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卷福”Benedict Cumberbatch的腦殘粉，筆者在電影《模仿游戲》網上片源早就出了的情況下，硬是忍著不看，總算是等到了它在國內院線公映的這一天。

第一時間沖進電影院，在大銀幕上觀賞“卷福”塑造的又一個天才，然而看完的感覺，卻有些——如鯁在喉。

當然，電影還是挺好看的，卡司強大，畫風精美，節奏流暢，情感細膩，既有英倫風格，又很“政治正確”，和同為韋恩斯坦全力打造的《國王的演講》頗為相似。話說，這兩部電影還真是“一脈相承”：《模仿游戲》片頭圖靈走進Bletchley Park的畫面，就伴隨著《國王的演講》結尾處喬治六世宣戰演講的畫外音。

有評論指出影片出現了一些史實錯誤。比如，當年英國二戰期間的Enigma破譯工作是整個Bletchley Park兩百余人集體智慧和團隊努力的成果，而影片則讓圖靈所在的“四人組”獨臂擎天，甚至賦予他們生殺予奪的權力；在破譯Enigma的初期工作中，居功至偉的是波蘭密碼學家Marian Rejewski,、Jerzy Ró?ycki 和 Henryk Zygalski，而電影中，波蘭人只是幫忙“走私”了密碼機；至于丘吉爾獨愛圖靈、蘇維埃雙重間諜什么的，那基本上就是鬼扯。

但這些還是可以理解的。一部由人物傳記改編的商業電影，你總要允許它為主角加點光環，為故事添些佐料。畢竟，這部電影的劇情主線，是Bletchley Park破譯德軍Enigma的過程；作為一部英美“主旋律”，它和《國王的演講》一樣，重在表現英國在反法西斯事業中做出的偉大貢獻。

然而，影片對于圖靈這個靈魂人物的塑造，卻是讓筆者很難接受的。

阿蘭·圖靈何許人也？一個先知。一個天才。提出“圖靈機”和“圖靈測試”。被譽為“計算機科學之父”和“人工智能之父”。當今世界計算機領域最負盛名和最崇高的獎項，即以他命名。

二戰時在英國情報中心“政府編碼與密碼學院”服役，只是圖靈一生光輝成就中的一件；影片以此為切口對圖靈展開描述，并非不可，但將圖靈這個人演繹得那么憋屈、那么無助、那么“高智低能”，就實在是有些過分了。

片中的圖靈，口吃、木訥、舉止笨拙、不懂最起碼的人情世故。他年少時就有非要將青豆和胡蘿卜分開的強迫癥（什么鬼？），在團隊工作時不能理解同事們叫他吃飯的意圖，在質疑他的上級面前手忙腳亂，不知道什么是玩笑、什么是調情、連跟妹子求婚時都不會好好說話。

然而根據1996年公布于世的相關文件，在Bletchley Park工作的圖靈，個人標簽是“天才”與“毒舌”，并因為這兩點贏得了一群“粉絲”。當時的圖靈領導一個六十余人組成的專項小組，和團隊成員相處友好，經常在午休時一起運動、娛樂。

要說“天才的怪癖”，圖靈確實也是有的。比如他因為花粉過敏癥而堅持戴著防毒面具上下班，又常常在睡衣外面套上運動服、用細繩一系就走進工作室。然而編導偏偏對這些有史實證據、又很適合影像表現的細節視而不見，而非要去生造出一些表現其“低能”的橋段。

有評論對此毒舌地表示：“一個人IQ高了EQ必然低成屎嗎？就不能接受這個世界上有人IQ、EQ都很高么？……他們所描述的那些他們認為的低EQ行為，恰恰反映了他們自己的低IQ。”

這，大概是好萊塢“反智主義”的遺毒？

那股潮流是從上世紀80年代興起的。當時的好萊塢推出了一批旨在貶低現代文明和批判精英主義的片子。其中最為著名的作品大概是《雨人》，達斯丁·霍夫曼在片中扮演患有自閉癥的哥哥，該角色集“天才”與“弱智”為一體，為此后的同類銀幕形象打下基本框架。

上世紀90年代的《阿甘正傳》，則是好萊塢“反智主義”的高峰。阿甘是個智障者，卻獨享巨大的成功與飽滿的幸福。

而取材于美國數學家納什生平經歷的人物傳記片《美麗心靈》，讓人們看到了這樣的一位數學奇才：他在學術上傲視群雄、不可一世，但在生活中卻飽受著嚴重精神分裂癥的困擾。與他的數學天才如影隨形的，是他的臆想，他的瘋癲，他事業的波折，他家人的痛苦。

到如今，好萊塢的敘事體系中，“天才”已陷入了某種定型化的刻板模式：他/她抑或心智不全，抑或人格分裂，抑或憂郁癥，抑或強迫癥，抑或自閉癥，抑或艾斯伯格綜合征……相關作品不斷地鞏固和加強著大眾的某種陳見——天才和瘋子之間只差一道線。

美劇《生活大爆炸》不就是如此么？片中四位男主角，均為理工科高材生，其中最聰明的Sheldon是典型的艾斯伯格綜合征患者，Howard有戀母情結與“性狂”傾向，Raj不能和女人說話，相比之下最為“正常”的Leonard，也有著深深的、不知從何而來的自卑心理。

《模仿游戲》中的圖靈無疑也符合這一刻板定型。真實生活中的圖靈，其實屬于尼采所贊美的“超人”那一類，不但智商超高，而且體力強健，從大腦到身體都無比健全。他在劍橋讀書時是劃船俱樂部的成員，成人后馬拉松的最好成績是2小時46分3秒，比1948年奧林匹克運動會金牌成績僅僅慢了11分鐘。

當然，電影中也有圖靈跑步的場景。但那些畫面無法提示觀眾，“看，這是個世界級的長跑運動員”，而只是將跑步表現為圖靈對于巨大壓力的宣泄和疏解。那些壓力，一方面來自于破譯工作中的挫敗感，更多的則是來自他的同性戀身份。

影片中，圖靈對于自己的同性戀身份是糾結而痛苦的。他是一個因為懼怕社會壓力而“深柜”的同志，在“出柜”時緊張而無措，甚至為了繼續隱藏這個秘密而沒有揭發同事中的雙重間諜。

但真實生活中的圖靈，從來沒有隱瞞過自己的性取向。他只要一有機會就向同事出柜，一看到漂亮男生就禁不住春心蕩漾、求人引介。在他因同性戀身份暴露、接受警方調查時，不但詳細列舉了與涉事人三次“發生關系”的具體環節，還自告奮勇地寫下了五頁的陳述報告，那報告措辭優美、語句流暢，震撼了當時的警官：“他（圖靈）是一個真正的異端……他真的相信他的行為無罪。”

當然，圖靈因為同性戀身份受到極為不公的遭遇，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然而，同樣是遭受化學閹割這樣的酷刑，電影中的圖靈與歷史上的圖靈，依然有著天差地別。

電影中，在接受化學閹割之后，圖靈整個人完全垮了。他面色蒼白，雙眼紅腫，萎縮在骯臟的睡袍內，腦力退化到連報紙上的填字游戲也做不出來。

而現實中呢？圖靈面對警方的指控，一方面對自己的同性戀行為供認不諱，一方面堅持找律師對自己進行“無罪辯護”；他以同為同性戀者的王爾德的名言鼓勵自己：勇者揮出鋒利的劍。

在選擇、接受化學閹割之后，在學術方面，他的生物理論工作仍在繼續，在廣度和深度上不斷開拓（對于大腦的興趣驅使他在二戰后將研究領域從密碼學轉向生物學）；他甚至將自己在注射雌性激素后的身體反應詳細地記錄下來，形成一份珍貴的生物學報告。在因公開同性戀身份而身敗名裂的處境中，他竟然還一直試圖勾搭小男生，讓友人發出“此人無藥可救”的感慨。當他偶然發現一位女政客的兒子也是同性戀，就毫不猶豫地給那位素昧平生的官員寫信，要求修改法律——自始至終，他都是一個勇敢的斗士，而絕非待宰的羔羊。

怯弱與勇敢，是電影中的圖靈與真實的圖靈的最大區別。影片中的圖靈，經常處于一種慌亂之中：他保護機器時慌亂，求婚時慌亂，發現同事雙重間諜的身份時更是慌亂。這絕非現實生活中那個盡管孤僻、但時刻篤定的圖靈；要知道，當警察因“嚴重猥褻罪”上門傳喚圖靈時，進門看到的一幕，是圖靈托著小提琴演奏愛爾蘭小曲，身邊還有一杯美酒相伴。

更要命的是，影片中的圖靈，似乎對科學本身并沒有深入骨髓的熱愛。如果說《美麗心靈》好歹還展現了納什在數學世界中的沉醉與忘我，那《模仿游戲》則讓圖靈把一生最深摯的愛賦予初戀Christopher：他對于密碼學的興趣因Christopher而起，他創造的破解Enigma的機器也以此為名（事實上，這個機器名叫Bombe）。

將一個天才科學家拍得如此瓊瑤，真的好么？

如此改編也白瞎了“卷福”。這位當今歐美男星中最適合扮演“天才”的演員，在片中無處表現碾壓眾人的腦力，無法展示天才者的孤絕與傲慢，而只能在一種“悲慘弱受”的格局中飆飆演技。

如此煽情，如此刻奇，其背后，可能是幫助銀幕前的眾生尋求心理安慰吧——

拍一個天才的低能和瘋狂，其暗示是：“我們這些平凡的小人物，雖然沒那么聰明，但至少很幸福呀！”

拍一個同性戀者在當時社會環境中的糾結和痛苦，潛臺詞則是：“你看，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是多么寬容，多么美好，多么進步！”

真是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