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管理委員會主辦的“良渚與中華文明起源學術研討會暨公眾分享會”近日在浙江良渚召開。研討會涉及中國文明起源的紅山模式、黃土高原龍山時期的聚落與文明要素、陶寺文明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二里頭在中國文明史中的位置等主題發言。與會學者還圍繞“ 黃河流域早期文明及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特征”等議題舉行沙龍研討。

杭州良渚古城遺址公園

良渚遺址管理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蔣衛東在致辭中談到，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早在史前時期就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文明格局，并由此揭開了連綿不斷，兼收并蓄，內涵豐富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序幕，良渚遺址對于中華文明具有重大的意義，在整個人類文明發展史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值得全人類共同保護和傳承的寶貴財富。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也是中國考古學誕生一百周年，為了加深對中國古代文化遺產寶貴價值的認知，推動中國古代優秀傳統文化的大眾化傳播，此次舉辦公眾分享會，對推廣傳播良渚遺址的遺產價值，追溯中華文明的歷史淵源，構筑中華文明的標識體系，堅定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和當代價值。

張星德（遼寧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中國文明起源的紅山模式

紅山文化延續了1500年之久，可以分為三期，分別相當于后岡一期文化、西陰文化(廟底溝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大約從5500年起以女神廟為標志,開啟了其文明的帷幕，并由于其獨特的文明化背景和途徑,形成了在中國文明起源史上獨具特色的紅山模式。至少在距今8000年前，在中國北方就形成了三個大的族群集團，他們分別以繩紋、之字紋和素面陶器為特征。紅山文明即是中國北方三個最重要的文化集團，或稱族群集團，共同融合創造的結果，其從最初平行的，由氏族部落血緣關系維系的文化共同體，最終演變成為高于血緣族群的不同譜系族群居民組成的、由大家共同認可的宗教體系維系的政治共同體，這是解讀紅山社會已經進入文明的最重要的證據。另外，紅山文明是通過壟斷宗教權力的途徑,即“絕地天通”，來實現世俗統治的一種由宗教等級體現的超越血緣族群之上的公共權力，是區別于黃河、長江流域早期文明的“在祀與戎”的重要特征。鑒于以上認識，張老師將紅山文化的文明化進程稱為紅山模式，以體現紅山文化文明化的特性和中國文明起源的多樣性。

這件白玉豬龍是遼寧省博物館從遼寧建平縣征集的，它豬首蛇身，肥頭大耳，嘴巴前突，獠牙外露，身體卷曲如環，是紅山先民創造的抽象化神靈。

馬明志（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

黃土高原龍山時期的聚落與文明要素

在陜北地區黃土高原的中間區域有一個“西高地”，東部到太行山，西部到六盤山，北邊到陰山，南邊到秦嶺，包括黃土高原和青藏高原和內蒙古高原的一部分，面積是50萬平方公里，在這個區域里面有一個大致的特征，即文化的一致性和穩定性，在這個區域內有基于定居農耕生業形態所需要的有效的面狀生存空間，區域里面的水系密度以及必要的地勢落差，非常適合居住，在這樣的背景下，大量村子的分布構成了穩定的系統，支撐了穩定城的聚落。大規模聚落與人口基數支撐下的區域力量及都邑也開始出現。此外，各地區文明向西高地強勢化的聚合成就了龍山時代黃土高原都邑文明，可以視為早期區域國家的初步形成。

何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陶寺文明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地位

陶寺文化的物質文明特征，基本上奠定了后來中國文明的主脈“農業文明”基因，“以農為本”、“重農抑商”成為中國物質文明當中最核心的思想精髓；自力更生成為中國物質文明發展最基本的宗旨。陶寺文化的精神文明，也奠定了后來中國精神文明的主旋律，一方面繼承優秀傳統，進行集成；另一方面注重兼收并蓄先進的思想觀念與科學技術，進行創新，不斷促進中國精神文明的迭代，生生不息。陶寺文化在都城制度、官室制度、禮制建筑制度等諸方面的集成與創新，全方位地奠定了后世中國歷代王朝的制度建設基礎，并形成了一些中國文明當中制度文明傳承的穩定基因。

1984年陶寺遺址發掘現場

彩繪陶壺 新石器時代 高24厘米，腹徑13厘米 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趙海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二里頭考古隊領隊）：

二里頭在中國文明史中的位置

二里頭遺址由徐旭生先生在1959年調查“夏墟”過程中發現，遺址位于洛陽盆地，地理環境優越，交通縱橫，文獻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的記載，是中國古代政治活動中心區域。接下來趙海濤老師詳細介紹了二里頭都邑的重要成果：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網絡與最早的雙輪車轍、最早的宮城與最早的中軸線布局的宮室建筑群、最早的多進院落宮室建筑群、最早的國家級祭祀場和祭祀區、最早的青銅器鑄造作坊和綠松石器作坊、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和青銅兵器、公元前二千紀前半葉最大的聚落、最早的具有明確城市規劃的大型都邑、東亞大陸最早的核心文化。距今3800年的二里頭文化是中華文明總進程的一個核心引領者，他對商周文明、對周邊文明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從位置和發展水平看，二里頭是目前探索夏文化最重要的對象、最關鍵的遺址。除此之外，二里頭也是向前探索中國文明起源最重要的起點和標尺。二里頭吸收了各地先進文化因素的基礎上，也是在自身有比較好的基礎，比如說西邊的鑄銅技術，包括小麥，綿羊，包括東邊的禮制層面的，包括陶禮器等等，還有青銅刀有草原的風格，還有樂器等等都是吸收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再加上自身的創造脫穎而出的建立發達的王朝國家。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

沙龍討論：黃河流域早期文明及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特征

沙龍討論：黃河流域早期文明及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特征

會議現場

李新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良渚文化玉器圖像的源流

良渚文化玉器圖像的核心主題是神鳥馱神獸，巫師（應該也是統治者）在薩滿狀態下與神鳥溝通結合，成為“人面神鳥”，獲得托負神獸的能力。良渚文化玉器圖像系統里各種或繁、或簡、或變體的圖像，依據此都可以得到較合理的解釋。通過對良渚文化之前的高廟、河姆渡、凌家灘和崧澤諸文化及之后的龍山和后石家河文化的相關圖像進行討論，可追尋其演變之跡，探討其深刻內涵。

良渚文化無疑“熔合”了紅山和凌家灘社會的政治實踐成果，創立了更加系統化的宗教信仰體系。因此，神鳥馱負神獸主題被以空前繁縟又規范的形式表達在精致的玉器和象牙器等高等級物品上，人面神鳥和獸面的組合成為“神徽”，在整個良渚文化區廣大的范圍內發揮宣示統治者的宗教權力的作用。良渚社會的統治者以此完成了對與神鳥轉化和維護天極的能力的獨占，成為其創建達到早期國家程度的政治組織的有力依托。

最后，對以上“神人獸面”圖像的解讀也提示我們，良渚早期國家解體后，并非如同一個誤入過分崇尚宗教迷途的失敗者黯然退出“最初的中國”的文明化進程，而是對各地區產生了深刻影響，成為啟動早期王朝形成程序的強勁動力。

方向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消亡還是解體——良渚與早期中國文明模式

探源工程實證了中華文明的總體特征，“多元一體、兼容并蓄、綿延不斷”，那么良渚文明又是什么模式呢？其消亡還是解體的原因是什么呢？解體之后對中華文明后續的發展作出哪些貢獻？回顧考古學前輩的學術研究，發現關注良渚文明模式，除了要關注強制性公共權力反映的大型的工程和刻劃符號之外，需要更多深層次的思考。良渚文明是玉器文明，玉禮制是良渚文明的基本模式，良渚文明的模式是一種以成組玉禮器體現權力和信仰的禮制系統，其玉禮制文明有著堅實的經濟基礎和意識形態。首先是高度發達的濕地稻作農業，其次有比較成熟的觀念和意識形態。后續良渚文明解體的原因除了環境變遷之外，經濟基礎的崩潰也是原因之一。良渚對中華文明最重要的物質層面的貢獻是玉器。良渚玉器不僅開創“藏禮于器”的傳統，也為中華玉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良渚王陵出土的“玉琮王”，重達6.5公斤

向其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考古工作站站長）

史前時期長江中游文明模式變遷—以石家河為例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的啟示長江中游“滾雪球”式的文明演進模式是后來中原為主導的王朝文明演進模式的前奏和縮影，在這一過程中，與周邊文化的交流碰撞是推動社會進展的重要因素。另外，生產技術的進步帶來的生產專業化以及專業分工帶來的階層分化，長江中游每一次社會的進步都與技術的革新相關，技術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有一個重要因素。禮制的構建在社會變革的關鍵階段起著關鍵的作用。

沙龍討論：長江流域早期文明及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特征

研討會海報

會后，與會專家學者參觀考察了良渚博物院，瑤山遺址公園、良渚古城遺址公園。

（本文綜合整理自社科院考古所中國考古網 部分圖片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