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二戰結束后，1946年1月19日，遠東最高盟國統帥部根據同盟國授權，公布《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宣布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審判日本戰犯（又稱東京審判）。

審判由美國、中國、蘇聯、英國、法國、荷蘭、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印度和菲律賓這些勝利的同盟國共同任命法官審理。

審判歷時兩年半。這次審判共開庭818次，出庭證人達419名，書面證人779名，受理證據在4300件以上，判決書長達1213頁。判決書對日本帝國主義策劃、準備和發動對中國和亞洲、太平洋戰爭的罪行進行了揭露，并宣判25名被告有罪。其中包括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等七名甲級戰犯因為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而判決絞刑。

但是，日本自民黨政務調查會長稻田朋美今年6月18日稱，自民黨將在今夏成立新組織，調查檢證包括遠東國際軍事審判在內的盟軍占領政策。這被視為日本政壇歷史修正主義的又一新動向。

澎湃新聞與“國際法促進中心”（微信公眾號：ciil2015）下設的東京審判研究頻道合作推出“東京審判之辯”系列文章，試圖從國際法角度厘清東京審判的爭議問題。東京審判研究頻道史料和研究依托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

二戰以來，昭和天皇戰爭責任問題一直爭論不休，其性質已經超出了法的范疇，成為政治問題。盡管當時輿論和盟國不乏懲罰裕仁的要求，但為了順利實施對日占領，在美國的主導下,盟國在戰后進行的遠東國際軍事審判中沒有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使天皇逃脫了歷史的懲罰。然而天皇免責的原因不止于此。國際法促進中心（CIIL）的編輯毛曉專訪了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結合《昭和天皇獨白錄》對天皇責任問題進行了更為深入的論述，有力駁斥了美國的“天皇無權”的觀點。

【人物介紹】

程兆奇： 1956年生于上海。現為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日戰爭遺留問題和東京審判研究。著有《南京大屠殺研究》《日本現存南京大屠殺史料研究》等書，近著有《歧羊齋史論集》。目前正主持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東京審判若干重大問題研究》、主編“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東京審判研究叢書”和主持東京審判文獻索引、附錄的編纂、出版。其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證據文獻集成》（日文版）已正式出版。

記者：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對日本28名侵華戰犯進行了審判，但我們注意到日本裕仁天皇卻沒有受到起訴。一般認為不起訴天皇是麥克阿瑟為了穩定占領日本的權宜考慮，您對這一觀點怎么看？

程兆奇：這一點不錯，但不完全。其實，對裕仁不予追究，這作為美國的主導性思路早在戰爭前期即已成型。其中既有策略因素，也有天皇并無責任的判斷。

美國戰時情報局長Elmer Davis 1942年12月9日在回答記者為什么對日廣播沒有“攻擊”和“非難”天皇時這樣說：“這一問題的基本原則是，過去長久以來天皇對日本發生的事明顯的沒有發言權。因為天皇被視為神，對天皇的任何攻擊必會很大的刺激感情，而不會被正當的接受。過去很長時間以來天皇和日本政治完全無關有大量的證據，問題在于軍部的勢力。”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考慮不僅是為了減少抵抗，也是認為天皇無權。

盡管輿論和盟國不乏懲罰裕仁的要求，但隨著戰爭的進展，特別是隨著美軍占領日本，審判裕仁引起日本民眾反抗的擔憂成為日益加重的砝碼。1946年1月25日麥克阿瑟給艾森豪威爾的信很典型地反映了這一點。

“過去十年間，種種程度表明，天皇與日本帝國政治上諸決定有關的行為，明白確實的證據什么都沒有發現。盡可能徹底調查的結果，得到的印象是到戰爭結束為止，天皇和國事的牽連大部分是被動的，只是對輔弼者進言的機械應對。有人相信即使天皇有明確的想法，如果有違由統治軍閥操弄的民意大勢，其努力多半也會陷天皇于險地。

如果要對天皇加以審判，占領計劃必須作大的改變。以此之故，實際行動開始前，準備應該完成。如果告發天皇，必會在日本國民間引起大騷亂，其影響怎么高估都不會過分。天皇是日本國民統合的象征，排除日本天皇，日本也就瓦解了。”

天皇免于起訴是美國的獨斷決定，從以上麥克阿瑟的信中可以看到決定的根據有兩方面的考慮，但主要還是為了避免加劇日本的反抗和穩定占領。不然，對待天皇，至少可以像對待皇族梨本宮守正那樣，作為戰犯的“嫌疑人”。

不過，如果沒有天皇無權的判斷，要免除天皇的責任就會面臨盟國更大的壓力和背負更大的道義負擔。所以，天皇是不是“沒有發言權”，是不是與“帝國政治上諸決定”無關，戰前日本的“皇權”是不是像美國認為的只有象征意義，確實是天皇免責是否得當的關鍵。

記者：天皇對戰時日本是否有實際的控制權，是其是否應當承擔戰爭責任的重要的構成要件，從您的分析我們看出，決定免于起訴天皇的重要原因在于美國認為“天皇沒有發言權”。可是美國這種判斷正確嗎？

程兆奇：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戰前的日本，不能不說“天皇無權”的判斷十分勉強。我這里不用斷然的表示而用“勉強”，不是說天皇是否有權還有疑問，而是指美國沒有考慮“皇權”的特點。美國是一個沒有帝王史的國家，美國總統的權力差可比為“總百官，治萬事”的“相權”，以“相權”的標準看皇權，自然有相當的不同。因不同而未見，對權力的認識未免狹隘；如果真像麥克阿瑟所說經過了“徹底調查”，那不能不說是失察。

日本投降前，天皇不是戰后那樣的“虛君”。第一，明治憲法規定“天皇為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第一章第四條），這些“統治權”包括議會、法律、官員、軍隊、對外宣戰和議和、對內戒嚴、特赦和減刑等等（第一章第五至第十七條），都是國家最重要的權力。第二，天皇對這些權力不只是像有些日本學者所說的僅僅是簽名畫押，雖然他不事事“發言”，但是他確實擁有最高“發言權”。第三，天皇實際上對戰爭高度關注，參與了幾乎所有重大決策。

記者：那我們有證據證明天皇不僅僅起到象征作用嗎？有沒有證明困難的地方？

程兆奇：戰前戰時天皇的作用是不是只是象征，本來從制度、史實上都不難證明。但有一點確實有證明的困難，就是如何來證明天皇的所作所為是出于主動，而不是麥克阿瑟所認為的對”輔弼者”的”機械應對”。這是單從制度和公私文獻難以證實的。

然而，我們正好有一份天皇自己對屬近的談話可以作證，我想就這一問題的證明力來說，它是辯無可辯、最為有力的證據。

這一后來出版時稱作《昭和天皇獨白錄》的談話由當時任宮內省“御用掛” (職名)的寺崎英成記錄，記錄稿塵封數十年后才由寺崎的女兒Mariko Terasaki Miller (日美混血兒，不識日文)等家人檢出送交專家過目，得知其為“稀有的歷史文獻”已在裕仁去世之后。從這一談話中，我們可以看到裕仁對“帝國政治”決非僅是“被動”的“牽連”。

我覺得《獨白錄》對了解裕仁在日本戰時政治中的作用有特別的價值，不僅是因為它是裕仁的親口自承，更主要還是裕仁的談話時值國內外都有追究裕仁責任呼聲的東京審判之前，和麥氏前信在同一時段，即使未必有意遮掩，至少不會為自己的責任平添嫌疑。

我在此特地指出談話時間，實際更是因為覺得裕仁似有和美國、特別是麥氏立場心照不宣的默契。

因為裕仁談話中多次提到，當年因為迫使田中義一內閣辭職引發流言，使他以后除了“二二六”和戰爭結束兩次例外，遇事必待“輔弼者進言”，他也不對進言作相反的決定云云，幾乎就是麥克阿瑟“對輔弼者進言機械應對”的復寫。而在《獨白錄》末了天皇所說，如否決開戰決定，“我周圍的親信將被殺，我的生命也不能保障”，和麥克阿瑟所謂天皇如果違逆大勢將陷于險地也如出一口。

因此，對在那樣一個背景下的談話，天皇對自己的作用只有縮小的需要，沒有夸大的理由；也因此，我們從這部《獨白錄》中能看到的裕仁的作用只是實際情況的下限，而不會放大。

記者：《獨白錄》對證明裕仁天皇作用具有重要的意義，您能舉幾個書中的例子來具體地證明嗎？

程兆奇：有關事例在《獨白錄》俯拾皆是，我們在這里僅摭取數例以為證明。

在“上海事件”（第一次淞滬戰役）一節中，有關停戰，天皇說：

“在上海能夠將戰斗地域控制在那樣的程度，防止事件擴大，是白川義則大將的功勞。三月停戰，不是由于奉敕命令，而是我特別命令白川不要擴大事件。”

不是“奉敕命令”很有意思，意思是說不是依軍令部門擬旨畫押，這里可見天皇不僅不必等待”輔弼者進言”，不必“依法行事”，而且可以超越制度，事實上也超越了制度。

在“支那事變和三國同盟”一節中談到第二次淞滬戰役時向上海增兵。當時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石原莞爾以為，對付蘇聯和“滿洲國”安危才是日本的當務之急，所以反對在上海擴大戰事，受到日軍主戰派的激烈反對，最后石原辭職，日軍不斷增兵，仗越打越大。從此節中可以看到，增兵是裕仁促成的。

在“諾門坎事件”一節中裕仁說：

“因為諾門坎方面的蘇滿國境(正確的應是滿蒙國境)不明確，所以雙方都可以說對方非法入侵。當時我曾對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植田謙吉之誤。山田是終戰時的關東軍司令官)下達過嚴守滿洲國境的命令，因此關東軍和入侵的蘇軍交戰是有理由的，同時，從日滿共同防衛協定的立場上滿洲國軍參加戰斗也是正當的。”

這也是裕仁下的命令。

在“阿部內閣之事”一節中，裕仁說，因以為風傳的“軍部大臣”(陸、海軍大臣，但此處指陸軍大臣)人選不適，因此“我命令阿部以梅津(美治郎)或侍從武官長畑(俊六)為陸相”。

在”米內內閣和軍部”一節中，裕仁說：“為了抑制日德同盟，我任命米內為內閣總理大臣。在授米內大命的同時叫了畑，要他支持米內。”

在“向羅馬教廷派遣使節”一節中，裕仁說開戰后日本首次向羅馬教廷派遣使節是”我的主意”。

有些事天皇雖未取積極態度，但不是無權。在“三國同盟”一節中天皇說松岡洋右相信美國不會參戰，他將信將疑地同意了日德同盟。日美開戰前的組閣情況也相似。在”近衛的辭職和東條的組閣”一節中，天皇說陸軍本來推薦近衛文麿為首相，但他覺得如此皇族就要負開戰責任，因此他就未同意而任命東條英機組閣。

裕仁并非無權，只是不愿承擔責任。裕仁在許多場合的消極態度其實都是基于此類的利害算計。在上節之后”開戰的決定”一節中，裕仁對開戰的疑慮主要也是能否獲勝。

記者：人們習慣認為東條英機是戰爭中權力最大的日本首相，將東條與希特勒、墨索里尼并列為同等的“獨裁者”。東條英機是否也要遵照天皇的命令行事呢？

程兆奇：東條確實權力很大，即使如此，他也只是君下之“相”。

裕仁在“東條內閣的內政”中說到，“我想談談東條內閣為什么倒臺? 為什么不是我自己讓他倒臺？”，雖然接著的話脈僅談了倒臺的原因，而未及自設的后問，但裕仁確實有權“讓他倒臺”。裕仁在此節中談到“我的心情無法通過東條傳達至全體官員，也無法傳達至國民”，但原因不是東條凌駕于自己之上，而是“東條兼職極多，極忙”。

在“東條其人”中，裕仁談到一件“前所未有”的上奏要求取消天皇“裁可”之事。事情經過是這樣的：1944年，由于內部有異議，東條不再兼任參謀總長，東條曾向伏見宮咨詢由后宮淳續任，伏見宮以為不妥。在東條向裕仁報告時，裕仁表示：

“元帥的意見是有道理的，我問他是否有更有分量的人選的建議? 東條退下后卻錯送來了后宮為參謀總長的上奏，我還是裁可了。東條似乎是感覺到了我的意思，所以不拘于我已裁可，旋又奏請取消有關參謀總長的上奏，推薦梅津。東條這樣取消裁可的上奏不僅沒有前例，也沒有后例。”

此例最可見不僅天皇的明令，即使天皇的“意思”也有巨大的影響力。

小磯內閣后日軍連連失敗，陸海軍矛盾日益尖銳，小磯被迫辭職，續任人選之一的鈴木貫太郎本來不肯出任首相，經天皇出面始而接受。所以不僅是東條，當時其實沒有任何人能夠或者試圖拂逆天皇的意志。

記者：也有人將裕仁天皇視為一個和平主義者，認為他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對戰爭結束起到關鍵作用，您是怎么看待天皇對于和平的作用的呢?

程兆奇：長期以來，強調裕仁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玉音”對戰爭結束的關鍵作用，在日本有著主導的影響力，不少日本人也喜歡把這一宣布說成“圣斷”，以見裕仁的“熱愛和平”。其實戰爭之所以遲遲不能結束，正和裕仁心存僥幸的態度有關。

比如萊特島之戰前，裕仁希望給美國重擊以創造“妥協的余地”。這種想法不僅是萊特島之戰前，伴隨美軍開始反攻日本”勝利”日益渺茫后裕仁一直有這種想法。如裕仁說：

“我以為自新幾內亞的斯坦利山脈被突破后(十八年九月)，勝利已無望。所以我想能在哪里給予敵人以打擊，以取得講和的機會……”

在當時日本的戰爭狂熱氛圍中，不到一敗涂地要放棄戰爭確實很難，但至少可以說裕仁在戰爭結束之前并未對”和平”作過有意義的嘗試。

通過上引裕仁的自述，我想裕仁在戰時的作用是否如麥克阿瑟所說，已沒有見仁見智的余地，無須再置一詞。由此，我們可以說裕仁免責的理由不能成立，或者說如果東條等人確應對戰爭負責，那名列第一的責任人應是裕仁——至于東京審判的各種疑問及本身當否則是另外的問題。反之也可以說，如果裕仁可以免責，正如東京審判法國法官亨利·貝爾納所說：對東京審判判處有罪的其他甲級戰犯至少有失公平。

（以上部分內容參考了程兆奇論文《從“東京審判”到東京審判》之一節，載《史林》，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