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華東政法大學校長辦公室，書柜上，辦公桌的角落，甚至是茶幾上，到處都是堆積的“書山”。雖然，這已經是何勤華和這間辦公室獨處的最后一天了。

7天之前，上海市委組織部宣布，現年60歲的何勤華因年齡原因，不再擔任華政校長。這意味著，掌舵華政16年的“華政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將正式卸任。

何勤華1978年2月入讀的北京大學法律系，培育了我國高考恢復后的第一屆法學大學生。現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和陳興良、原煙臺大學校長郭明瑞......至今說起那一屆的畢業生，仍是星光熠熠。

1984年，在華政攻讀完外國法制史研究生后，何勤華選擇留校任教，其后再也未離開過校園，直至退休。

從教31載的何勤華，如今已是桃李天下：他親自指導過的博士生就超百人，他也同時見證了中國法治建設迅速發展的三十年。華政教授童之偉在其卸任后，撰文評價何勤華是一位“有學有術的校長”。

7月8日，在華政的校長辦公室里，何勤華接受了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談話中，他保持著一貫以來的嚴謹：面對每一個問題，他總會認真思考后，分成一個個條目逐個作答。

何勤華在訪談中，談及了他對目前法學教育的看法，也認為“法學教育跟不上社會發展”是一個會長期存在的問題。在談及司改問題時，他指出，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深水期，需要法律先行，不能以犧牲法治為代價來推進改革。

法學教育跟不上社會發展的腳步

澎湃新聞：你從事法學教育30多年，承擔著教師和校長雙重角色，你認為這些年我們的法學教育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變化？

何勤華：我以華政為例子來說吧，主要有這幾個變化：第一，法學教育慢慢從職業教育變成通識教育，1998年擴招之前，畢業生基本都被分配去了公檢法，但擴招以后，90%的畢業生去了公司企業等單位，只有10%去了公檢法。所以現在的法學教育成為一個人進入社會的階梯，而并非學了法律就要去從事法律工作。

第二，現在學生的實踐能力很不足，因為學生太多，可供實踐的公檢法單位有限，為此，學校內部開展較多的模擬法庭、模擬仲裁法庭和法官實踐課。目前，我們的實訓大樓也已經建成，專門用來開展實驗、模擬法庭等活動。

第三，開始重視提升法學生的人文素養，培養他們對社會的敏感度、思辨能力。所以即使原來一批單科性的政法大學，也都設置了許多法學以外的專業和學科。

第四，注重培養卓越法律人才，比如設立國際合作班等，因為有用人單位跟我們表示，我們的畢業生很多，但沒有在外語和專業方面特別突出的，沒有一來就可以直接給領導做翻譯或者能夠直接赴聯合國各種機構工作的高端法律人才。

澎湃新聞：你覺得現在的法學教育還有哪些不足？

何勤華：首先，我們高校的辦學自主權非常有限。學校本身對招生（尤其是博士生）沒有權力，而是由發改委規定一定名額，下發到教育部，再下達到學校。

其次，畢業生這么多，如何提高就業率。法學畢業生學非所用的人越來越多，要想辦法讓每個學生都能找到自己認為有價值的工作。

第三，法學教育跟不上社會發展的腳步，我認為這個問題100年到1000年都會存在。因為法律是社會問題的反映，從它被提出、制定再到課堂上，本身就已經滯后。這就需要教師上課不能只講教材上的內容，還要教授最新的最高法最高檢的解釋條例等內容，教材也要不斷更新。

最后，大學教育不能只是灌輸知識，還要注重關心學生平時的成長、關心他們的身心健康和道德素養。現在的問題是，學生太多了，老師跟學生接觸少，甚至有些老師跟學生無法溝通。

澎湃新聞：法學生在學校接受的教育是法律至上，但步入社會從事法律工作，卻發現現實并非如此，除了法律還存在其他因素，很多人會不適應，你如何看待這種矛盾呢？

何勤華：我理解的法治就是按照規則和程序去辦事，它不是空洞的，而是具體的。任何領導干部如果違法亂紀，就是違反法治。四中全會已經出臺了領導干部干預辦案要受處分的決定，3月18日，中辦和國辦發布規定又對此進行了細化，明確了哪些行為屬于干預行為，哪些領導干部被包括在內等。其實，根據我跟公檢法工作人員的交流發現，現在公檢法系統的工作比以前越來越規范了，辦案受干預較以前來說已經有了進步。

澎湃新聞：北京大學法律系77級校友中，很多如今都在法學界享有盛名。而如今的社會常被說成是一個“沒有大師的時代”，你怎么看？

何勤華：以前我們是第一屆，人太少，全國加在一起才193人（我印象中我們北大法律系是83人，吉林大學法律系是60人，湖北財經學院法律系50人）。現在本科以上的法學畢業生全國有10萬多，優秀的人才還是很多，只是基數太大，被淹沒了。而且我們那時第一批基本都被分配到了很重要的崗位，那時就連司法部這樣好的崗位都沒人愿意去。后來在進行提拔時，我們這批人也都受到重視。而擴招以后，就業比較困難，如我們華政最早每年招三四百人，上世紀90年代長期維持在650人，1998年擴招以后人變得很多，現在平均每年招3000多名，在校生就是12000多名。

改革不能以犧牲法治為代價

澎湃新聞：現在司法改革很熱，你最關注哪一方面？

何勤華：去年上海成立第一個法官檢察官遴選（懲戒）委員會，我是15個委員中的一個。遴選委員會成立半年多，選出第一批主審法官，主審檢察官。

外界對上海司法改革的評價不一，一種是覺得我們很成功，另一種則是認為法官、檢察官33%的員額制存在問題，不太具有復制性和推廣性。這也是我們遇到的最大問題。

首先，有人覺得33％的比例太少，因為這意味著有一部分法官要改行或者去當輔助人員，從法官成為輔助人員他們肯定感到不開心，最后會離開法官隊伍。

其次是法官的工資。員額制后，法官工作增多了，責任還要終身追究，但是工資待遇提高又不多。目前，法官的平均收入不及律師的五分之一。上海雖已經提出，入額法官工資提高43%。但對此數字，還沒有具體解釋，計算基數是指法官的總收入還是指基礎工資，假如是后者，則意味著只增加一千多元。

澎湃新聞：那法官能實現審判獨立嗎？

何勤華：司法改革的中心是審判獨立，以審判為中心，誰審判誰擔責，但目前審判獨立性還存在不足。這跟我們的法官制度還是有關的，西方的法官制度就有很深的內涵，比如在美國當法官要滿足以下條件：1、法官的準入門檻高，要求有15年以上律師經驗而且有口碑；2.法官任職要向總統宣誓，是個公眾人物，受社會尊敬； 3.高薪，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跟奧巴馬總統工資持平 ；4.終身制。這樣的法官制度才能要保證一個法官能后顧無憂的審判案件，從而保證審判獨立。

不過四中全會有個決定很有意義：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能將法官調離、撤離、免職。這跟西方的法官終身制已經很靠近了。

澎湃新聞：之前聽說領導干部不要占名額，不要進員額，但最近最高法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在說話中提到“領導干部經考核符合入額條件的，應當進入法官員額，但必須作為主審法官履行審判責任”，你怎么看？

何勤華：法官、檢察官要和行政人員的工作要區分開來，法官在兩者之間要做個選擇。上海選的法官都是非領導干部，院長副院長全部沒有選入。因為如果領導干部進入員額制，那么他是屬于行政人員還是業務人員，就變得更加麻煩。

沈院長講的是符合許多地方的實際情況，因為許多院長、副院長本身都是辦案能手，都是業務骨干，如果他們都不進入主審法官系列，對我們的審判質量會帶來很大的問題。但在上海等發達地區，一在批工作在第一線的法官都是很有水平的，所以院長副院長等不進入主審法官，應該問題不大，這個問題還是要因地制宜。

澎湃新聞：你認為為何現在司法改革突然被提到這樣高的位置？

何勤華：我認為有六個因素，首先是我們現在各地關于法治的口號太散了，而提出一個總目標，包括法治和司法改革的，大家都圍繞著這個目標奮斗，這方便整合法治建設各方面的資源。

其次，要肅清法律虛無主義，處理好法大還是權大的問題。需要提高法治的權威，提高司法公信力。這是因為在周永康、薄熙來的心里都是權大，法和司法都不被當作一回事。

第三，我們國家在社會轉型時期面臨許多需要處理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法治，需要加大司法對維護社會的貢獻度。

第四，中國社會繼續發展也需要法治，需要加大司法公正的力度。發展不能無序，而要是按照法律來發展。

第五，跟深化改革有關，我們改革已經進入深水期，需要法律先行，而不能以犧牲法治為代價來推進改革。在推動改革和維護改革成果方面，必須要求有更加健全的法治，更加完善的司法體制和機制。

第六，反腐敗需要制度建設，制度建設需要法律推動，以及完善的司法權的積極介入。