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匿的漢語之光——中國當代詩人研究集”分享會實錄 

主持人：周瓚
與會者：張桃洲、敬文東、張光昕、西渡、姜濤、冷霜、臧棣、吳情水
時間、地點：2020年12月19日，北京雍和書庭 

周瓚：感謝朋友們在這個寒冷的冬天的下午光臨雍和書庭，參加“隱匿的漢語之光——中國當代詩人研究集”第一輯分享會。這次活動聚集了這套叢書的主編、分卷編者、編選對象和論文作者，很難得。我們先從叢書主編之一的張桃洲教授開始吧，請介紹一下策劃和主持這套“中國當代詩人研究集”叢書的經過。

張桃洲：謝謝周瓚的主持，謝謝雍和書庭提供寶貴的地方。其實這套書的想法比較早，大概在2016年，王東東剛去河南師范大學任教，他們成立了一個華語詩學研究中心。我們當時聊起來，感到關于現代詩人的研究比較充分，已經出版了很多詩人研究資料集；而當代詩人，如已故的昌耀、駱一禾、戈麥等，再加上身邊一些活躍的優秀詩人，如臧棣、西渡、朱朱等，零星出現在各種報刊上的研究成果算是比較多了，但還沒有進行系統的整理。當時我們就感到，將這些詩人的研究資料分別匯編成冊出版，應該是一件有意義的事。于是當時我們初步擬訂了一個詩人名單（包括已故的和在世的），總共有十多個人，打算先分為兩輯，后面再慢慢增補：研究資料整理起來比較順手、成果規模相對成型的放在第一輯；有些需要下功夫搜集資料的（如駱一禾、戈麥）放在第二輯。兩輯的編選工作基本上是同時進行的，我們邀請了多位各有專長的研究者參與進來（比如敬文東對鐘鳴素有研究，就請他編選鐘鳴那一本）。有的詩人的研究成果很多，比如多多，僅碩士學位論文就有多篇、字數規模較為龐大，這里面就存在一個如何遴選的問題。我們的基本想法是，這套書不是簡單的資料匯編，而是對已有研究成果的精選。比如在編朱朱這本的過程中，我發現研究成果累積起來大概有三十萬字左右，不過其中有些文章寫的過于刻板（一種失敗的“學院化”），或者理解朱朱的詩歌有些偏差，就覺得并不合適收入，所以最終保留了二十萬字左右。

這套書的編選工作從2016年下半年動議，2017年初正式啟動并制訂方案、跟出版社洽談，隨后陸續將書稿交給了出版社。我們當時以為，如果不出意外的話這套書應該在2018年上半年可以出來。我們起先聯系的是中國青年出版社，我有一位研究生畢業后去了那兒工作，她對這套書很感興趣，認為出版后可以成為該社的一個品牌，因為我們所選的詩人的重要性、獨特性毋庸置疑，這套書面世后應該會產生一些積極的影響，所以雙方的意見一致、能共同促成這套書的出版。2017年的出版環境還算比較寬松，不過慢慢地出版氣候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審稿流程漸漸變得復雜起來，書稿審查環節經歷了整整一年。2018年上半年這套書沒能如期面世，捱到下半年，我提出換一家出版社，于是全部書稿轉到了華文出版社。該社的總編輯據說是一位文學愛好者，懂得這些詩人的價值和分量，表示支持這套書的出版。但沒想到的是，由于受大的出版環境的影響，這套書里的每一篇文章仍然受到了嚴苛的審查，很多細節問題被提出來了，最后出版社給每一本書列了一份詳細的清單：哪些篇目是要拿掉的、哪些段落是要刪除的，哪些字句是要替換的……我看到清單后很驚訝，覺得如果照這樣刪改的話，七零八落的出來會比較難看。經過與出版社的反復磋商，結果是保留了一些較為重要的篇目和段落，有些他們認為敏感的字眼，還是不得不刪改了，在這過程中雙方都作了讓步。終于在2019年夏天出了第一輯的前三本，這三本出來后我們在清華大學舉辦了一個小型的討論會。第一輯后面三本的過程更加復雜、艱難一些，我沒料到張棗這本會那么費勁，而鐘鳴這本刪改得最多，留下的遺憾也最大。今年又遇到了疫情，出版一再被延遲。到后來，我們幾乎只剩下了一個念頭就是，將這套書出版出來，就算把這件事完成了。

現在，這套書第一輯的六本終于出齊了，先后歷經四年多時間，其間的甘苦確實一言難盡。當然要感謝的朋友也很多，特別是幾位朋友充滿耐性、齊心協力地做完了這件事。我們私下認為這套書可以說展示了中國當代詩歌非常活躍、非常堅實的一部分詩人得到探究的情形，代表了當代詩歌研究的一種成就。第一輯前三本出來后，有朋友看到了這套書的詩人名單就問我，為什么選了這幾位詩人而沒有選其他詩人，這個選擇的標準是什么？對這個問題其實在我們的“編選說明”里有所解釋。我想進一步說明的是，我們的選擇取向里包含了一種對當代詩歌歷史和成就的認知，我們并非想通過選擇詩人來重新規劃詩歌歷史的面貌和走向，而只是表明我們自己對當代詩歌的一種理解和態度，我們選擇的是我們認為對當代詩歌十分重要的詩人，其間難免有一定的主觀性。我們的意圖只是發出一種聲音，卻不是一種獨斷的聲音。不難看到，在當前繁復的語境里，有各種各樣對詩人進行評價的規則和態度（無論是官方的還是民間的），這些駁雜的意見的共存是一種正常現象。我們堅持自己的發聲，也許比較微弱，但希望在種種嘈雜的語聲中留存下來，區分于其他聲音。正如我們在“編選說明”里所說，我們試圖越過那些表面的標簽（一位詩人是什么身份、獲了什么獎啊、出了多少本詩集都不重要），去關注和檢視一位詩人的作品經受時間淘洗與磨礪之后留下來的東西。例如第一輯里的鐘鳴、王小妮，我們重視的是他們在當代詩歌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獨特位置。坦率地說我本人至今跟他們兩位都沒有打過交道，也沒有他們的任何聯系方式，但這些并不妨礙我基于我自己的評判、通過這種方式表達對他們詩歌的敬重——當然這也許從一個側面顯示了了我們對中國當代詩歌的見解和訴求。總之，我們不是要通過這套書建立一種秩序，因為任何為當代詩歌建立秩序的企圖都是虛妄的，當代詩歌本身是一個非常紛亂的場域，我們所要做的只是在這場域里劃出一塊領地，展示一塊塊詩歌的磐石，我們希望潮來潮去，那些詩歌磐石不為潮流所動，經得住時間的汰洗和磨礪，閃耀長久的光輝。這就是我們編這套書的初衷。

周瓚：謝謝桃洲老師，換出版社、刪改文稿的妥協，讓人體會到編輯與出版過程中你們的艱辛與無奈。如桃洲老師所言，“構建當代詩歌的秩序”并不是“中國當代詩人研究集”的目標，重要的是，如何通過學者、批評家們的努力，傳達一種他們的聲音，這個聲音不獨斷，但其重視詩歌藝術的積淀，觀念與技藝的傳承。張桃洲老師很謙虛，剛才沒有談到一個情況。我們知道，學者多是清貧的，而張桃洲老師將自己的科研基金投入了這套書的出版，這一點非常令人欽佩。下面請編者敬文東和張光昕兩位老師談談在編選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趣事。

敬文東：我編書的過程很簡單，沒有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出版一本書的艱辛，桃洲很有一種湖北人的“犟”勁兒，他們在委屈自己的過程中成全了這樣一件好事，很值得欽佩。我自己在編書的過程中沒有遇到任何障礙，僅耗時幾天就編完了。之所以選擇編這本書，是因為我懷有自己的特殊情感，我在編選完成后還寫過一個比較平實而動情的“編者序”，但為了統一于書目的編排，最終把它刪掉了。鐘鳴是一個長期被遺忘的詩人，桃洲他們把鐘鳴選在這套書里，是一個很棒的選擇。基于我20余年對于鐘鳴的長期關注，在我心里面，鐘鳴是一個很棒的大詩人，雖然寫詩在他的所有工作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我們仍然應該重視他的詩歌。他的隨筆也屬于少數幾個寫得最好的，也應該慢慢得到我們的注意。再說“秩序”的問題，我覺得“文學史的秩序”取決于秩序本身的歷史。我編選這本書的過程很快樂，因為這本書里面有一半的文章是我和我的學生寫的（笑），另外還有我的一幫朋友寫的，像親友團（笑）。我認為中國文化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傳統，就是“知音”傳統，很多作品只是寫給少數幾個知音看，為少數的知音理解，與少數的知音獲得共鳴，如此而已。我們這些人擁有相似的價值觀——這讓我們走到了一起。我們的想法是一致的，否則不可能走到一塊兒。下面我把時間留給光昕。

張光昕：很感謝桃洲老師邀請我參與這套書的編選工作。這項工作啟動于2016年，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那時我剛工作一年，對它懷有很大的興奮感，因為參編的人選都是我非常信賴的同行師長和朋友，他們本人在詩歌寫作和批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都是非常優秀乃至于卓越的，參與到這個工作中，相信一定是意義非凡的。后來這套書出版流程上屢屢受阻，轉眼四年過去了，直到今年才出齊第一輯的六冊。桃洲老師給我安排的任務是編兩本女詩人的研究集——王小妮和池凌云（2021年即出）——整個編選過程也都很順利。王小妮是從朦朧詩一代直到今天，都是一直活躍在寫作現場的重要詩人，沉靜而獨立，在當代詩的寫作上有著獨特的價值。遺憾的是，多年來并沒有出現一本關于她的研究文集。《王小妮研究集》出版于2019年9月，但到了今年四月份，王小妮在微博上遭遇到網絡暴力，對她的聲譽造成很大傷害。那時我們還在擔心，如果放在那個敏感時期，書可能就出不來了。這本書其實我四年前就編好了，但真正難纏的，是將稿子交給出版社后而遭遇的問題，這甚至可以理解為編選者跟責任編輯和出版方不斷爭辯甚至“搏斗”的過程。

除了我編的這本之外，今天我還特別想談談《鐘鳴研究集》。我幫助敬文東老師來處理這本書的后期事宜，對這個過程印象非常深刻。當時編輯給我快遞來一份初校稿，提出了許多讓編選者不太能接受的修改意見。在那一疊初校稿里，編輯似乎無意間放入了一份該書的初審報告。我不知道這份材料該不該給編者看，但它的確很有意思，是從出版方角度給出的審查意見，而且信息量很大。里面包括了對叢書主編、分冊主編、研究對象的身份審查，以及對書籍內容上現存問題分門別類的羅列，極為詳盡，給出的審查意見也很堅決。其中，初校結論中包含了這樣的意見，在這里蜻蜓點水地展示幾處，作為一種現象來討論，也不算泄露這個行業的秘密：比如，里面提到書中的文章都是早期文章，與現在的出版要求有悖，盡管是公開發表的，但單篇文章不引起注意，全部集中在一起不可以，故刪除部分段落。最后一篇文章，后半部分與當下主流觀點有悖，建議刪除后半部分。此外，復審意見也出現在這份材料中，其中提到：鐘鳴在當代詩壇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書稿整體質量較好，初審很認真；復審在初審階段，已經對于本書的審讀做了指導，就是只談“詩歌價值”，盡量少觸及政治。復審通讀全書，認為作為現代詩人，難免會觸及當代社會，因此建議刪除當代的政治部分。XXX頁有“黑太陽”和“灰色太陽”的詞語，而且談的是蘇聯的曼德爾斯塔姆，此人因為諷刺斯大林被捕。因此本書提高此人的部分，復審全部畫出，需刪除。過度解讀80年代是唯利是圖的年代，有否定改革的一面……后面還提到很多細節，這里就不一一展示了。

前些年，我們公開出版一本書，最后的審校過程都不會讓作者或編者花很大的力氣，但這套書卻經歷了一些特別的艱難和障礙。在第一輯的六冊里，《鐘鳴研究集》是最薄的一本，因為被刪得太多太破碎了，有點營養不良的樣子。但我們作為親歷者，一定要記住在我們的出版史上存在過這樣的一個時期，我們曾經編選過一類特殊的書，它們需要若干年后借助不斷的“還原”和“考古”才能成為它們本來的樣子。這套書的初衷很單純，就是給研究者提供一份信得過的參考資料。當我們有深度研究那些詩人的需求時，當我們苦于搜集資料的同時要應對更多垃圾的困擾時，這套書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它為我們率先清理了垃圾。眾所周知，當代詩壇產生了大量的平行時空，每天都會組織各種各樣的詩歌活動，有紛至沓來的詩歌出版物，更有各種各樣的詩人群體和圈子同時發聲，然而他們心中的核心詩歌觀念卻大相徑庭。我們今天在這套書中展示的詩人，在今天這個環境里，顯得謙遜而內斂，但創造力巨大。離開這批詩人，中國當代詩壇可能是另外一種樣子，所以我們還是要公正地給出我們的意見，將他們的詩歌寫作引向一種積極的價值判斷，讓他們身上的“隱匿之光”自行顯現。正如桃洲老師提到“磐石”這個形象，這批詩人在他們各自的詩歌中追求一種類似于真理性的東西，或者至少成為我們追求真理的踏腳石，可以幫助我們朝那里走去。

敬文東：我覺得這套書首先表達了一種態度。我和桃洲說過，不管刪到什么樣子，我們都要出版出來，就算七零八落，只剩20頁，也要表明我們對鐘鳴的態度，對詩歌寫法的態度。

周瓚：兩位編者與出版社編輯的“博弈”過程，很觸動人，有點悲壯的意味。談到叢書所選擇的這些詩人，要深入研究他們，我們需要既了解他們的詩歌達到的藝術高度，也熟悉他們寫作生涯的整體和階段特征。這樣的認識只有借助像“中國當代詩人研究集”叢書才能獲得。這套書不僅內容豐富、扎實，而且與我們通常看到的學術書籍很不相同，其裝幀設計也很精美、新穎。

張桃洲：這本書的設計是一位在業界很有名的書籍裝幀設計者，曾獲得過“中國最美圖書”獎。最初在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和設計者提出的建議是，我們的研究集不是一本論文匯編，設計時僅對里面的論文進行簡單編排就可以了，而是要體現出對每一位被研究的詩人和當代詩歌本身的認識。他們的想法有點玄妙，包括目錄里論文的分輯、小標題的設置和各個部分之間的銜接等都非常講究，并且刻意隱去了每篇文章的作者，這些都跟平時見到的研究著作、論文集有所不同。這是設計師的風格，我們予以了尊重。

周瓚：原來如此。聽你這么一解釋，我明白了裝幀設計者超乎尋常的用心，這些元素也構成了本套叢書這個大文本的一部分，顯示了它的獨特性。現在，請這套書的被編選者之一，詩人西渡談一談他的感受。

西渡：文東的態度特別正。辛勞和委屈，這好像不只是某一本書、某一套書面臨的問題，而是現階段圖書出版共同面臨的問題。每本書，編輯都會按照政策要求提出大量的修改意見，這些意見有的有道理，很多是沒有道理的——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狀態。作為被選入這套叢書的寫作者，首先當然要感謝主編、編者的厚愛。從我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桃洲剛才說的是真話，編誰不編誰是帶有偶然性的，有的跟主編很熟，有的完全不熟，完全沒見過面。我跟桃洲很熟，占了點便宜（笑）。我的書為什么能先出呢，其實就是因為我的研究資料不是那么豐富，編選工作相對沒有那么煩難。對我來說，詩歌一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它所帶來的友誼。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麥芒寫過一篇回憶文章《詩歌的友誼》。我覺得詩歌的友誼是非常可貴的。詩歌是我的友誼之媒，我最好的朋友都因詩而訂交。這種友誼讓我覺得在這個不安定的世界上還有一些可靠的、實在的東西。

這套書對當代詩歌研究文獻的收集和整理是一個開創性的工作。1970年代末以來的當代詩歌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很多的重要作品包括批評、研究文章是通過民刊發表的。這些民刊當年印數極少，流傳不廣，保存極少；之前圖書館不收，數字化更是遙遙無期。由于這種情況，即使是從事當代詩歌研究的業內人士，要見到一手資料也非常困難。幾位編者花費大量心血收集原始資料，雖然有一些不完善之處——比如一些不必要的技術處理——但終究為研究者帶來了很大便利。這一工作的開展相信一定會嘉惠于詩歌批評的從業者，推動當代詩歌的研究。當然，這個工作實際上剛剛起步。按照主編的想法，這個工作還會持續地做下去，我覺得特別值得期待。放眼整個新詩史，一些重要的現代詩人，其研究成果也沒有這么集中的呈現。穆旦的研究資料在現代詩人中算是比較豐富的，知識產權出版社出版的《穆旦研究資料》，上下兩巨冊近千頁。而像卞之琳這樣的詩人，迄今沒有比較完備的研究資料集問世。這套書成規模地，整體地呈現當代詩歌的研究成果，可以說彌足珍貴。

1980年代初，謝冕、孫紹振幾位老先生——當年他們實際上也就四十出頭不到五十，比今天在座各位都年輕——為朦朧詩發聲，詩歌和批評在短時期內形成了良性的互動。但到了1980年代末，詩人和批評家們對詩歌的認識逐漸產生了很大的分歧。肖開愚說批評落后詩歌創作一二十年；陳東東也表達了對批評的不滿，認為只有詩人才能做好詩歌批評，“詩人包辦一切”，詩人除了寫詩，還要做詩歌編輯，自己出版刊物，最后連批評也由詩人自己包辦了。90年代的詩人批評家現象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上產生的。90年代的優秀詩人幾乎都是優秀的批評家，一身而二任。收入這套書里的很多文章就出自這類詩人批評家之手。實際上，在現代詩的日歷中，一種詩人和批評家身份重合的趨勢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現代詩歌越來越專門化。如果一個文學批評家，對詩歌沒有專門的興趣，沒有下過很深的功夫，他就很難進入到詩歌的內部，他對詩歌的發言往往是無效的。對這樣的批評，詩人往往驕傲地撇一撇嘴。但這種詩人和批評家合一的現象不見得是一個好的趨勢。伴隨這一現象的，是現代詩越來越封閉，越來越難以跟社會、思想界、知識界發生互動，越來越“內卷”。詩歌的內卷加強了詩歌的專業化，拒絕了社會、公眾對詩歌的參與。這種現象需要某種反省和調整。我們應該在專業化和開放性之間取得某種平衡。但這個問題的出現也不能全怪詩人。過去來說，古典詩歌承擔的功能非常多，詩歌就是一所學校。到現在，詩的很多功能已經被其他藝術所取代。它的敘事功能被小說取代，抒情的功能被流行歌曲取代，音樂的功能被專門的音樂取代，形象的功能先后被相機、電影、電視、手機取代。詩由此走上了它自己的專業化之路，就是在這些功能之外，無法被取代的功能。這個功能，一言以蔽之，就是語言的獨特創造。作為語言藝術家的詩人們越來越關注語言本身給我們帶來的特殊體驗。這樣一種專業化的趨勢，也需要批評的專業化。80年代一些重要的批評家，他們對于詩歌的認知可能已經沒有辦法對當下的詩歌做出準確的判斷，給出有效的評議。洪子誠老師說要“重新學做一個讀者”，對我們來說也是一樣。我們都有重新學做一個讀者的任務。面對年輕一代的詩人，我們的儲藏也會變得貧乏，我們的感覺也在鈍化。與其信口雌黃，不如虛心學做一個讀者。我希望自己也能像洪老師一樣，不斷地重新學習做一個讀者，重新調整自己汲取詩歌新知的能力。

張桃洲：詩人的入選跟我們與他們的親疏關系不大（笑）。前面說過，我們遴選詩人過程中雖然經過了深思熟慮，但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帶有一定個人色彩，這種個人色彩可能讓人覺得有一點“任性”——比如很多所謂的“當紅”詩人被我們直接“無視”。剛剛文東特別強調當代詩歌的“知音”傳統，確實是這樣的，研究者只有與詩人產生了一種認知上的深度契合和對他們寫作意識的深切共鳴，才會去評判、研究他們的作品。他提到詩人的研究很多來自詩人自己的朋友，事實上這幾乎是新詩研究的一個“慣例”。比如穆旦，他最初得到的評價和研究大多數出自他的友人，不過現在看來當年他那些朋友們寫的文章仍然是站得住腳的、繞不開的研究文獻。另外，西渡談到了當前詩歌寫作和研究的“內卷化”問題，我對此深有同感，我在其他場合表達過自己的看法：這種“內卷化”及其帶來的危機也許并不限于詩歌本身，而是整個社會文化特別是其創造力化面臨的大問題；當前詩歌有其熱鬧、喧囂的一面，但我們應當看到這種熱鬧背后隱藏的詩歌創造力的貧弱，這是我們需要反思的。

周瓚：謝謝西渡的自謙與桃洲的自辯，不可否認，編者和入選者的相互認可是“知音”傳統的當代延續。西渡老師對“詩人批評現象”的反思以及對前輩學者的尊重，讓我看到了這種“知音”關系不僅在同輩人而且也在隔代學人之間存在著。以上幾位老師的講述讓我們了解到詩歌在當代的接受處境、詩歌批評與出版的現狀等。接下來進行分享的是詩人、批評家姜濤、冷霜和臧棣，他們也屬于這套書中評論文章的作者、編者與被選的詩人。先請姜濤老師談一談。

姜濤：先要祝賀這套“委曲成全”叢書的出版。最初聽說這套書的計劃，我第一時間想起了80年代由許多出版單位和學術機構合作出版的一大套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家研究資料，還有社團研究資料。那一大套書影響很大，之所以能不斷出版，跟特定的時代背景有關：那個時代，文學還處在中心位置，現當代文學研究也剛剛完成了轉型，變得更學科化、歷史化和專業化了。這套詩人研究叢書的出版，從客觀效果來講，確實也會為后面的詩歌研究和批評提供一個很好的資料基礎，但桃洲等朋友的立意，大概還不在這里，不是為了讓當代詩研究更為學科化，而是要展現出一種獨特的、包含特定旨趣的詩學視角，挖掘出“隱匿的漢語之光”。當然，叢書中編選的詩人不能說都是“隱匿”的，大多有很大的影響，但其中一些詩人在詩學上的意義還沒有被完全闡發出來，比如朱朱、鐘鳴，相信這套書的編選會有一種“水落石出”的效果，讓當代詩歌堅實的努力呈現出來。

我主要說兩點，首先是叢書的裝幀風格，算是吐槽吧（笑）。對于我這種年紀的讀者，這種風格有挑戰性：一是封面色彩反差太小，標題等看不太清楚；二是目錄有文章標題，沒有作者的名字；三是頁碼隱秘，藏在中縫里，好像處處與讀者為難。我想這可能就是“隱匿叢書”的隱匿風格吧，所有信息都是隱匿的，作者、頁碼等等（笑）。（張桃洲：封面設計與換出版社后印刷過程中的“偷工減料”有關。）這種陰差陽錯的隱匿很有意思。

其次，我想說一下這套書的編選說明。這個說明應該是桃洲寫的，篇幅不長，卻微言大義，談到了很多問題。比如談到了要從新詩的百年歷程中來看當代詩的位置，談到了現代詩和當代詩的區別，以及當代詩的“當代性”問題。其實，所謂“當代性”的問題，已經討論了很多年，說實話，我卻一直搞不太清這個概念的內涵。有人認為這只是一個時間概念，或籠統指向當代的處境，也有人認為“當代性”是從當代藝術那里借鑒過來的，因為當代藝術非常強調對當代事件的呼應和對公共世界的介入。桃洲認為所謂的“當代性”并非與現代性無關，反而是從現代性中“生長”出來的，但“生長”的過程中，支撐“現代性”的某些社會歷史條件卻被抽空了，只剩下符號性的或者詩學表面的價值，而當這個價值被過度推展，會帶來當代性的某種狹隘。在桃洲這里，“當代性”不是本質化的，而是一個動態的反思性視野。張棗在他著名的《朝向語言風景的危險旅行》這篇文章中，也提到了現代詩和當代詩的差異，在他看來，差異就在于是否具有語言本體論意識，也就是是否具有“元詩”的意識。這個判斷有些明快、簡單，但我大體上是同意的。在現代時期，寬泛地講，從五四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大部分詩人對“詞和物”的關系是比較信任的，通過語言，個人能與歷史建立一種相對透明的關系，雖然這種關系可能是沖突、矛盾的；但當代詩歌，按照張棗的邏輯，對于“詞與物”的關系不再那么不信任了，當代詩人更強調語言對現實的構造能力，因為以往的文化秩序、政治秩序已經不被接受了，這發生在一個很大的歷史社會變動過程中。然而張棗也談到了，這種“元詩”意識的過度膨脹，也會帶來一些危機，對于“詞與物”關系的不斷把玩，也會帶來一種“內卷化”，造成一部分詩歌文化功能的萎縮。桃洲對“當代性”的理解，似乎和張棗的憂慮有一定的銜接性，桃洲把這種反思意識、問題意識拎出來，我覺得特別好。這套叢書中編選的幾位詩人，也一定程度體現了這種“當代性”，或體現了對“現代性”的突破。比如在現代詩歌的傳統中，詩與現實往往存在一種緊張的關系，用里爾克的話來說，就是“詩歌與生活保持古老的敵意”，西渡這些年就在提倡一種“幸福詩學”，他就認為在現代詩說“不”的光榮傳統之外，也可以有一種正面的建構可能。再比如鐘鳴，他很強調是詩歌寫作在詞語的勝利之外，對人性是否能有所改善，很強調語言背后的學養和對社會的理解力、洞察力。對于這套叢書的編者，我自己有一個期待，就是把這些“微言大義”更多地從正面闡釋出來，在呈現隱匿的漢語之光的同時，也挖掘出那些隱匿的詩學線索。 

周瓚：姜濤老師打開思路，從詩學建構的意義上，對這套叢書從總體上進行了深入的、前瞻性的肯定，他從論述詩歌的“當代性”問題切入，結合入選叢書的幾位詩人，對“當代性”的反思特征進行評述，很有理論深度。下面請冷霜老師發言。

冷霜：我記得艾略特在為一本詩選作的序言中說，一本好的詩選本身就是一種批評。在當下詩壇既熱鬧又混亂的場景里，這套當代詩人研究集通過對象的遴選和每本書具體的編選原則與尺度，可以說本身也構成了一種批評。我很喜歡和認同這套研究集的編選方式，既有批評文章和研究性的論文，也選入了一些相關者的漫談或回憶性質的隨筆，顯示出了一種豐富性。有的時候，后一種資料反而能給予讀者和研究者更生動、對理解詩人更有幫助的信息。剛才桃洲說到，朱朱建議不要選那些過于學院化的文章，我理解這并非是說對于當代詩人所做的學術性研究沒有價值，而是說詩歌研究有不同的類型，研究集所選的，是那些能夠幫助我們更好、更深入地理解詩人及其寫作本身的文章，它們既可以幫助關注具體詩人的讀者，也對后來的研究者構成一種提醒，如何才能有效地進入一位詩人的世界。的確，我們經常會看到一種情形，對于某些優秀的詩人，長時間缺乏對他的有效的批評，今天詩歌研究也可能逐漸“內卷化”的狀況下，也存在著看似相反的情形，批評并不是太少了，而是變得日益泛濫，有些批評或研究并沒有起到揭示和燭照的作用，而是被一些與寫作、批評或學術研究無關的邏輯所推動。深入的批評總是稀有的，就像穆旦，盡管今天對他的研究已經越來越深入，但始終繞不過去的、放到今天看也仍然很有見地的，還是當年他的詩友唐湜、王佐良關于他的批評文章。所以我們需要的不是匯編式的研究集，而是文東說的那種“知音”式的研究集。另外，今天的研究已經進入數據庫時代，數據庫本身為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是也容易帶來一種幻覺，或構成一種霸權，讓后來的研究者把數據庫本身作為研究資料的邊界，可是當代詩歌的傳播和交流有其特殊性，有的批評或研究資料可能只出現于某些民刊、連續出版物或海外華文刊物里，特別是一些隨筆式的批評，它們很多既沒有被各種數據庫所收錄，也不能通過搜索引擎獲得，如果不是持續關注某位詩人研究動態的研究者，就有可能并不了解它們的存在，而其中可能就有一些很有價值的文章。在這方面，我覺得這套當代詩人研究集是很有必要的，它所選入的這些詩人，創作上都已經跨越了很長的時間，有的詩人像多多、張棗、王小妮等，也已經被逐漸經典化，確實到了可以對既有的批評和研究進行搜集和整理工作的時候，它所做的遴選工作，對于讀者和后來的研究者也會帶來相當的便利。

周瓚：感謝冷霜老師為我們提供的補充和闡釋。之前文東提到一本集子里的文章基本是學生或朋友的，大概既是自豪又是自嘲吧，但冷霜老師給了我們非常重要且有說服力的理解。我也觀察到，我們的研究生寫文章多借助知網、百度文庫等，但其實這些數據庫里的內容并不完備，很多不知名的報刊和民間刊物上的論文都未被收進去，這套“中國當代詩人研究集”就收錄了大量這類文章。下面我們請這套書的入選者，寫作狀態持續活躍的詩人、批評家臧棣談談他的看法。

臧棣：我覺得這套書對我來講非常重要，桃洲和東東所作的這個工作在整個批評史里面都是開創性的，或者說及時補缺的工作。以前的詩歌研究主要面向有名望的或者老一輩的詩人，好像只有已經故去的或已經進入文學史的人才能成為被研究的對象；但這本書中研究的有一部分是還活著的詩人——這也是這套書非常有創意的一點。活著的詩人被這么尊重地對待，是需要一點底氣的。之前的詩人好像只有在故去之后，才能被看清在文學史中所處的位置（只有“蓋棺”，才能“定論”）。所以這套書從研究范式的開創上來講極其重要。

從從事母語寫作者的角度來說，詞與物之間的，生命和漢語之間的最敏感的關系都反映在當代詩歌的創作里面。但在大眾閱讀文化里，當代詩歌的面目是非常晦暗、曖昧不清的。這里面有很多原因，比較重要的是，在世的詩人被一些落后的研究框架限定，好像非要等他們過世之后才能“蓋棺定論”。而這套書在當代詩歌的共同體里面引發了一種共鳴，把零散的感覺強化起來。我快速翻了一遍，盡管里面很多文章以前都讀過，但在一個集中的時空里面閱讀，就更覺得這套書的重要性。這套書對研究者和普通的詩歌讀者都是很有幫助的，這套書的編撰很艱難所以說桃洲是很有勇氣、很了不起的。

這套書還有一種專業性在里面，這也是很了不起的。這套書的編者都是博士畢業，里面的范式的建立、專業的眼光等等，很多東西無形地劃進了編選的體例中，都得到了無形地展現。我有一個感觸，新詩的研究以前太依賴文學史的范式——詩人的重要性好像都要用歷史的框架和尺度去篩選，之后才能把一些現象寫出來。其實我覺得詩歌文化與詩歌寫作還是應該以詩人為中心。以文學史為主軸的話，一個詩人生命本身的姿態和氣息，融匯在生命里的那些帶有詩歌精神的東西都會被簡化甚至粗鄙化。現在對于很多詩人的描述，都是在詩歌史的脈絡上進行評價，真正起到幫助我們認識當代漢語詩歌問題的，認識到它究竟解決了什么問題，糾結點在哪兒的這些部分，在文學史里面都只是很粗糙地被處理了。而這套書不同，在這套書里面，我們會看到一個具體的詩人在詩歌的內部場域里進行寫作的艱辛，認識一個詩人活生生的生命是什么樣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所有詩歌的閱讀都要圍繞一個詩人形象的建構（或者辯駁），這應該是詩歌文化的主軸。所以桃洲主持編輯這套叢書，為我們的詩歌文化在范式上做了一個調整，是很有意義的事情。以詩歌史為中心固然重要，但我們忽略了以詩人個體為中心的問題，忽略了詩人私人的問題。如果有這樣一套書，通過有代表性的詩人，對他的生命歷程的展示，他的詩人同行和后來的讀者也能由此獲得對自己的辨析、或者對詩歌的更清醒的認知，這是很好的。“詩人傳”的傳統是我們新詩文化里亟待建立的傳統，但“資料匯編”的方式有點草率。

我唯一的吐槽是，這套書每一本的編者應該寫一個有長度的前言，對研究現狀做一個梳理，如果讀者有興趣可以再進一步查閱；也應該把所有相關的研究做一個目錄，哪怕不選進來，用附錄的方式展現出來，以展現編者的眼光。另外我認為“怎么編”的問題，不要問被編者，更考慮編者自己的想法。

周瓚：臧棣老師贊賞了叢書策劃者和編者獨到的眼光：對活著的詩人（而非已經“蓋棺定論”的詩人）做了研究整理；叢書不僅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同時也是普及性的資料匯編；此外，從批評的角度，他認為既往的詩人研究太注重文學史視角，缺少“傳記色彩”的研究，而這套書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接下來，我們歡迎詩人、詩歌出版人吳情水先生談一談他的看法。

吳情水：這個活動叫“隱匿的漢語之光”，有一種一束光打著你不知所措的感覺。我很慶幸有這樣一批老師、朋友總能牽動你繼續跟詩歌發生關聯。微光之處必有道路，可能這不僅是對詩歌創作以及詩歌批評研究出版，都有隱蔽光芒被帶入的意味。道路是從深淵中而來，消隱不消失。文東老師說到部分作品入選“像親友團”，我觀察這些大多是兼備詩人和批評者的雙重角色，我還是贊同桃洲老師所說詩人才能真正認識詩人的說法。大家也談到批評的立場和詩學建構的冀望，我是一個不懂批評的人，但直覺上認為現在的批評者已經不能再按照陳舊的那套東西去講，需要終結過去的某些東西的話，需要對詩歌史深度追問，需要有能力向詩歌史發問，當然在這條道路上你們已經做出了令人側目的貢獻。我非常敬佩叢書的編者，桃洲老師他們沒有受制于知識、常識、經驗，受制于利益、規則來做這項艱巨的工作，這是這些年從未出現過的力量，特別是當下這種境遇里，這種他人早就放置的愿力，定能使水活起來，這不是雜想叢生半途即廢絕多數文化人的做派。最后來講，我很高興又回來做與詩歌相關的義工，比如以微弱力量參與到《白鯨》系列叢書，詩歌出版完全是擠壓到不能再擠壓的不忍睹的地步，正常的出版簡直是詩者一生最大的奢望，說不合時宜或不合時代都是自我安慰，畢竟現實是藤條和刺條裹身。以上是我作為一個沒有文學史心思的旁觀者說的幾句粗淺的話：讓詩歌的夢想活下去，想象世界而非聽任世界。

周瓚：謝謝吳情水。聽了以上嘉賓的發言，我也借此機會說一下我對這套叢書的看法吧。首先，是我一個特別的印象，這套當代詩人研究叢書的目標讀者群可能要比一般的學術資料匯編的受眾更廣泛；從裝幀設計到內容選編都如此。我們常見的學術資料匯編，通常比較厚，里面還會有資料索引和詩人年表之類的，雖然全，但會令普通讀者望而卻步。這套書則不太一樣，裝幀我不再多說，翻開每本研究集的目錄，里面所收錄的文章風格類型較多樣，既適合作為詩歌研究者，大學教員的參考書，也能吸引年輕的詩人、普通的文學愛好者，比如一些詩歌細讀文章和不那么學術腔的文字的存在，使得這套書能成為他們認識相關詩人和詩歌的升級性質的讀物。

其次，從當代詩歌批評的角度看，這套叢書也顯示了一種由“隱匿”到“顯現”的批評態度和批評標準的確認。從入選的詩人到選入的文章，都顯示了編選者的詩歌標準和對相應的當代詩歌問題的抓取能力。這種批評標準和問題意識到底是怎樣的，雖然在以上各位嘉賓的發言中都有論及，但還有待進一步從總體上歸納。

再者，這套叢書的編纂和出版也匯聚形成了一個整體，展現了當代詩歌批評成就的一個堅實斷面，而與其他文類相比，至少在我有限的視野中，這個堅實的斷面兼具超前和越界的氣質。雖然我們大約都會承認，當代小說更主要地扮演著當代文化敘事者的角色，小說批評長久以來依傍各種面向的現實主義話語，這是其優勢也是其局限。當代詩歌及其研究則無論在形式批評和文化批評方面都有突破，并形成了其獨特的、系統性的批評語匯，而這種語匯是可以在某些方面通向當代藝術和思想領域的。“隱匿的漢語之光”這套叢書就證明了這一點。我可能說的比較抽象，限于篇幅在這里也就不展開了。

最后，能否請張桃洲老師給我們介紹一下接下來的編輯和出版計劃？

張桃洲：好的，這套書第二輯的相關工作正在推進之中。還是跟華文出版社合作，但書籍的裝幀設計方面可能會根據目前得到的意見做些調整。第二輯的6本實際上早已確定了名單，昌耀、戈麥、池凌云這三本已經編好書稿送給了出版社，剩下的三本（宋琳、駱一禾、臧棣）還在整理過程中，也接近尾聲。我想出版的周期應該不會像第一輯這么久，后面的各個環節會把握得更好一些，但愿能夠順利吧。謝謝！ 

（錄音整理：康俊、袁新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