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答辯”是一個圍繞歷史類新書展開對話的系列，每期邀請青年學人為中英文學界新出的歷史研究著作撰寫評論，并由原作者進行回應，旨在推動歷史研究成果的交流與傳播。

本期邀請香港理工大學研究助理教授張赟與兩位年輕學者一同討論其新著《從社會性別看婦女問題：早期中國期刊中的男性、女性與書寫》（Engendering the Woman Question: Men, Women, and Writing in China's Early Periodical Press）。本文為山東女子學院副教授林存秀對該書的評論。

1911年第2期《婦女時報》封面上，刊登了一副女學生的圖像。畫面中的她正在戶外，身著時髦的菱形方格圖案制服，回眸直視。（圖1）這表明女學生變成一個觀看的主體，而不是被凝視的對象。和晚清相比，民國女學生更加大膽。1907年《新奇畫報》上一副“女子走馬”的插圖，騎馬的女學生被圍觀。她卻顯得低眉順眼，有些驚慌失措。（圖2）

圖一

圖二

圖一的凝視者雖然沒有出現在現場，但卻是在場的。凝視者可以是路人，也可以是雜志的讀者。看與被看，評論與被評，書寫與被寫，代表著男女兩性在公共空間的話語權力競爭。張赟教授的新書《從社會性別看婦女問題：早期中國期刊中的男性、女性與書寫》，通過對晚清民初女性報刊的細致考察，展示一個混合的社會性別公共空間的形成，揭示了女性作者對男性書寫的商榷、挑戰、乃至顛覆，她們的書寫修正、改寫和重建了“女界”的涵義，進而在更廣闊的視域內，建構新型中國女性氣質。

近些年來，隨著期刊雜志的數字化，獲取資料更加便捷。數字化使時間軸可以與人物、空間、事件交叉，揭示歷史的多重面向和復雜關系。但是僅僅依靠關鍵詞是不夠的，還需要對雜志有全面了解，這自然是一件艱苦和“傷眼”的工作。本書作者無疑是對晚清民初的女性雜志做了地毯式的爬梳。

本書選取的重點女性期刊有八種四類，有政治性的也有商業性的。而這四類期刊的內容也各有側重，分別涉及晚清民初的女性問題，如女子教育，性別、民族與種族的交疊，衛生健康觀念和身體，女學生等。本書在序言中指出主旨有三，第一是混合的社會性別公共空間；第二是晚清民初重要的女性問題；三是對女性期刊這一近代新興傳播媒介的研究。最核心的問題，即混合的社會性別公共空間的存在和“女界”的流轉。

全書分為五個章節。第一章，《女學報》和女子教育問題。在晚清民族救亡背景下，男性精英站在功利主義立場，崇尚西式女子教育，完全否定中國獨有的“才女”文化和女教傳統。對此，女性精英并不完全認同，她們為才女文化辯護，并繼承和發展既有的文學形式，在面向公眾的第一本女性雜志上發聲，展示其公共話語權。第二章，對“女界”這個概念進行知識譜系的梳理，主要通過三份雜志，即《女子世界》《中國新女界雜志》和《天義》。這三份雜志層層遞進地展示了“女界”這一詞語的出現和演化的過程。第三章，對晚清滿族惠興女士殉學事件的考察，主要依靠《惠興女學報》和《北京女報》。滿族男性精英將自己對種族身份和現實處境的焦慮，投射到女性問題上；而滿族女性書寫者，則認同和漢族姐妹一樣的“第二性”性別身份。

第四章，衛生學與商業女性雜志。時間段基本轉到民國，《婦女雜志》和《婦女時報》是上海兩份影響最大的商業女性雜志。這兩份雜志上充斥著關于賢妻良母，衛生觀念和健康問題的討論。對此，男女書寫者的著重點有所不同。男性傾向于通過現代的科學衛生話語，想象衛生的現代化，和建構賢妻良母。而女性作者則通過衛生這一現代的話語體系，創造關于女性健康和身體的認識論。第五章，關于女學生的討論。正如本書開頭所示，從晚清開始，女學生就成為政府規訓、知識精英討論和大眾凝視的對象。晚清對女學生的討論，從好奇到批評。民國時期的女學生，敢于在公共場域回望，成為1930年代之“新女性”和“摩登女郎”的前身。她們這種行為造成對固有社會秩序的僭越，也招致了批評和詆毀。

Engendering the Woman Question: Men, Women, and Writing in China's Early Periodical Press（《從社會性別看婦女問題：早期中國期刊中的男性、女性與書寫》），Brill出版社，2020年3月

一 、“女界”概念與公共空間

晚清民初是一個新詞匯不斷涌現的時期，學界也開始關注關鍵詞的研究，例如“群”“社會”“文明”等概念，包括本書所涉及的“女界”與“衛生”。概念的背后，表現了一個時代新思想的出現和社會文化的變遷。本書雖然沒有直接指出以概念史為方法，但實際上運用了這種研究理念。“女界”概念的變遷貫穿本書全文。

“女界”是一個新發明的詞匯。1903年，金天翮首次使用這一術語，用來警示和啟蒙中國女性，男性精英所定義的這一詞語，是女性作為一個受壓迫和被奴役群體的指稱。其后幾年被媒體廣泛使用。《女子世界》是1911年之前發行時間最長的女性雜志，由晚清上海的自由派教育家、記者，還有南社成員柳亞子等創辦。它基本是一個男性主導的雜志，只有兩個欄目留給女作者，但是女性作者依然有效地利用這一空間，進行意義的改寫。第二章所論及的三份雜志中的“女界”概念，層層遞進。

《女子世界》討論最熱烈的，當屬“國民之母”。《女子世界》男性撰稿人，高高在上地批評女性的奴隸地位，呼吁女性的愛國主義觀念，培養女性為合格的“國民之母”。這一觀點的提出，將婦女解放置于民族國家敘事之下。但是國民之母的提出，也給女性擺脫被奴役的地位，爭取平等以合法性。女性作者借助這種合法性，對男性觀點提出挑戰。她們指出，男性從來沒有承認自己恰恰就是女性的壓迫者，女性所遭受的奴役直接和男性相關。

《中國新女界雜志》中，將“國民之母”轉化到“女國民”。此雜志是在東京的女留學生創辦的，這是1907年左右影響最大的女性政治出版物。《中國新女界雜志》致力于建構一個“新的”和“自己的”女界。她們指出，中國女性根本的問題是教育，教育亦是強國之本，她們也并不排斥女性應該為國家富強作貢獻。她們選登西方女杰的傳記，但是與《女子世界》完全服膺西方不同。所選取的是在民族獨立中做出貢獻的西方女杰，并通過與花木蘭的比較將之“中國化”。通過這種改寫，也將花木蘭“世界化”，從之前強調為父盡孝，變成在公共領域的壯舉和豐功偉績。她們要建構的中國新型女性氣質，有兩個目標：一是女國民；二是超越儒家教條而放眼于世界。從“國民之母”到“女國民”的身份轉移，顯示了從重視強健的子女培養到強調女國民自身的培植。

何震創辦的無政府主義報刊《天義》，則完全打破了女性解放和民族主義之間似乎是不可斬斷的因果聯系。無政府主義的理念認為，長期以來男性把女性當作私有財產和玩物，強調只有通過經濟革命和女子革命，才能獲得真正的婦女解放。（頁84）她們也指出，性別制度是歷史性的，女性受奴役不是因為其劣根性。女性不但不應該為民族國家的積貧積弱負責，恰恰是受害者。

“女界”不斷演變，最初被男性民族主義者用來指婦女群體，作為一個批判的詞匯出現。其后，這一詞語被女性主義者挪用，表達自己的訴求。作者也強調女界概念變遷，是發生在混合性別公共空間之中，是男性和女性精英書寫者互動的結果。一方面，男性是女性運動的提倡和發起者，為女性在公共空間的發聲提供合法性；但同時他們無法擺脫自身性別視野造成的局限。女性在公共媒介的書寫，與男性協商、競爭，形成自己的話語權力。“女界”變成一個可見、可感的共同體，并且促發了真實的社會行動。在第三章和第五章，在種族和日常生活層面，仍然有“女界”疆域的不斷被拓寬。

二、現代性與女性文學傳統

關于現代性問題，學界指出西方中心一元現代性的霸權敘事，以一種東方主義的姿態，和普世的進步主義及達爾文社會進化論，將中國文化貶低為落后和野蠻，取消其獨特性。晚清時期改良主義精英，落入了這種現代性的陷阱。就女子教育問題，完全推崇西方教育方式，而對才女文化和女性文學遺產一概否定，認為只是吟風弄月。

以《女學報》為中心的女性群體，對才女文化和女性遺產加以辯護。學報主編薛紹徽的言論最具代表性。薛廣闊的視野和對女性文學傳統的熱愛，使她能夠比較自覺地維護中國女性文化之獨特性，對功利主義的女性教育提出評判，對女子教育完全和盲目倒向西式，表示警惕和懷疑。這種意識，在今天看來，無疑是具有前瞻性的。

《女學報》顧名思義與女學相關。1897年，經元善創辦女子學校，《女學報》亦發起并成為女子教育和改良主義的喉舌。這是一個由政府官員、改良派知識精英、記者，和西方傳教士組成的機構。（頁34）學報由男性提供經濟支持，但編輯皆為改良派精英女性。她們意識到自己在公共空間發聲的意義，并有意識地避免使用“閨秀”等字眼，否定男性精英為自己的命名。通過報紙的傳播，將之前僅僅局限于閨閣之內的交流傳達出去。《女學報》發表讀者來信，形成一個文學網絡。她們還成立了女學會，女學會不同于明清時士紳家庭知識女性之間的詩歌結社。學會成員一度達到一百多人，成員多為活躍在新聞和出版印刷界的女性。她們具有促進女性教育的意識，而不是把注意力僅僅放在詩歌本身的文學價值上。傳統上的女性文學，被看作是避風港，心靈的慰藉。但此時，女性寫作并非僅僅是個人情感的表達，而是形成一個以論說題材為主，有讀者群回應的“學術”共同體，實現從私人向公共空間的轉變，也挑戰了傳統儒家“內言不出于閫”的規范。不僅如此，她們還使用“論”與“說”這種男性經常使用的文體方式，發明新的“實驗談”方式，確立在公共空間的話語權。（頁24）

梁啟超在《論女學》一文中，對“才女”提出嚴苛的批判，勾畫出清末改良派以民族主義為主導的女子教育主張。梁啟超的嚴肅批評，是為了其民族主義議題服務，這種過于修辭化的描述，并沒有客觀描繪女性的歷史。嚴復也曾撰文，批評女性不事生產，只是“取利”不能“生利”。這種試圖抹殺中國女性文化傳統，把中國女性作為單純受害者的做法，一直持續到五四時期。女性的文化傳統不僅被忽視，其經濟和社會貢獻也同樣被忽略。

男性精英的批評，引發某些女性讀者的共鳴，也引起了不同意見的討論。薛紹徽暗中批評女性是寄生蟲的說法。她在文章中極力稱贊魏晉時期的才女謝道韞，三國時期的知名女畫家，可以說是對梁啟超《論女學》中極力稱贊西方女性的回應。薛對自己的“才女”身份有清醒認知，其對“才女”的強調，不僅是接受古典教育的結果，也是有意識地拒絕成為東西方文化差異的犧牲品。

在西方現代性霸權敘事下，東方或者中國都被封存在“傳統”和過去的時間里。作者也指出，這種對古典女性“賢媛”的援引和追溯，實際上表明了晚清女子教育的兩條線索，古代女子教育，和西方現代女子教育，兩者之間存在矛盾。（頁47）這里我們會追問，薛紹徽的女子教育主張，和之后清政府改良推行的女子教育有何區別？在清政府1907年設立女子教育系統后，教科書仍然都是傳統的女教教本，例如《內則》《列女傳》等。（頁161）其實背后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那就是當我們提出女性傳統的時候，我們回頭要建構和尋找的是什么？

三、民族、種族與性別

晚清民初是民族主義形成的時期，民族和種族矛盾也開始尖銳化。對滿族精英來說，隨著形勢的發展，越來越對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感到焦慮，并把這種焦慮投射到女性形象的塑造上。晚清惠興女士自殺殉學的故事，被不同地域、不同出版物、不同作者再現，體現了復雜的民族、種族和性別問題的交織。第三章給我們展示了不同的故事版本。

對于惠興的自殺殉學，南方報紙一開始保持緘默。尤其是上海報刊雜志，都和東京有聯系，而東京是革命派的大本營。他們持反滿態度，對惠興的旗人身份心有芥蒂，事情發酵后，對其滿洲身份也諱莫如深。保守派的《東方雜志》，主要強調其自我犧牲，為女子教育做出的貢獻，定性為傳統意義上的俠義行為。北京的報紙，把惠興塑造成為國犧牲的形象。日本人主辦的《順天時報》，對惠興的故事詳加敘述，表示惠興女士的自殺，和節烈女性殉夫完全不同，是為了公義和國族。這些報紙雜志，對女性自殺做出了新解釋，把愛國和犧牲放進建構女性形象的因素中。

惠興去世后，貞文女校由杭州協領貴林主管，并創立《惠興女學報》。貴林致力于打造“滿族女杰”的形象。他褒揚惠興之死，使得“我族之高尚之特性可以表白于世界，我東亞女界數千年之黑暗可以復明。”（頁98）他將惠興之行為放置于“東亞女界”，以滿族人的身份獲得國際性的認同。貴林看到，在清末立憲啟動后，武備學校盡為漢人，害怕被漢人同化。他的害怕當然并非空穴來風，實際上，惠興創辦學校的動機和經費支絀，和漢族教育從事者的不配合和拒絕不無關系。在晚清革命黨女性的“女界”定義中，不排斥但也沒有接納滿族女性。例如秋瑾，陳擷芬都是反滿主義者。（頁103）

那么，滿族精英女性是如何自我定義的呢？惠興自己并沒有滿漢分別，她留下的絕命書，表現出她是經過深思熟慮，試圖通過自我犧牲來喚醒對女學的關注。《北京女報》所刊其他滿族女性的文章，也表明在其認知中，性別而不是種族，才是和她們的現代身份緊密相關的。她們并不用種族和階級來自我分化，而是將女性整體視為一個受壓迫的群體。（頁118）滿族女性建構的新女性想象，是基于性別而不是種族。而這無疑也拓寬了之前的“女界”的范圍，改寫了漢族女權主義者對“女界”的限定。（頁111）

對此，筆者亦有同樣的認識。革命派鮮明地打出反滿旗號，但這種口號僅僅是在精英層面，對于底層民眾而言，可能貪官污吏的盤剝更加可恨。對普通民眾來說，并沒有深切的種族區別分割。筆者在晚清戲劇的研究中，發現晚清名震一時的新劇《黑奴吁天》，不久就被一部叫做《黑籍冤魂》的新劇代替。前者改編自《湯姆叔叔的小屋》，后者則是描寫一位大少爺因為吸鴉片造成的悲慘結局。這表明晚清普通國人，并無深切的種族觀念，反而是對鴉片造成的孱弱痛恨更深。

四、日常生活中的政治

第四章和第五章，轉入日常生活政治。1912年，女子參政權運動達到了高峰，但隨后急轉直下。1913年，袁世凱取締各類革命政黨和團體，包括激進派和溫和的女性組織，自此女權主義運動幾乎銷聲匿跡。政治化的女性刊物轉向商業化，努力尋求在新民國的恰當位置。

民國初年的商業性女性雜志，以《婦女時報》和《婦女雜志》為代表。這些雜志的創辦者和主編皆為男性。商業雜志通常會在發刊詞中，打出民族主義的旗號，但往往在“啟蒙”和生意之間搖擺。例如包天笑在《婦女時報》上所寫的一篇文章，一開始和晚清時評一樣，引入女性改革，但是筆鋒一轉，運用刻板的女性傳統美的詞匯和修辭，成為鴛鴦蝴蝶派的標識。這些雜志，即把女性作為潛在的改革對象，也是商業消費的賣點。

“賢妻良母”是民初雜志談論的熱點。這個詞匯，實際上也是新出現的。賢妻良母的觀念是從日本引入，在民國初年獲得認同。對于男性精英，從晚清的國民之母論述，到民初的賢妻良母一脈相承。但是，女性作者的作為遠遠超出了男性的想象和限制。她們不再空洞地談論民族精神和理念，而是把科學知識運用到日常生活中，借助賢妻良母的討論，引入科學、衛生、健康、身體等話題，形成對自己性別化身體的認識論。她們更加關注為普通婦女提供具體的科學和技術知識，例如如何防止疾病，維護健康身體，而不是討論抽象理論和解放性話語。

第五章女學生。作者先對比了晚清和民國時期女學生的差別之處。對于女學生身體和行為的規訓，日常生活服飾也是一個重要方面。晚清時，禁止女學生穿西式服裝。學校有統一的制服，一般是過膝的長衫加褲子。而民國時期的女學生，在穿著打扮上逐漸成為風尚。有的女學生不但穿西式服裝，高跟皮鞋，還佩戴金絲眼鏡等配飾。（頁175）

對晚清的女學生，公眾開始是好奇，到后來是男性保守者的惡意批判。女學生在民初男性精英看來，是為了將來的賢妻良母做準備的。他們認為女學生種種出格行為，會有損將來賢妻良母的特質。尤其是在服飾上，晚清是妓女在都市引領時尚，而如今卻是女學生。妓女和女學生在服飾上越來越難以區分，也模糊了名譽與不名譽女性之間的界限。

對此觀點有的女性是附和的。《婦女時報》的女性撰稿人抱怨上海的中小學女校學生如何把錢浪費在衣服上，觀察到學生的衣服不但用絲綢，而且是進口的。但大多數女性撰稿人，是從理解的角度、站在女學生的立場。例如她們并不像男性一樣鼓勵女性對家務的責任，而是認為這會占用大量時間，女性應該把時間用在學識上。女學生也成為流行小說再現的主題，男性作者往往將其描繪為缺乏美德，容易陷入對物質的迷戀和外部陷阱的反面形象。商業女性雜志，則邀請教員，或者是女學生現身說法，講述自己的經歷和共享經驗，改變對女學生的刻板印象和偏見。

第四章和第五章都對日常生活的細節，進行了不厭其煩的描述。此外，還運用了圖像分析的方法。例如打網球的女學生，特別展示其“天足”，表明女性參加戶外體育活動。（圖3）還有一副女學生在橋上的圖景，望著遠處的船。表明女性對遠方的想象和掌握，是一個空間擴大的隱喻。（圖4）女性越來越打破內外隔離，擴大了“女界”范圍，在公共空間的活動和能見度更高。她們頻繁出現在街頭、公園，林蔭大道。再如開頭我們談到的回望女學生，表明女學生意圖建構自己的形象，對男性凝視的拒絕。而這張圖引發的是觀者的認同和同情，而不是欲望。這種自我指認，也表明女學生已經自覺認識到自己的位置，并且有意識地樹立現代女性代表者的形象。進步女學生超越的不僅是地理界限，而且突破長期以來儒家禮儀中內外分割的性別化空間領域。（頁162）女界，在作者看來，也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表明中國女性所創造和正在創建的潛在新時空。女性在公共領域的寫作繼續下去，也表明女界還在不斷擴大。這是一個閾限，一個一直在變化的空間領域。

圖3

圖4

結語

本書坐落在公共空間研究的脈絡之中。關于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學界認為，因概念和制度的諸多不同，公共領域的概念未必適合中國的情景，而用更加寬泛的“公共空間”來代之，來研究中間階層。例如季家珍對《時報》的研究，關注這一新興印刷媒體為代表的中間階層的出現，并且指出許多構成政治的重要理念滲透并最終影響了中國社會的中間領域。

當公共空間理論和性別研究相結合，會產生那些問題呢？就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而言，女權主義學者弗雷澤批評其公私領域的劃分，實際上是把女性限定在私領域，而且忽視了再生產問題。故而關于公共空間的討論，到底對全體女性解放有何意義？公共空間對不同階層的女性又意味著怎樣的不同？本書也論及女性期刊提供了公開發言的場域，打破了內外之別，但是這種打破到底有多大的力度？

近代的中間階層力量薄弱，公共空間缺乏堅實的基礎。本書所討論的混合性別公共空間，是建立在印刷出版上，這些報刊雜志大都在大城市，例如東京、北京和上海。這些雜志在其它城市傳播如何？參與寫作和討論的女性，也都是精英階層的女性。在第一章，作者提到改良派女性也認為白話可以啟迪下層民眾，通俗易懂。但是，她們使用文言更加得心應手。即使是曾經為《無錫白話報》寫稿的裘毓芳，在《女學報》撰稿用的還是文言。文言，是身份和階級地位的標志，她們看到白話的重要，但是也同時認為這種語言是粗鄙的。晚清精英女性，在階級上其實是認同本階層的男性精英。（頁58）

在所有報刊中，《天義》的何震，最早意識到階級問題。看到沒有優勢條件的女性，尤其是底層女性，對她而言女界也應該包括這些底層女性。（頁89）無政府主義是英文“Anarchism”的翻譯。漢語中的“無政府”強調“沒有政府”是無政府主義的基礎。歐洲語言中所說的“無政府”一詞意義上要比這寬泛得多。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理解為“烏托邦”更為合適。故而，是不是大多數的女性都被排除在晚清民初“女界”之外，也排除在混合的公共空間之外？公共空間的分析，往往會缺乏政治經濟學的視角。這個缺乏社會基礎的空間，會不會也最終流于烏托邦的想象？即使是白話文運動，也最終被證明，這些新式的語言，仍然是和大眾隔閡的。那么精英和大眾之間是否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

就性別研究而言，筆者認為本書在方法論上打破了已固化的研究范式。就中國婦女史研究來說，一直存在兩種范式。一是受壓迫史，以陳東原先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為代表；一是主體性，以高彥頤教授的《閨塾師》為代表。主體性以對受壓迫史的“撥亂反正”為特征，兩種范式之間，一直存在某種程度的對立。每一種范式都有自身的缺陷，混合性別公共空間的提出，把兩種范式結合起來，看到兩者之間的張力，乃至相互的促進。一方面父權制是體制性的，沒有斗爭不會被破除或者自動消失；另一方面，社會性別是流動的，不是凝固的。兩者之間的關系，即體現于印刷媒體創造和“想象”的政治化空間，也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實踐。本書是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但是以筆者的經驗，改寫無異于重寫，所耗費的時間和精力不亞于新作。張赟教授博士畢業于香港大學，目前在德國工作，并正在開啟新的研究課題。這本書以英文面世，也期待它能在華語圈內獲得更多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