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術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占有霸權地位，這是事實，中國的國際關系學界一直試圖打破這個格局，我們因此提出要創建“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或者“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中國學派”。

但與此同時，西方的概念和理論還是源源不絕地流入我們的學術話語之中，有些甚至還進入了官方語匯。只要這些西式概念和理論能在中國情境中站住腳，并帶來解釋中國的新視角，我們就應該歡迎它們。畢竟，中西思想碰撞，能激發構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靈感。

但是，并不是所有西式概念都能在中國情境中生存，有些不僅對中國沒有解釋力，甚至對中國的學術和政策討論弊大于利。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即是當下一個重要的例子。

我們是在提及中美關系應該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之中時使用這個詞的，但是，隨著美國政界和思想界對美中關系的看法越來越負面，隨著中國國內對中美關系的悲觀情緒的上升，不少人認為中美關系已經掉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之中。

但是，我們為什么需要“修昔底德陷阱”這樣一個概念來思考中美關系？修昔底德是生活在公元前5世紀的古希臘歷史學家和軍事家，我們需要這樣一位時空間隔離我們如此之遠的古希臘人幫助我們理解中美關系嗎？

“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的問題并不在于修昔底德本身：修昔底德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歷史學家，他的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世界歷史不朽的經典，對國際關系研究有重大的借鑒意義。問題在于，當下的國際關系學者拿“修昔底德陷阱”來表達對中美關系的擔憂，但他們理解的“修昔底德陷阱”卻不一定符合修昔底德本人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初衷。

如果他們理解的“修昔底德陷阱”有誤或者根本不存在，他們的觀點就會誤導我們對中美關系的討論。因此，對于這種能對政策討論產生影響的西方概念，我們應予以充分的澄清和必要的批判。

當前“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之所以流行，主要是由于哈佛大學教授格萊漢·埃里森（Graham T. Allison）的研究和發揮。在2013年6月發表于《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中，埃里森提出了美中能不能逃離“修昔底德陷阱”的問題。他指出，1500年以來，在15個崛起國實力逼近現有霸權國的歷史案例中，有11例以戰爭結束。他認為，2000多年前的修昔底德已經找到了此類崛起國與霸權國戰爭的根源：雅典實力的崛起以及由此引發的斯巴達的恐懼，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伯羅奔尼撒戰爭。這就是埃里森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崛起國實力的迅速上升、霸權守成國的恐懼以及它們各自聯盟體系的纏結將很有可能導致戰爭的爆發。

如果埃里森認為的“修昔底德陷阱”是真實存在的，那么中美關系真是岌岌可危了。幸運的是，這樣的“修昔底德陷阱”也許根本就不存在，它也許只是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誤讀而已。

早在埃里森把“修昔底德陷阱”應用到中美關系之前，國際關系大師級的學者勒博（Richard Ned Lebow）就從國際關系理論的角度對修昔底德做過至今無人超越的研究。勒博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根本就不是不可避免的，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相對實力的變化，最多只不過是這場戰爭的間接原因或者前提條件。斯巴達之所以向雅典宣戰，并不是因為它對雅典實力本身的恐懼，而是因為它想維持自己在古希臘世界中的榮譽和地位。

在斯巴達人看來，真正的威脅并不是雅典物質實力的上升，而是因為雅典的海權文明代表了一種新的、與斯巴達的陸權文明完全不同的發展模式。雅典文明的持續發展和擴張，將威脅到斯巴達文明在希臘各城邦中的領導地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根源并不是雅典實力的崛起，而是斯巴達對自身的身份、地位與價值觀的擔憂。

當然，勒博的觀點也只能說是一家之言。但這極有影響力的一家之言，已經足以使人對埃里森的“修昔底德陷阱”產生足夠的懷疑。如果崛起國實力的上升是與霸權國爆發戰爭的根本誘因，那么中國就會被鎖定在中美關系惡化的“被告席”上，因為美國永遠都能辯解說自己沖突性的對華政策只是源于對中國崛起的正常安全憂慮。如此，改善中美關系的責任將被推到中國身上，美國倒可以孑然一身，因為從“修昔底德陷阱”的角度來看，中國崛起本身就是個問題。由此可見，“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對中國處理對美關系是多么的不利！如果我們用這個概念來描述中美關系的核心問題，我們將永遠處于被動位置。難怪美國人喜歡這個概念，因為它能幫助美國占據歷史和道義的高地！“修昔底德陷阱”對現狀守成國是個好概念，對崛起國則真是一個有點陰險的話語與外交陷阱。

更重要的是，“修昔底德陷阱”與中國對美關系的核心概念——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直接矛盾。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目的，就是要走出西方崛起國與守成國沖突的老路。這種表述是中性的：沖突的根源既可能是崛起國也可能是守成國。但如果我們使用“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目的是為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這樣的表述，這就在無意中承認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甚至承認了中國崛起本身是個問題。此類外交話語的陷阱倒確實是存在的，而且不得不防。修昔底德不見得預見了中美沖突的陷阱，但“修昔底德陷阱”這個21世紀美國概念卻真是為中美關系下了個套。

與其使用“修昔底德陷阱”這樣對中美關系有諸多不利的洋概念，還不如從中國自己深厚的歷史與文化資源中提煉出幾個既能概括中美關系本質、又能表達出創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愿景的概念和理論。

比如，我們不妨研究一下“荀子突破”這個概念。英國著名哲學家霍布斯曾提出，在他所謂的“自然狀態”之下，每個人都是每個人的敵人，戰爭是常態。這一假設深刻影響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也是現代國際關系理論“無政府狀態”這一核心概念的根源。但荀子認為，雖然原始狀態下人們的私欲能導致紛爭，人們卻能制定出禮義來限制紛爭并促成合作。荀子的這一深刻洞見，也許能為中美超越沖突、走向持久合作指明一條道路。

（此文得益于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所長達巍博士的交流，在此特表感謝）

作者：張鋒/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際關系學系研究員、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云山講座教授

“天下會”專欄，聚焦中國，關注天下，深度分析中國復興的國際大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