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答辯”是一個圍繞歷史類新書展開對話的系列，每期邀請青年學人為中英文學界新出的歷史研究著作撰寫評論，并由原作者進行回應，旨在推動歷史研究成果的交流與傳播。

本期邀請香港理工大學研究助理教授張赟與兩位年輕學者一同討論其新著《從社會性別看婦女問題：早期中國期刊中的男性、女性與書寫》（Engendering the Woman Question: Men, Women, and Writing in China's Early Periodical Press）。本文為上海社科院城市文化創新研究院“城市與性別書寫”工作室負責人曹曉華對該書的評論。

中國近代興起的女性解放運動始終與國族運動相伴相生，女性的“發聲”和女性意識的變遷離不開家國同構大框架下的解讀，而西方第一次女性主義浪潮則在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的背景下掀起，這意味著中西性別研究的視角和切入點存在天然的差異。這種差異導致對話中的“參差”和“縫隙”，也為“家國”語境中的近現代女性文本提供了多元的闡釋空間。長期以來，對于近代、尤其是對清末民初女性書寫的研究，關涉印刷出版行業的勃興、女學制度的演變、女性身體的解放、國民性別觀念的革新等等，與當時的社會文化心理相互映射，不僅是國內學界的熱點議題，也是海外漢學界的重要構成。在進入張赟的著作《從社會性別看婦女問題：早期中國期刊中的男性、女性與書寫》（Engendering the Woman Question: Men, Women, and Writing in China's Early Periodical Press）之前，有必要對近來西方學界的中國婦女史研究做一簡要的回顧。

《婦女雜志》第一期封面，1915

從20世紀90年代起，西方學者的中國婦女史研究更加著重于發掘中國女性在時代“變局”中的能動作用，打破對女性群體的固化印象，試圖描繪豐富而多樣的性別個體在公/私場域中如何釋放自己的能量。無論是曼素恩（Susan Mann）、錢南秀、方秀潔（Grace Fong）等人關注的明清才女文化，還是魏愛蓮（Ellen Widmer）、孫康宜考察的早期女性寫作，抑或是高彥頤（Dorothy Ko）的“纏足”研究、費俠莉（Charlotte Furth）的“女性與醫學”研究、盧葦菁的“貞女”研究等等，幾乎都是以“女性”為“方法”，剖析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如果說20世紀60年代美國女權運動掀起的兩性差異論還在二元對立的框架中進行話語博弈，那么新世紀之交的相關研究則開始深入性別群體在社會文化格局中的共同處境，以“性別”代替單一的“女性”或“男性”。其中，對于中國古代知識女性寫作的重新發現，特別是對才女傳統的探究，不僅使清末民初女性書寫的歷史回溯成為可能，也使這一時期從“閫內”到“閫外”的女性書寫與昔日儒教規約下隱而未彰的女性創作發生碰撞，成為近年來西方學界十分顯眼的學術生長點。恰如柯臨清（Christina K. Gilmartin）、賀蕭（Gail Hershatter）等人主編的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論文集名稱一樣，“engendering China”，即將中國“性別化”，以“性別”為線索，觀照女性、文化和國家之間紛繁復雜的互動圖景。

從這樣的研究背景出發來看張赟的這本著作，書名便顯得意味深長——“Engendering the Woman Question”，婦女問題已然不只是屬于女性的問題，在社會變革的舞臺上，男女兩性都有重要的角色，而本書中的舞臺，便是清末民初的女性報刊。這就引出了作者在書中反復強調的一個關鍵詞，“兩性公共空間”（a mixed-gender public space）。誠如作者所言，該書的性別視角并非基于某個女性刊物中編者和作者背后的性別不平等，而是著眼于更加廣闊的“兩性公共空間”中不同性別書寫者之間的交流和對話。在清末民初充滿活力的話語碰撞中，女性刊物在男性文化主導的知識傳播乃至印刷出版體系中，保留了當時的女性知識分子對男性文化的改寫、挑戰甚至是公然的反抗（第1頁）。那么，這些女性的言論涉及哪些方面？又是如何擺脫男性文化“規訓”的？她們眼中的“婦女問題”，和男性眼中的“婦女問題”，又有什么不同呢？再次回到engender一詞，原有“產生、衍生”之意，與書中的論述又恰好契合。該書共分五章，每一章圍繞一個核心議題，依托對幾份女性期刊的深度解讀，試圖在不同的面向找到女性在公共場域發聲的原初樣態，與同時期的男性書寫參互成文。

第一章從《女學報》的創辦及其女性作者群入手，論述了薛紹徽等人依憑“才女傳統”對梁啟超的女性“坐食分利”說進行反駁。梁啟超等人的論述顯然忽略了歷代女性創作形成的文化積淀和文學財富，對此張赟援引了季家珍（Joan Judge）的觀點，即“將這些女性從歷史中剝離，對改革派來說是一種創造全新性別傳統的簡便策略”，并進一步指出“改革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抨擊，特別是對才女文化的拒斥，可以被視為消除文化和國家差異的一種嘗試，只為將本國的復興納入到世界的現代化進程中去”（第38頁）。張赟還特別提及，“才女”傳統也使這些女作者們更加傾向于使用文言，不僅寫起來得心應手，也延續了“才女”的榮耀和身份。這意味著“她們的階層身份認同更偏向于男性精英階層，而非普通女性大眾”（第47頁）。第二章圍繞“女界”內涵和外延的變遷，從丁初我等人在《女子世界》倡導的“國民之母”，到燕斌等留日女學生在《中國新女界雜志》上呼吁興辦“女學”造就“女國民”，再到何殷震在《天義》上用無政府主義觀點探索的家國框架之外的女性角色，逐一勾勒出女性群體身份的演變線索。張赟認為，“清末的國家精英們輕易將女性與國家綁定，而‘女界’的性別化表述動搖甚至打破了這種關聯”（第77-79頁）。作者特別提及何殷震使用“女界”一詞時對女性集體身份的自覺，何文不僅注意到底層女性可能蘊含的能量，還將批判的矛頭對準了精英階層的知識女性。值得一提的是，白露（Tani Barlow）曾經指出在1920年代“女性”一詞誕生之前，還沒有專門表示群體身份的詞來指代走出家門的中國女性，張赟對此試圖用“女界”一詞進行補充和修正（第54頁）。第三章介入了滿族女性惠興的自殺事件，關注不同群體對惠興事跡的宣傳。由于惠興曾被漢人所辦的女校拒收，所以該事件與當時甚囂塵上的滿漢之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惠興因自辦女學的經費短缺而自殺，張赟認為貴林等滿人更強調其民族身份，將其塑造成滿族女英雄，并以此作為對滿漢之爭的回應。而幾位滿族女性書寫者則更在意惠興辦女學的義舉，認為滿漢姐妹們都遭受著雙重的壓迫，這些書寫淡化了民族主義色彩。此外，張赟還認為，當時漢族女性宣傳的榜樣都是國外女豪杰或是歷史上知名的女英雄，對于非漢族女性，“即便提及也只是位居次席”（第107頁）。第四章借用了羅芙蕓（Ruth Rogaski）的“衛生現代性”概念，通過對《婦女時報》和《婦女雜志》兩種商業報刊的細讀，梳理家事、育兒、生產等“衛生”觀念中的女性角色。作者指出“男性憑借專業的醫學知識指導女性如何養生并保持身體健康，而女性的相關表述則側重于生育和身體經驗的詳盡描述。此外，當男性主要從國體健康的角度對女性身體進行科學理解時，女性正在借助生物醫學知識形成一種新型的性別化身體認知”（第113頁）。第五章以報刊圖像解讀清末民初的女學生，指出當時女學生的雙重角色和兩難處境——“一方面她們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一部分，在國族秩序中承載并轉化著傳統道德和新型知識；另一方面，女學生們越來越高的曝光度動搖了‘男女有別’的儒家規約，對既有的社會秩序構成了威脅”（第156頁）。報刊圖像中的女學生，面對大眾的“凝視”（gaze），逐漸學會“回看”（gaze back）式的反擊，直至引領讀者的目光隨著手挽手的兩個女學生一起，轉向更加廣闊的天地——終章對于封面圖的解讀，形成了整部論著的首尾呼應。

封面圖中的兩位女學生

張赟在書中多次引用季家珍的論述，在方法論上借鑒了后者的整體研究（integrated reading）和定點研究（situated reading），特別是最后一章對于圖像的解析，與季家珍的相關著作互有重合。季家珍在《共和鏡頭：早期中國報刊中的性別、視界與經驗》（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一書中，以《婦女時報》為例，指出“整體研究”和“定點研究”都是一種“鏡頭拉遠”（zoom out）式的研究，前者指的是將報刊與周遭的印刷文化和文本語境相關聯，后者則更進一步，將報刊與作者的生活軌跡、生物醫藥話語、全球商業活動以及整個中國的革命歷史相關聯。這種研究策略，將中國女性的歷史放置在世界史的視野中進行勘察，并激活了以往為人忽視的材料，如照片、廣告、插圖等。而張赟著作的封面圖也出現在了《共和鏡頭》的論述中，兩個女生看似平常的上學和放學，成為城市街道上的平常風景，在季家珍看來這種視覺表征背后是《婦女時報》對女學生的低調模糊處理。國內學者更加熟悉的，可能是季家珍的另一本著作——《印刷與政治：〈時報〉與晚清中國的改革文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這本1996年初版的著作提出了“中間地帶”理論，即在上海租界出版發行的《時報》以“時評”引導輿論討論憲政，成為連接民意和清政府的“中間地帶”。不難看出，在這本早期的著作中，就已經有“鏡頭拉遠”的學術操演。

張赟《從社會性別看婦女問題》一書討論的幾種女性期刊和歷史事件，都是相關領域學者耳熟能詳的文獻材料，本身包含了豐富的歷史細節，也和過渡時代的大起大落互為印證。但也正因為如此，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有限的材料也限制了本書的論述角度。對于“兩性公共空間”的勘察，本就蘊含更多的可能。只是，當“鏡頭拉遠”之后，女生面前的廣闊天地，只剩下天際線下模糊不清的輪廓。而這些畫面“留白”處，其實蟄伏著諸多線索。可惜的是，有些線索在書中雖然偶有抬頭，卻未能展開。筆者略為補充一二，兼與作者商榷。

首先，許多清末民初的中國女報人，在文言和白話之間更加偏向于文言，其背后涉及更深層的近代語言轉型。除去文學內部的變革，諸如黃遵憲、梁啟超等人的詩歌和新文體嘗試，就媒介角度來看，1898年前后清末大批學人投身于報界，希望借助報紙“啟蒙愚下”，形成了波及全國的晚清白話文運動，此時已經有了大規模的“言文一致”訴求。書中提及的裘廷梁和裘毓芳主編的《無錫白話報》（《中國官音白話報》）是這次運動中影響較大的一份報紙，而裘廷梁的觀點頗能代表當時文人對于文言和白話的態度。他認為文言與白話的區別“只有遲速，更無精粗”，前者是供個別“賞玩”的“鼎彝”，“不能人人到手”，后者則是“磁類壺碗”，“人人可得而用之”。這批報人使用白話很多時候是“委曲求全”的結果，正如周作人一針見血指出的那樣：“（在他們看來）古文是為‘老爺’用的，白話是為‘聽差’用的。”女報人在當時優先選擇文言，不僅是“才女”傳統熏陶的結果，也是文言教化影響下意料之中的選擇。進一步說，這不僅是女報人面臨的問題，也是“兩性公共空間”中中國傳統文人共同面臨的語言轉型和調適問題。筆者以為，與其說女作者的“階層身份認同更偏向于男性精英階層”，不如說她們無意中繼承了父權文化中的文言“權威”。

其次，在不同報章的書寫過程中，針對想象中的女性讀者，會有不同的寫作策略，這就涉及到第二個問題，即在清末開始的下層啟蒙運動中，精英階層的“發聲”如何才能傳達到下層女性？報章文字“向下”的傳播路徑相當復雜。張赟敏銳地注意到了精英階層的知識女性可能存在的“盲點”，即《女學報》這樣的啟蒙文字，其實際傳播效力有待考證，卻未能對此加以展開。的確，即便是何殷震這樣對精英女性話語有所質疑的女性文人，其報章實踐歸根結底也還是基于上層的留日女學生圈子。事實上，現有的許多關于“講報”和“閱報”的研究，結合“聲音”研究，正是在補充考查這些傳播路徑。從現存的材料來看，當時女性接受報紙信息的情況很不樂觀，還比不上傳統的俗文學，如杜清持就提到“我國近年來報紙踵出，然求女子閱報者，百人而不得其一。謂全由女子不識字而致乎？顧何以封神西游小說諸書，銷路不減？”。

筆者以為，要深入解讀女性啟蒙的坎坷，很多時候需要“大”“小”材料的相互補充。也就是說，在考察《女子世界》《中國新女界雜志》《天義》這些規模和影響力都較大的報刊（“大”材料）之外，還需要同時關注到許多小報（“小”材料），如此才能還原真正的“眾聲喧嘩”。在這些“小”材料中，可以看到使用方言俚語勸說女性的白話演說，用俗曲小調移風易俗的改良時調，幸災樂禍嘲諷女子觀戲的報道，還可以看到那些故意打扮成女學生的妓女……再舉一例，張赟提到民國初年唐群英等人為了爭取婦女參政權大鬧參議院，這當然是婦女史中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戲劇性的歷史片段，但是民間小報對此事的報道，更樂于將她們看成“野（夜）叉娘”和“河東獅”，作為茶余飯后的笑料，而這也是介入“兩性公共空間”的視角。這些材料常在不登大雅之堂的刊物上出現，但都是切實影響女性啟蒙進程的珍貴片段，它們的加入會讓“女界”的變遷更加清晰。

最后，在勾連“女界”內外的文字中，男性文人和女性文人之間其實存在更多不同形態的呼應。比如男子“唱閨音”的現象，或許在署名“嶺南羽衣女士”、“松陵女子潘小璜”、“萍云女士”、“震旦女士自由花”、“梅倩女史”的“他們”看來，歷史有另一種姿容。同樣，女性作者也有雄健的文筆和中性化的表達。因此，就不能過于依賴“男性主導—女性修正（反叛）”的二元對立式分析，因為男性文人和女性文人之間還有為了同一目標的體諒、妥協和犧牲，而這并非都是壓制、規訓的結果。此外，在探尋“國族”演變的過程中，可以對不同的“聲音”和“差異”進行對比研究，但如果過于突出其中某一群體或者某一種族的“異質性”，就會有遮蔽集體自覺的危險，畢竟如果沒有這種集體的自覺，也不會有現在這樣討論的可能了。

常言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爬梳中國歷史、挖掘女性在艱難時刻的“能動性”，如同尋找女性意識萌芽的“火種”，但那些微弱的火光背后，是國族正在經歷的滔天駭浪。如果以“后來者”的身份反推當時的社會文化情景，認為這些“星星之火”必將“燎原”，很容易遮蔽中國女性啟蒙過程的迂回和曲折。或許，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星星之火，何以燎原？浮出歷史地表不僅需要勇氣，還需要韌勁。張赟提出的“兩性公共空間”是一種包含著諸多偶然和必然的“實驗場”，我們有理由期待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