫是不會出現(xiàn)在唱閨音的男性書寫中的。

1916年《婦女雜志》中一個女作者繪制的預(yù)產(chǎn)期計算輪盤（pregnancy wheel）

運用“兩性公共空間”這一視角，本書還試圖找出一條可以連貫分析清末民初不同類型女報和期刊的研究方法。本書選取的四種不同類型的女子刊物分別代表了 “兩性公共空間”展現(xiàn)出來的四種形態(tài)：1898的《女學報》這份改良女報展現(xiàn)的是一種女子為主編主筆、男性知識分子作為幕后策劃人、出版者和經(jīng)營者的公共空間形態(tài)；女權(quán)主義報刊如1904年《女子世界》、1907年《中國新女界雜志》、1907年《天義》里的“兩性公共空間”形態(tài)則是圍繞“女界”這個概念建構(gòu)而成——男性知識分子在國族主義的脈絡(luò)中創(chuàng)造了“女界”這個概念，女權(quán)主義作者們則反復、連貫地對之進行改寫、挑戰(zhàn)、拒絕直至推翻重建；“兩性公共空間”的第三種形態(tài)在兩份由滿族知識分子創(chuàng)辦的女報中得以體現(xiàn)，即女性知識分子是如何建立明顯有別于男性知識分子的論述，并且在一些少數(shù)場合直接公開批評男性話語；民國早期的婦女商業(yè)期刊中男性作為編者的能動性及他們行使的話語權(quán)以及女性作為作者的主體性之間的張力和角逐形塑了 “兩性公共空間”的第四種形態(tài)。

以“兩性公共空間”為經(jīng)線，四類不同的女性期刊為緯線，便可粗略鉤織出男女知識分子在清末民初書寫婦女/女子問題 （the woman question）這一關(guān)鍵議題所涉及的一系列重要主題。這些主題涵括才女文化、女子教育、女權(quán)主義、民族認同、女子衛(wèi)生以及女學生等方面。遵循這一研究和分析思路，我發(fā)現(xiàn)有關(guān)女子問題的書寫是帶有特定性別指向的。當然，如前所述，性別化書寫并非總是遵循“男性書寫主導—女性書寫反抗”的二元模式，正如四種“兩性公共空間”所示，兩性書寫充滿了張力和博弈，而這一復雜的過程卻展現(xiàn)了女性書寫者試圖以各方式去擴展她們在以男性文化為主導的知識生產(chǎn)空間中的論述和話語權(quán)威所作出的持續(xù)不斷的努力。雖然她們依然是屬于少數(shù)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知識分子，但是她們?yōu)樽屌榆Q身公共話語空間，成為這一空間合理、合法的繪制者和界定者所作出的嘗試和功績不可抹滅。

曹老師與林存秀老師都提出了關(guān)于這些女性書寫帶來的實際傳播效力和啟蒙功效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問得特別好，涉及到期刊的閱讀受眾和女性書寫的影響力等問題。清末發(fā)行量最大的《新女界雜志》單期最好的銷售量為5000份左右，民初的《婦女雜志》每期刊行量最高的時候可達幾萬份，這些刊物的讀者男女兼有（《婦女雜志》每期最高的發(fā)行量約萬份，但由于當時一份報紙供幾人傳閱的風氣，其實際讀者數(shù)可能要翻上幾番）。誠然，這些期刊的女性讀者數(shù)量不多，而能夠直接觸及的下層婦女數(shù)量可能更加有限。但我并不認為這便可得出這些刊物啟蒙功效和傳播效力有限的結(jié)論。如前所述，這些刊物的誕生為女性提供了一個在公共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生活、以及性別問題等領(lǐng)域發(fā)聲和創(chuàng)作的寶貴試驗場。啟蒙確實主要是意味著上層精英的聲音“向下”伸展，但是一些新出現(xiàn)的如新式女子教育、女子權(quán)利、女子國民等論題即便對受過傳統(tǒng)精英教育的才女閨秀也依然是新鮮的。她們亦是被啟蒙的對象。更加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早期女性期刊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問題在五四時期有關(guān)“婦女問題”的討論中得以復現(xiàn)，可以說是間接地促進了王政所言的五四啟蒙運動中新一代女性的誕生與成長（見Wang Zhe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我十分贊同曹老師所提到的要考慮到啟蒙路徑復雜性的問題。以1898《女學報》中關(guān)于書寫體例的文白之爭為例，主編薛紹徽關(guān)于使用白話文的倡議，緣于她已意識到女界在當時國族主義話語框架下已逐漸被男性知識分子建構(gòu)為一個矛盾體。一方面，梁啟超等改良知識分子認為整個女界是蒙昧無知的、需要被改造的客體，另一方面女界又被認為是可以從根本上締造新世界的主體。在這群男性知識精英的筆下，無論才女閨秀抑或是下層婦女都是被批判的對象。薛紹徽顯然對這種將女子與國族興盛建立因果聯(lián)系的言論不滿，如我在書中第一章所示，她一方面為才女文化正名，另一方面提倡白話書寫，亦認為有必要同廣大女界聯(lián)合起來。雖然以白話文書寫的提議未能完全付諸實踐，精英知識女性的身份認同卻逐漸發(fā)生改變——從階層認同走向性別認同。我在書中第二章對女權(quán)主義刊物中“女界”的分析充分展現(xiàn)了這種轉(zhuǎn)向。在這些女權(quán)主義刊物中，女性的書寫策略發(fā)生了很大變化。白話寫作大量涌現(xiàn)，被用在演說、史傳、甚至是社說等專欄中。在這些留日女學生的女權(quán)書寫中，白話寫作不再是為了宣揚民族主義這一功利性目的的工具，也不再是一種僅限于下層社會和婦女的文體，而是被發(fā)展為一種有效宣揚女權(quán)觀點和言論的的帶有性別指向的書寫策略和方式。1898《女學報》中裘毓芳、康同薇等改良知識女性對白話寫作的疑慮在這群女權(quán)主義書寫者筆下煙消云散。

1898《女學報》

曹老師提出的“許多清末民初的中國女報人，在文言和白話之間更加偏向于文言，其背后涉及更深層的近代語言轉(zhuǎn)型”這一觀點，我深以為然。她進而認為，1898《女學報》的女作者偏向文言的寫作實踐，是由于“她們無意中繼承了父權(quán)文化中的文言‘權(quán)威’”，而非源自我在書中提出的這些改良精英知識女性“身份認同更偏向精英男性階層”這一觀點。事實上，我這一論點的提出，是結(jié)合了當時女學報的主編主筆們關(guān)于“文白之爭”這一具體語境。當時薛紹徽等人已經(jīng)明確意識到運用白話寫作，可以啟蒙下層女性，而男性知識分子對整個女界的批判，使得她們認識到要聯(lián)合廣大女子，因為她們也是“女界”中的一分子。然而她們又認為在階層上她們其實與批判女界的男性精英其實是一致的，加之她們身上深厚的“才女”文化熏陶和以及這一傳統(tǒng)代表的明顯階層烙印，讓她們很難真正做到認同廣大女界。所以我認為她們對上流階層的認同，與精英男性的階層認同一致。但即便絕大多數(shù)主筆依然用文言寫作，《女學報》中還是出現(xiàn)了一個純熟運用白話體寫作的女作者潘璇。可見，由寫作帶來的認同轉(zhuǎn)向在中國女報初生之時便已萌芽。

曹老師還提到了我在書中所談皆為一些比較著名的女子期刊，較少引征其它“小”材料的問題。對于這一處理材料的方式，我想從以下兩個方面作出解釋和補充。首先，我認為雖然對研究者而言，有些女子刊物可能確實已經(jīng)耳熟能詳，但并不意味著不能從這些“大”材料中探究新問題。以我第二章中對“女界”的探討為例，雖然學界對《女子世界》《中國新女界雜志》《天義》這三份女報分別都有很詳盡的文本細讀研究，但當前并未有研究注意在這三份刊物中，“女界”這一概念的復雜意涵以及“女界”作為一個有效分析范疇的重要性等問題。以“女界”作為分析范疇，可以重新審視二十世紀初期的民族主義和女權(quán)主義、女子與國族之間的復雜關(guān)系等議題。第二個原因依然與我寫作本書的初衷有關(guān)，我試圖找出一條可以連貫分析不同類型女子刊物的新途徑，而非僅專注一份刊物并以此作輻射和延伸。我認為這樣做可以避免僅以專注一份刊物帶來的枝蔓過多等問題，當然也會不可避免地失去一些有趣的材料。曹老師提了一個很好的建議，她提到運用更多的、甚至互為矛盾的資料去梳理和展現(xiàn)“女界”這一概念的多面性，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可供后續(xù)研究的視角。

我提出的“兩性公共空間”研究方法，是試圖對清末民初的幾個重要類型下的主要女報和期刊進行較為系統(tǒng)的研究和重新解讀材料的一次理論和方法論嘗試。之所以強調(diào)“兩性公共空間”，目的是為了凸顯性別與國族議題交織下兩性書寫之間展現(xiàn)的互動和張力，確實，我們應(yīng)該避免以目的論的視角去從歷史文本中強行搜尋女性的能動性，但也不能任由這些幽微的、艱難的女性意識和主體性凸顯的時刻掩埋在歷史的洪流中。最后，我要再次感謝兩位書評人的寶貴意見和批評，期待廣大讀者的批評與指正。

《婦女時報》第一期封面，1911

在我們的后續(xù)討論中，曹曉華老師提及，晚清白話文報刊資料中存在男性作者模仿女子口吻進行如演壇、白話演繹這類貼近白話的書面寫作的情況。曹老師指出， 這類白話政論文寫作的一個明顯特點是，男性主動用白話討論女性議題；改換人稱，用敬告姊妹們或者我的姊姊妹妹們，虛構(gòu)出一種集體身份；有意使用方言詞、語氣詞，用一種聊家常的口吻而不是說教的方式行文（參見曹曉華《晚清白話報章與現(xiàn)代女性意識的萌芽（1898-1911）》，即出）。曹老師提供的材料和視角對我們從更廣闊的晚清白話文書寫的大背景下去看待白話文與性別化寫作這一議題十分有裨益。從曹老師提供的視點出發(fā)，或許有更多論題可供討論和發(fā)掘，例如，男性用女性化口吻進行白話書寫的情況有多普遍，主要涉及的關(guān)于女子問題的議題有哪些，討論有多深入，在這些書寫中是否體現(xiàn)出明顯的認同女性的傾向（除去行文開篇經(jīng)常引用的“同胞姐妹”稱呼之外）？

以本書選取的材料來看，我認為晚清女子報刊中女性白話政論文寫作已經(jīng)達到一個較為成熟的高度。以《中國新女界雜志》為例，女作者們比較純熟地運用白話文深入討論男女平權(quán)、女子國民等議題，有些作者甚至能用具有文學性的白話語言去演繹和書寫女子傳記。在她們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強烈的女性集體身份認同或者是一種締造新的女界身份的強烈愿望（更詳細的有關(guān)晚清女報中女子白話文書寫的討論，參見拙文 “Feminism in the Vernacular: Baihua Writing, Gender, and Identity in Late Qing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45, no. 1 (2020): 85– 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