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摘選自《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么會減少》（[美] 斯蒂芬·平克著，安雯譯，中信出版社、三輝圖書出品，2015年7月）一書。

斯蒂芬·平克是當今西方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他是實驗心理學家、認知科學家，也是廣受歡迎的科普作家，公認的“繼喬姆斯基之后的語言天才”。

在本書中，他認為人類的歷史確有進步可言，事實上我們正生活在有史以來最和平的年代；他繼而又提出了暴力下降作為度量這種“歷史進步”的尺度。這兩項主張引起了巨大爭議。

本文來自書中第六章《新和平》“恐怖主義的走勢”部分，平克檢討了恐怖主義這種特殊的暴力種類。

恐怖主義是一個特殊的暴力種類，它造成的恐懼遠遠高于它造成的傷害。與兇殺、戰爭和大屠殺相比，恐怖主義制造的死亡數字就是個背景噪聲而已，自1968年以來，國際恐怖主義的年死亡人數不到400人，而自1998年以來，國內恐怖主義的年死亡人數大約為2500人。

但是2001年9月11日之后，恐怖襲擊和恐怖主義成為一種困擾。評論家和政治家們對恐怖主義喋喋不休，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存在性”（existential）一詞，作為對威脅和危機的一種修飾被頻繁使用，這可是自薩特和加繆過了鼎盛期之后難得一見的現象。專家們宣布，在恐怖主義面前美國“脆弱”和“易碎”，美國作為“現代國家的優勢地位”，“我們的生活方式”甚至“文明本身”均受到恐怖主義的威脅。 比如，在《大西洋月刊》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一位負責反恐的前白宮官員十分肯定地預言說：到“9·11”恐怖襲擊事件10周年的時候，由于美國的賭城、地鐵、購物中心連續發生爆炸，民航客機常規性地被肩式導彈擊落，化工廠遭到破壞引發災難性的后果，美國經濟將陷入癱瘓。國土安全部的龐大官僚機構幾乎一夜之間拔地而起，戲劇性地向全國發布按顏色分級的恐怖活動警戒，勸告國民儲備塑料布和膠帶，緊張地到處檢查身份證件（盡管假證件隨處可見，布什總統自己不到飲酒年齡的女兒就因為用假證件叫雞尾酒而被警察逮捕），在機場沒收所有的指甲刀，在鄉下的郵局外面修建水泥防護墩，還開列了8萬個“恐怖襲擊潛在目標”，其中還包括佛羅里達州一個糊弄游客的景點“威基-沃奇泉”，那里不過是有些漂亮女子扮作美人魚在玻璃水缸里游來游去。

讓我們將美國恐怖襲擊的死亡名單——不論是不是包括“9·11”恐怖襲擊——和其他可預防的意外死亡做些對比。每一年，美國有4萬人死于交通事故，2萬人死于跌跤，1.8萬人死于兇殺，3000人死于溺水（包括300人死于浴缸里發生的溺斃意外），3000人死于火災，2.4萬人死于意外中毒，2500人死于手術并發癥，300人在臥床上窒息而死，300人死于胃內容物吸入氣管，以及1.7萬人死于“其他和未分類的非交通事故意外及其后遺癥”。172事實上，除1995年和2001年之外的每一年，美國死于雷擊、野鹿、蜂蟄、花生過敏及“睡衣被點燃和熔化”的人數都高于恐怖襲擊造成的死亡。恐怖主義襲擊造成的死亡人數之少，以至于任何想避免襲擊的小舉措都能增加死亡的風險。認知心理學家格爾德·吉仁澤（Gerd Gigerenzer）給過一個估算，“9·11”恐怖襲擊發生后的第二年，美國有很多人因恐懼飛機遭劫持或破壞而避開飛行選擇駕車出行，這些人中有1500名死于交通事故。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乘飛機從波士頓飛往洛杉磯的死亡風險，等于駕車在公路上行駛12英里。換句話說，為避免乘坐飛機而產生的死亡人數是“9·11”事件中空難人數的6倍。當然，“9·11”恐怖襲擊將美國帶進兩場戰爭，戰爭造成的英美兩國國民的生命損失遠遠甚于劫機者，更不要說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的生命損失了。

恐怖主義造成的恐慌和恐怖主義造成的死亡之間的距離就是恐怖的特點。恐慌是恐怖主義的全部著眼點，正如這個字眼的字面意義所表明的。雖然有各式各樣的定義（比如老話說，“一些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外一些人眼中的自由戰士”），恐怖主義一般被理解為一種有預謀的暴力，執行者是非國家的組織或個人，暴力的對象是非戰斗人員（平民或者休假中的士兵），他們所追求的目標可以是政治的、宗教的或社會性的，手段是脅迫某個政府或者恐嚇大眾并傳達自己的信息。恐怖分子的具體目標可以是讓一個政府屈從于他們的某個具體要求，可以是腐蝕大眾對政府保護能力的信心，或者挑動大規模的鎮壓行動，由此煽動人民對抗政府，或者制造社會動蕩，以期恐怖集團獲勝奪權。恐怖分子的個人動機是為了某種事業而不是個人利益，因此可以說他們是利他主義的。他們采取突然襲擊，行動詭秘，常被人斥責為“卑鄙”。他們精于傳播，慣于通過制造恐懼追求名聲和公眾的注意力。

恐怖主義是一種不對稱戰爭——弱勢對抗強勢的戰術——它調動恐懼心理帶來的精神傷害之大，與它實際造成的人命和財產損失完全不相稱。認知心理學家們，比如特沃斯基、卡尼曼、吉仁澤和斯洛維奇都證明，人對一種風險的感知取決于心智上的兩個小妖魔。第一個是可測度性（fathomability）：與相識的魔鬼打交道好過與不相識的魔鬼打交道。人們對于新奇、不可捉摸、效果延遲、當今科學無法充分解釋的風險特別感到精神緊張。第二個是畏懼。人們憂慮發生最糟糕的情況，即那些不可控的、災難性的、無意識的、不公正的（承受風險的人不是從風險獲益的人）風險。心理學家認為，人類心理的錯覺是古大腦反饋回路的遺留物，在人類進化的過程中，它保護我們免受捕食動物、毒、敵人和風暴的傷害。人類在20世紀才積累了各種統計數據庫，形成數字化社會，在此之前的漫長歲月里，人類一直生活在非數字化管理的社會中，風險感知功能可能一直是人類配置警惕性資源的最佳指導。而且，過去對危險認知心理上的種種怪癖缺乏科學的解釋，人們利用這種無知謀取第二重利益：人們傾向于夸大敵人的威脅以便榨取賠償，或以此來召喚盟友共同抗敵，甚至為先發制人消滅敵人提供借口。

我們都知道風險認知上的謬誤造成公共政策的扭曲。大量的財力與法律被用于防止在食品中使用添加劑和消除自來水中的化學殘留物，而這些物質對健康的危害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計，同時另外一些可以挽救大量生命的措施卻受到抵制，比如降低高速公路的限速。有時，一件廣為報道的事故可以成為一個先知的寓言，一個預示末世災變的不詳征兆。1979年的三哩島核電站事故無人死亡，甚至對癌癥發病率也沒有任何影響，但是美國為此停止了核電站的發展，轉而大量使用礦物燃料，對全球變暖持續做出貢獻。

“9·11”恐怖襲擊在國家意識上扮演了一種不祥的角色。大規模恐怖活動是新奇、不可捉摸、 災變性（與過去相比）和不公平的，從而將不可測知性和人類的畏懼感推到極限。恐怖主義者在制造傷害上的小投入足以贏得巨大的心理優勢，國土安全部卻不懂得這個道理，它推波助瀾地煽動大眾的恐懼，竟然在其使命陳述中警告說：“今天的恐怖分子可以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使用任何武器發動襲擊。”奧薩瑪·本·拉登很清楚恐怖主義的這種優勢，他得意揚揚地說“美國現在從北到南、從西到東充滿了恐懼”，他花費50萬美元制造的“9·11”恐怖襲擊，給美國造成5000億美元的直接經濟損失。

有責任心的政治家們偶爾也能看懂恐怖主義的算術。在2004年的總統競選中，約翰·克里一時忘情，對《紐約時報》的采訪記者說：“我們必須回到我們原來的世界，在那里，恐怖分子不是我們生活的焦點，他們只是些討厭的小玩鬧。作為一個前執法人員，我知道我們永遠也不可能消滅賣淫，永遠也不可能消滅非法賭博，但是我們可以壓低有組織的犯罪率，將它保持在一個不會泛濫的水平上。它不是每天都在威脅人民的生命，從根本上說，它就是那種你必須持之以恒地與其戰斗，但對你的生活秩序并沒有構成威脅的東西。” 在首都華盛頓，所謂“失態”就是“一位政客說了大實話”，喬治·布什和迪克·錢尼對克里不依不饒，說他“不適合當領導”，克里則很快收回了自己的發言。

恐怖主義的興亡成為暴力歷史上的一個關鍵章節，不是因為它帶來的傷亡數字，而是因為它帶來的恐懼心理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當然，在未來，如果恐怖分子進行核武襲擊的假說成為現實的話，它確實能帶來巨量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