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最近采訪華東政法大學剛剛退休的校長何勤華：你覺得現在的法學教育還有哪些不足？

何勤華回答道：首先，我們高校的辦學自主權非常有限。學校本身對招生（尤其是博士生）沒有權力，而是由發改委規定一定名額，下發到教育部，再下達到學校。

招生名額（尤其是博士生）作為一項標志高校辦學自主權的主要象征，并不掌握在學校手里，甚至不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門手里，而是掌握在發改委手里，讓一般人感到匪夷所思，但實際上，這一做法由來已久。

1984年8月發布的《國家計委關于改進計劃體制的若干暫行規定》明文規定，“對研究生、普通高等院校本專科、中等專業學校的招生人數和畢業生分配人數……分別由國家計委、有關部門或地方下達指令性計劃。”同時又規定，“各高等院校在完成國家招生計劃的前提下，可以接受委托培養或聯合辦學。”

為響應上述改革思路，次年5月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要“在國家統一的教育方針和計劃的指導下，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擴大辦學自主權體現在招生方面，就是高校可以招收“委培生”和“自費生”。這是一個向市場方向的很大突破。

但即便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由國家計委確定招生人數的基本做法并無改變，這在1998年決定高校擴招上最為明顯。

前國家計委研究室主任鄭新立曾經談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擴大內需是讓國家計委“焦頭爛額的事”，國家計委上報國務院的主要辦法，是發行長期建設國債1500億元用于六大領域，其中就包括擴大大學招生。是擴招50萬還是100萬？詢問教育部的同志，他們也心里沒底，因為已經是1998年4月，很快要開始招生了。教育部辦公廳向各高校發出緊急通知：讓各個學校匯總現有宿舍、食堂能容納多少學生。結果顯示最大容量是30萬。最后把擴大招生數量定為40萬。那一年實際擴大招生有40多萬。

高校擴招圓了幾千萬青年的大學夢，改變了他們一生的命運。但從整個過程看，各高校在“高校擴招”決策中，并沒有任何自主權，只是一個執行機構。急劇的擴招，不僅使很多高校生源和教學質量雙雙下降，也為之后高校行政化加劇埋下了伏筆。

隨著中國大陸轉軌為市場經濟體制，事無巨細制定國家各種計劃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也于1998年更名為“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2003年改組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至少從名稱上徹底告別了“計劃”。但是對研究生招生事宜，仍然與教育部一起保留了制定“計劃”的權力。這一計劃不僅細化到具體學校，具體類別，而且細化到招生人數的個位數。難怪有人說高校是計劃經濟的最后堡壘。

問題是在今天，除了個別特殊專業，所有學生包括研究生，幾乎都通過人才市場尋找工作，市場已經是最大、最有力的資源配置和調控手段；而政府對教育的財政投入，最終也由人大所通過的財政預算報告所確定。但不知為何，偏偏在研究生招生環節，卻年年有一個精確到個位數的招生指標。高校不具有多一個少一個名額的決定權，難怪何校長會感慨“高校辦學自主權非常有限”。

30年前提出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為何到今天為止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從招生計劃的演變，可以窺見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