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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社會崛起:獨居現象將成為發達國家的標志?
城市中緊張的工作節奏可能使年輕人無暇顧及個人問題,尤其那些遠離父母獨自闖蕩的年輕人可能會長期保持獨居狀態;而處在生命另一端的老人有時也無法逃脫孤獨度過晚年的命運。于是,對于很多人來說,獨居生活成了生命中必須要經歷的一個或者多個階段,而另有一部分人得益于城市生活的便利和強大的社交網絡,在現實和命運的共同作用下將獨居生活變成了終生的生活方式。

最近出版的《無緣社會》一書中則提到了日本的情況。據NHK特別節目錄制組的調查,目前日本有16%的男性和7%的女性終身未婚,預計到2030年,比例將升高至1/3至1/4。
克里南伯格講到:“以歷史的眼光來看,獨居現象將長時間地成為當代發達國家的特征”,而他也在追問:“在如今人人都發現傳統家庭常常分崩離析的情況下,獨居生活的興起是否將形成全新的‘城市部落’以取代傳統的家庭形式?”
其實很多人并非堅定選擇了獨居生活,而是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為獨居提供了很多便利條件,例如書中總結出的四個因素:女性地位的提升、通訊方式的變革、大規模的城市化和人類壽命的大幅延長。更多的人會在自由而又艱辛的獨居生活和可能會帶來保障并驅走孤獨的家庭生活間猶豫不決,不同的年齡階段和不同生活經歷的人選擇獨居生活的原因亦不相同。而對于國人來說,書中描寫的可能是未來社會,抑或是在一線城市中已經出現的現象。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借助《單身社會》所提供的資料,試圖向讀者展現在其他國家由于年齡和性別的差異所導致的獨居生活的不同狀態。獨居也許并不意味著孤獨,而可能意味著對個體自由和尊嚴的重視程度。
從單身到獨身的年輕人
現在一部分年輕人會選擇在結婚前離開父母,過一段獨立自主的生活。城市為這部分年輕人提供了最好的機會,城市中有各種便利的條件,不管是獨自居住還是尋找室友都在城市中有了可能性,沒有小鎮的墨守成規,城市更適合年輕人發展自己的個性。就像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齊美爾所認為的:“現代城市文化解放了城市居民,在村落年代被壓抑的那些自我部分,正在城市化生活中重新被培養發展起來。”除了一些人會抱怨在城市中會有孤獨感之外,另一趨勢則是原本以為只是婚前暫時的單身生活可能會蔓延為一種幾乎是終身的生活方式。如果斷了婚姻的念頭,這部分人被稱為“獨身的單身者”。
在《單身社會》這本書中有一個叫做金柏莉的受訪者就印證了從單身到獨身的趨勢,唯一不同的是她并沒有完全放棄尋找另一半的念頭,不過也不再為單身一輩子的事實感到恐懼。當她30歲發現自己依然單身時,曾用好幾年的時間才抹去這個事實帶來的痛苦。在工作日的時候,繁忙而又充實的工作讓她很容易忘記單身的絕望,但是不工作的周末就沒有那么容易熬過去了。最開始她用看電視的方式來轉移注意力,但也很容易陷入孤獨和無聊的沮喪狀態,甚至產生了社交恐懼。
但后來金柏莉為自己投資了一套公寓,從原來租住的屋子里搬了出去,她自己堅持認為這是個決定性的轉折點,因為“這是一種心理和經濟上的雙重挑戰,同時也非常重要,因為這代表著她不再等待一個男人來加入她的生活,帶領她進入下一個全新的人生階段”。購置公寓讓金柏莉獲得了良好的自我感覺,進而促使她做出了一系列的改變,減掉了30磅的體重,克服了社交恐懼癥,開始主動交友和約會,后來還辭去了工作,“如多年所愿地成為了一名自由職業者”。
金柏莉后來做出了一個更為大膽的舉動,她主動聯系了一個叫做“選擇做單身母親”的組織,他們為想要成為母親又不想和不合適的伴侶將就生活的女性提供幫助。年近四十的金柏莉無法逃避身體的規律,也不得不直接面對這個問題。“她相信自己已經足夠堅強和自給自足,在她獨自一個人的生活中,已有能力照料另一個人了。”雖然有了孩子之后可能更不利于尋找人生伴侶,但她不再為自己感到難過。
年輕的單身人士似乎必須具有堅強的特質,以應付生活中的種種不便甚至是歧視。從吃飯、看電影到出門旅行,社會中主流的觀點是這都不應該一個人去做,加之一個人的旅行可能同兩個人的花費是一致的。而在工作場所,單身人士更容易被老板叫去加班,他們通常被認為應該比結婚成家的人承擔更多的責任。最糟糕的情況是,那些光鮮亮麗并且社會活動豐富的單身人士會被貼上“派對達人”的標簽,在升職加薪方面都會被打折扣。
而“蟄居”可能是獨居生活中的一個極端現象。據英國《每日郵報》近日報道,日本約有100萬男性正蟄居家中,他們逃避社會,隱蔽于臥室之中,有時長達幾年之久。而蟄居族在日本很常見,通常是對成功的期待遭遇現實的挫折后,年輕人就會選擇“蟄居”。

個體自由與家庭生活始終存在著張力,書中很多受訪者會在選擇獨居還是選擇家庭這兩者之間掙扎。在現代社會中,家庭似乎并不能一定保證個體的幸福,而獨居生活卻又意味著注定要一個人老去甚至死去,但是否值得放棄個體的自由而換取未知的家庭保障?在美國,獨居人士中35-65歲這個年齡段的人數占到了三分之二,其中一些是經歷了婚姻而又重新恢復單身生活的人士。他們中有的遇到了錯誤的人,兩個人的生活令他們身心俱疲;而在離婚后享受了充分的個體自由,并且逐漸習慣這種生活之后,在重新步入婚姻使老年生活有所保障和不舍放下難得的自由之間,恐怕變成了他們最難做的抉擇。
就像克里南伯格在書中所講到的,“不久以前,如果某人對自己的伴侶不滿意而尋求離婚,他必須為此作出合理的說明。而今則完全相反,如果你對于婚姻并非全然滿意,你必須提出理由來說服自己維持這婚姻,因為當代文化更致力于讓每個人為自己謀求最好的結果。”
例如有人原本對婚姻抱有浪漫的想法,但最終發現結婚并沒有使自己變得更充實,也沒有使自己蛻變為所希望的樣子。書中所講的海倫就是這一類人,她經歷了兩次令她失望的婚姻,第二次離婚后她度過了30年的獨居生活。“在她看來,獨自生活完全是站在虛偽的生活的對立面,而遵循傳統卻不幸的婚姻,不過是因為社會常識要求你這么做。”
這種對婚姻和家庭望而卻步的心態也很容易傳染給那些未曾經歷過這一切的獨居人士。艾拉是書中談到的一位三十多歲的成功單身女性,她身邊女性朋友的婚姻和感情生活幾乎都是不幸的,于是她無法感受到婚姻所帶來的益處。并且她閱讀了大量關于婚姻家庭的書籍和研究報告,漸漸認同“男性獲得了婚姻帶來的絕大多數的益處”的說法,甚至在她讀到的研究報告中,也有調查表明已婚婦女患抑郁癥的可能性比單身女性更高。這些感性的印象和理性的分析共同對她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迫使她寧愿承擔獨居所帶來的寂寥,也不愿輕易進入已婚婦女的行列。
上述所講多是涉及女性的案例,而事實上在美國獨居生活的人群中,女性也占了多數。一方面,現代社會女性地位的上升,讓她們可以在職業生涯和家庭主婦之間選擇前者。而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則是女性也更加適合獨居生活,她們的收入開始慢慢超過男性,并且具有更強的生活能力。同時,即使她們曾處于結婚的狀態,但由于女性的壽命一般會比男性長,甚至長達十幾年之久,所以在生命的最后階段往往多是女性要面臨獨居生活。
而書中涉及的男性多會留戀結婚的狀態,因為他們在離婚后的單身生活中可能會遇到生活能力的挑戰。他們之前習慣了被女性所照顧,而一個人生活的時候要重新適應自己照顧自己;同時也會變得懶惰,習慣做一個沙發土豆,體重會上升,也找不到約會對象。同時單身也意味著性生活沒有保障。一位在芝加哥過了八年單身生活的臺灣人最懷念同女性共同生活的日子,他這樣說道:“你無需出去尋找機會,你不必花費精力去做個花花公子,你可以放松自己,做點其他的事情。”

最終也許都要孤獨老去
獨居人士中比較典型的一類是沒有或者失去配偶的老年人,他們主動或者被動地過著獨居的生活。
在《單身社會》一書中講到了兩類獨居的老人。一類是有固定經濟收入且社交活動豐富的獨居老人(事實證明,這兩者也存在著正相關的關系),他們選擇充分享受晚年自主生活的時光。即使尋找到新的伴侶,也不會輕易搬到一起居住,因為他們有可能剛剛結束長期照顧另一半的生活狀態,不想再一次被伴侶病弱的身體所束縛。他們也不愿搬去同兒女居住,因為不想失去自己對生活的控制權,同時也并不想因為兒女的生活需要照顧而成為他人生活的附屬品。他們十分珍惜生命最后的時光,甚至放棄跟蹤隨機的新聞,削減和某些并不喜歡的親友相處的時間,致力于將最后的時間用在最重要和最符合自己心意的事情上。他們會熱衷于各種社交活動,這也是他們每天早上醒來的盼頭。
而另外一些獨居的老人所遭遇的情景卻是“殘忍的獨立”,他們經濟困難,缺少社交活動,白天清醒的時候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孤獨一人,但是他們也不愿入住養老機構。他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送餐工作人員的到來,這是他們固定的可以攀談聊天的訪客,只有這樣才讓孤獨的生活沒有那么絕望。
在《單身社會》一書中,講到一位80歲的化療后遺癥患者伊迪絲的兩難境地。她的財務狀況糟糕,只能依靠微薄的補助生活;行動不便,要依賴輪椅,所以幾乎不出門;她患有抑郁癥,也因為營養不良掉光了牙齒,只能吃流食。很多人勸說她搬進養老機構,但都被她拒絕了。“她想要保持獨立的意愿太過強烈”,同時也為自己“獨立”生活的能力感到自豪。另外她也為養老院的生活感到擔憂,“冷漠的工作人員無法提供良好的照料,總是被困在一個單調的環境中,百無聊賴地生活在一個除了死亡沒有新鮮事的地方”。對這部分獨居人士來說,當意識到自己無法自理時,便會產生最嚴重的屈辱感。
獨居老人面臨的另一個無奈的事實可能是要孤獨地死去,并且在身后遭遇那些自己永遠不會知道的尷尬。艾米麗是美國公共署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專門負責調查孤獨死去的案件。“她的工作是梳理亡故者的生活遺跡,試圖找出他們所留下的遺產和線索,并厘清誰應繼承什么遺物,并尋找死者最近的親屬。”瑪麗安是艾米麗需要調查的主人公之一,她在79歲的時候孤獨一人去世,唯一的緊急聯系人是藥房負責給她送藥的工作人員。艾米麗花費了很大功夫才找到一張30年前寄給瑪麗安的圣誕卡片,可是最終發現寫卡片的人是瑪麗安遠房親戚的前妻,而她這個遠房親戚完全不知道她的存在,兩人沒有說過話,沒有見過面,他對瑪麗安一無所知。
在瑪麗安去世一個月之后,她的遠方親戚依然沒有下定決心是由自己處理她的房產,還是交給政府清償處理。不管怎樣,瑪麗安的資產總額超過了六千美元,可以由公共管理署負責將她安葬在公墓中。而對于那些沒有這么多遺產的死者來說,他們的骨灰會被公共管理署保管四年,如果這期間無親屬來認領,他們最后會被葬在一個集體墳墓中。
《無緣社會》一書中也提到,日本的老人和家人同住比例不斷下降,據估計到2030年,日本的獨居老人占高齡者的比例將達到38.5%。而在日本,每年3萬人的自殺人數高居不下的同時,又有3萬人以上在孤苦中死去。因此,日本社會催生出了一種新職業:“代理親屬”。他們和委托人在生前簽訂合同,負責他的財產遺物和一切身后事的處理。書中介紹,基于這一社會現象的生意如今在日本風生水起,諸如遺物整理、特殊清掃(收尸和打掃去世者的房子)、共同祖墳、聊天服務、代理保證人等。

獨居生活的出路在何處?
在本書的最后,克里南伯格總結道:“核心的問題并不是獨自生活的人數有多少,而是許多社會中都有大量獨居人口時,我們的生活將變得如何。”首先獨居生活并不應該代表著孤獨和與世隔絕的孤立,應該成為一種生活的選擇;其次,“如果國家和社會能夠承認這一點,并且以現在支持已婚人口的態度和方法,為單身獨居者提供相應的社會支持,那公民的需求勢必將得到更好的滿足。”例如獨居人口占比最多的瑞典就為單身人士提供了良好的福利體系,獨立生育孩子的母親可以獲得16個月的帶薪育兒假期,所有家庭花在兒童保育上面的費用不會超過總收入的1%到3%等等。不過瑞典的這些福利政策其實很難被其他國家復制。
甚至有研究機構正在致力于個人助理型機器人的實驗研究,雖然這些機器人可能并不能帶來人工照料的溫情部分并且價格昂貴,但設計得當也可以推動社交,納入社交網絡的機器人可能對閑居無法外出的獨居老人具有吸引力。
但不管是獨居的年輕人還是老人,獨立的家庭住所可能是保留他們自主權感覺最重要的因素。但現實的情況是,對于年輕人來說,獨立購置房產不僅難以承擔甚至門檻重重,而對于獨居老人來說,最困難的恐怕是如何保留獨立的生活空間而同時又能受到最基本的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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